5364-高岗饶漱石事件始末-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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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有地方主义和本位主义思想，遇事考虑本地区的利益多一些，心中缺乏全局观念。一个领导干部，应当胸有全局，应当使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这一点我没有做好，我常常过分强调局部利益、本地区、本部门的利益。”
“骄傲自满情绪我也存在，有时还表现得比较严重。思想上总觉得自己正确，觉得自己有能力，有水平，办事果断。也觉得自己对革命有功，从老区里来的，一枪一弹打过来的，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很不容易。抗日战争结束后，开发东北有功；建国以后，建设东北有功；抗美援朝战争打响以后，又对支援前线有功。总之是思想骄傲了。这种思想和情绪，是很不好的。”
“我在作风上也有不民主的东西。作风上的不民主，根子就在思想上的骄傲自满。既然自己水平高，能力强，还要婆婆妈妈商量来商量去干什么？拍了板就完了。这样，不仅在工作中挫伤了同志们的积极性，也给工作造成了一些损失。由于骄傲自满、作风不民主，就总是爱听表扬的话，不愿意听批评的话。”
“这些东西，都是作风不纯，希望能够听到同志们更多的批评，以便我提高认识，在今后的工作中，改正这些缺点，纠正这些错误。”
高岗的发言结束后，会场上的气氛较为冷淡。这也难怪，因为听完他的发言，就像在夏天被烈日晒得滚烫的广场上，洒了几滴水，这能解渴吗？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而且，他的所谓自我批评，听起来不是自我批评，倒像是自我表扬。
高岗检查完了以后，饶漱石也在会上作了检讨。
饶漱石在题为《关于我的错误的自我检讨》中，虽然涉及一些具体事实，但是浮皮潦草得使人吃惊。比如在苏北黄花塘整陈毅，他用心那么诡诈，手段那么阴毒，可他这时怎么说呢？他说：“我与陈毅同志在华东敌后共事时，曾一度关系搞得不好。”原因呢？他说是“由于我对客观情况估计不足”，陈毅有“丰富的革命战争经验”，而他却“既无革命战争经验，在人事和工作上又都很生疏”，他本来“应该采取一切可能的办法来保证和陈毅同志团结共事”，可他却没有这样做。他做什么了？没有说。
这也叫检讨？
饶漱石也说了几句“我已经开始认识到自己所犯错误的严重性及其对党的危害”这类话，但是没有实际内容，用那个时代的习惯用语，叫做“大帽子底下开小差”。
同高岗一样，饶漱石检查完了以后，会场上的反应依然是冷淡。
在压抑、烦躁、气闷，浑身不自在之中度过了几天的高岗，终于挨到了会议结束的一天——2月10日。
这一天发言的有陈云、周恩来，最后通过决议。
陈云的发言，哲学性强，言简意赅，抓住要害，也生动活泼。
陈云发言的主旨是：我们党有可能出现张国焘这类人物搞分裂主义，问题在于我们怎样才能有效地防止这类分裂主义，不使乱子闹大。
张国焘是何许人，高岗是清楚的，作为党的高级干部，在延安时批评张国焘，他参加了。1938年，张国焘借祭黄陵之机，跑到西安，又跑到武汉，最后他独自一人投到蒋介石国民党的怀抱，当了特务，连他的警卫员也不跟他去。这些，高岗也都清楚。
陈云说：“过去出过张国焘，以后是不是还有李国焘、王国焘呢？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决不能说没有。说没有，就要犯错误。宁可说，可能出现。”
听话听音儿，这个普通道理高岗自然懂得。陈云说的是“张国焘这类人物”、“李国焘、王国焘”，这不是分明把高岗归入张国焘一“类”了吗？
陈云说：“过去有许多同志设想，像张国焘这类野心人物，可能不会再在我们党内出现。理由是什么呢？有这样几条：第一条，党已有三十多年的历史，革命已经胜利，干部都经过锻炼，都希望我们党里不出张国焘这类野心人物。第二条，只要加强党内马列主义教育，就可以不出现张国焘这类人物。第三条，说我们有毛主席在，大概可以不出，把希望寄托在‘毛主席万岁’上。”
“现在看来，这三条都有很大的作用，但是只有这三条，我看还不足以保证我们党内不再出张国焘这类的人物。”
关于第一条，陈云说：“原来想，革命已经胜利，似乎可以不出张国焘这类人物了。现在看来，恰恰相反，革命胜利了的国家，更容易出。现在比起秘密工作和在山沟里打游击的时代，更容易出野心人物。大家是为革命来的，还是为做官来的呢？回答这个问题也容易。起初是干革命来的，以后是革命加做官，既革命，又做官。后来官越做越大，味道也越来越大。”
这时，会场上发出了笑声。高岗笑也不是，不笑也不是。但他还是尴尬地咧了咧嘴。
陈云继续说：“有人就只想做官，不想革命了，把革命忘光了。”——这句话，在高岗拉陈云一起拱刘少奇的时候，陈云对高岗说过。
陈云接着说：“在胜利了的国家里头，有电影，有照片，开会时热烈鼓掌 ，阅兵时可威风啦。火车站欢迎的时候，送鲜花，夹道欢呼。物质享受是很具备的，很可以腐化。从前在瑞金、延安时，想腐化也很难，现在腐化很容易。”
这时，坐在高岗前面的人不住地点头，左面、右面，也有人点头。陈云说的好像并不是讲什么道理，而是摆事实。常常有这种情形：越是深刻的道理，就越不像是道理，而是实际，是事实——无可辩驳的事实。
陈云继续提醒说：“我们不能盲目乐观的。所以，希望我们党内不出野心人物，这种好心肠，我看是会落空的。把希望寄托在这一点上，是很危险的。”
两次会议（一）党的七届四中全会揭发批评高岗、饶漱石（5）
关于第二条，陈云说：“加强党内马列主义教育，这是很好的，但我看只靠教育也不能保证党内不出李国焘、王国焘。张国焘不是老党员吗？他比一般干部受的马列主义教育还少吗？但是他叛变了。这证明什么呢？证明只靠马列主义的教育，还不能保证我们党内不出野心人物。”
关于第三条，陈云说：“至于说有毛主席在，我们党内就可以不出野心人物，我看也是靠不住的。毛主席当然是伟大的领袖，是我们党团结的核心，但是，这是否可以保证我们党内不出李国焘、王国焘呢？也靠不住。我看，只能出得少一些，出得慢一些。有些露了头以后，因为毛主席在，容易解决，解决得快一些，但并不能保证不出。‘毛主席万岁’这是一个政治口号，但是毛主席在生理上是不能万岁的。我在这里，在四中全会上，说毛主席生命不能万岁，这似乎不太好，但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毛主席实际上是不能万岁的。”
这时，会场上的气氛很有些异样，这气氛分明格外严肃，但又活泼；分明格外庄重，但又轻松。高岗想，陈云说这些话真够大胆的了，他自己可不敢这么说，特别是在这大庭广众之下。但他又朦朦胧胧感到，大概越是内心坦荡，才越敢实话实说，心怀鬼胎，才拐弯抹角，吞吞吐吐。
陈云最后的意见是：
“我们翻来覆去地想一想，可靠的是什么呢？我们党内可能出现分裂的危险，就没有什么办法防止了吗？我看可靠的、永久的办法，可以传到我们子孙后代的，就是提高高级领导人的革命觉悟和革命嗅觉。出了野心人物的时候，乱子闹得大不大，关键是什么呢？我看关键是在几百个高级领导人，就是省（市）委书记以上的干部及军队中的负责干部。如果这几百个人有高度的革命觉悟，有高度的革命嗅觉，那么，出了李国焘、王国焘也容易把他揭露。如果这几百人觉悟不高，嗅觉不灵，出了野心人物的时候是可能闹不团结的，甚至可能闹到党的分裂。出大乱子出在什么地方呢？就在这几百个人里面，首先是在座诸公，穿黄衣服的，穿黑衣服的，党头、政头、军头这几百个人。如果出了野心人物，能否迅速地把他揭露，不闹成大乱子呢？那也决定于这几百个人。只要这几百个人头脑十分清醒，革命胜利就会有保证。”
陈云发言完毕，该轮到周恩来了。
周恩来的发言，篇幅相当长。当讲到党的团结，建议全会通过《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时，周恩来说：
毛泽东同志和中央政治局向全党敲起警钟，反对任何共产党员由满腔热忱地、勤勤恳恳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贵品质堕落到资产阶级卑鄙的个人主义。
为什么把问题提得这样严重呢？这是从苏联共产党、各国共产党乃至我们党自己的历史中吸取教训而得出的结论。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的党已是胜利的党、执政的党，因为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的威信又是这样高，所以个人主义的反党活动已不甚可能以公开面目反对党的领导，而会是躲藏在党的正确路线的旗帜下，利用某些领导同志的缺点和个别错误以及党内某些不同的意见，进行暗中挑拨和散布流言，有时更假借名义，进行非法活动，以便达到个人企图。
我们之所以特别着重地反对党内一部分干部中首先是高级干部中滋长着的一种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是因其如不受到严厉的批评和纠正，这样的干部就会一步一步地发展成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野心家，或者被这种野心家所利用。我们党内目前主要的危险就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而党内干部中首先是高级干部中的骄傲情绪，正好是这种思想滋生的温床。
骄傲的起因，多由于在工作中有了一些成绩就沾沾自喜，忘记了共产党员所必须具有的谦逊态度和自我批评精神。我们高级干部中若有这种骄傲情绪，又不加以制止，其危险性就最大，因为就他的地位、权力、威信、影响来说，最容易生长出个人主义野心，对党、对共产主义的事业也就危害最大。
我们又要区别流言蜚语、个人攻击与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前一种，那些话是见不得人的，是拿不到桌面上的；后一种，应该是言行一致的，表里如一的。这中间的界限就是我上边说的，属于后一种的，不管当面也好，背后也好，会里也好，会外也好，都是可以说的，因为都是有利于党的团结的言论和行动嘛！前一种就不同了，那些话不都是可以到处说的，只可以在背后说，在会外说，在一群人中说，在一个地区说，这就有了见不得人、拿不到桌面上来的短处了。我们要区别破坏团结的非法活动与一般性的自由主义。我们也要区别严重的个人主义与一般的骄傲情绪。当然，一般的自由主义和骄傲情绪可以为个人主义的非法活动所利用，并且可以发展成为严重的个人主义。这中间有没有界限呢？有的，决定的界限就是有没有发展到了个人野心，争夺权位，破坏党的纪律，进行反党活动。
刚才说的是一般性问题，我在底下说一说特殊性问题。
在这次四中全会上，根据毛泽东同志所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