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的红与黑-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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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要这样，一定要小心，否则有一天你会受苦的。奶奶说起这话时，总是一脸的严肃，并且很生气。
没有人能理解奶奶。
奶奶可没有季老的文化水平，他不会像季老那样豁达与智慧，她只能这样谆谆教导的叮嘱我们，她能做的只有这些了。奶奶怎么能和学术泰斗季老相提并论呢？可他们的命运在那个时代却是一样的，而内心的伤害也是一样的，同时灵魂的改造还是一样的。
奶奶在电视上无意听到贝多芬的那首《命运交响曲》，从那以后每当这个音乐响起的时候，奶奶就着急的蹦起来，指着电视说：你看，你看运动又来了吧！音乐都响起来了，赶快，赶快把电视藏起来。
我知道奶奶永远都不会像季老那样拥有那么多人的尊敬和喜欢，也不会像季老一样有机会为同学看包，更不会有人在门外等候的事情，因为毕竟时代不同了，学界泰斗，毕竟是学界泰斗，但愿奶奶的来世能和季老是邻居，这样她的灵魂就有希望能和季老一样得到复苏了。
古典音乐系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北大演讲的境界）让中国拥有一个巴赫吧！
一个国家扬眉吐气，其最核心的东西是我们的科技，北大虽以文科闻名，但北大的理科也是相当的了得，只不过在宣传方面不象文科那么张扬。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条件，科技的发展会实实在在的反映着国家的综合国力，因为科技要的就是资金。同时投入与产出的长时间性，让我们又不能一下子就看到结果，再加上资金的量非常之大，科技成果又离老百姓比较远，就如我们现在时期的SARS，有多少人会关心我们这个非常时期的科技攻关，又有多少人知道除了白衣人士，奋斗在危险前线的还有我们的科技工作者，甚至他们的工作更危险。在这个非常形式化的社会里，没有新闻热点，怎么可以为你做免费宣传。国与国的竞争，和学校与学校的竞争是相同的，除了人文以外，就是钱的多少。
1922年爱因斯坦与北大擦肩而过，刚刚获得诺贝尔奖的他，是在中国的上海知道这个消息的，本来他要来北大做演讲的，而日本这时候发出了邀请，而且费用非常高，于是他选择了去日本，而我们这一错过，就与之从此无缘，尽管我们后来也答应了他的费用请求，但当时各种错综复杂的原因，及一些莫名奇妙的耽搁，爱因斯坦总是收不到我们的答复，于是他就走了，我们科学差距就此拉大。钱不是最主要的，但却是最基本的。
科学是要做出来的，可这一切需要钱。第一位华裔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杨振宁，有这么一段话值得我们记下来：“我的读书经验大部分在中国，研究经验大部分在美国，吸取了两种不同教育方式中好的地方。我觉得我是非常幸运的，在绝大多数和我同年岁的人都有着种种困难遭遇的时候，我却有很好的老师，很好的合作者，很好的学生。而且在物理学界以外有很多的朋友。其实中国的教育是容易出人才的，关键是创新，一个创新比获得一个诺贝尔奖要重要。”这才是一个拥有非常完全人格的人的见地。
创新的源泉来自于哪里呢？是灵性。灵性不是指头脑，而是指灵魂，完全的灵魂才能塑造完全的人格，完全的人格才会拥有一个健全的头脑。
巴赫是西方古典音乐之父，他专为教堂写音乐，演奏音乐，他的音乐绝对是一种灵性的展示，但在那个时候，人们却不能理解他作品的含义，称他的音乐作品中宗教题材的音乐太世俗化，可见其作品内的人道主义性质与世俗的格格不入。创造总要付出代价，巴赫的成名不是在生命中，而是在他死以后，人们突然间才找到了上帝的音乐，突然间才发现巴赫与音乐都是孤独的，难怪在他临死前一年他会失明，原来神性赋与了他的灵性。同时我们也看到创造的道路上，不论是音乐还是科学都是一样的艰难，但支撑必须坚持下去的理由就是崇高的理想。巴赫是个非常复杂的人，因为他生活在非常复杂的时期，同时他运用音乐的技巧又是多种多样的，有哲学、数学、逻辑，还有天文学，全才的他，成了一代音乐“富豪”，成了后来音乐家的典范。
为什么让中国降生一个巴赫，因为我们需要灵性和创新，让这个巴赫从事中国的科学工作，引领着中国的科学界，然后为中国的科学注入一支强心剂，不是为了得一个诺贝尔奖，而是带动一大批创新的人才。祈求上帝的赐福。
以上只是我的一个乌托邦理想而已，这个想法是极其不现实的，一个人拯救不了一个国家的科学，我们不要把希望寄托在一个人身上，而是应该看到科学的进步是一个综合的过程，是人与人合作，是人与人的竞争，是人与人的创新，还有一个完善的管理机制，一个国民的素质，一大批健全的人格，还有一股社会精神：创新与创造。
杨振宁在北大演讲已经快十年了，爱因斯坦与北大失约也将近100年，我们科学的进步在哪里呢？大批的人才都去了美国，北大成了学生留美的预科班，这种现象在50年代的德国、法国、英国多了去了，他们称这个为“脑力流失”，大家也是吵来吵去的，可后来大家就不吵了，到了70年代、80年代，国家的经济好了，回流现象就多起来了，所以这种争吵真是没意义的，难道你不相信，有一天，这些人当中会为我们带回一个巴赫呢！
古典音乐系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北大演讲的境界）周星驰伴着《天鹅湖》跳舞
柴可夫斯基是个可爱的人，因为他是一个内羞的大男孩，对自己深爱着的姑娘，不敢开口，而对自己娶回家的女人又说不出不爱她，爱情与婚姻让他的内心很孤独，于是就有了理想化的芭蕾舞，而《天鹅湖》就成了他的内心告白。浪漫多属于才情茂盛的人，而他给人的印象却是忧郁、苦闷、带点神经质，甚至还有些同性恋的味道。没办法，有思想的人都是孤独的，发泄的唯一办法就是表现在自己的作品上。音乐家是这样，我们的文人墨客也是如此。
大多数情况下，看着作品想作者，其对号入座的准确率是很低的，比如说周星驰。星爷来北大讲座，近3000张5元一张的票，不到一个小时就被售空，这成了北大的奇迹，而且没有进入百年讲堂的人差一点群体围攻，于是有人就开始议论起北大，我们一下子成了堕落的天使，媒体及评论人员开始因为这件事开始寻找着北大的精神，甚至有人还断言这是中国教育的大败笔。场内热闹非凡，场外更是人声鼎沸，大家都在津津乐道的各取所需，甚至有的记者看到学生们出来，互相背诵着星爷电影里的台司，于是就开始捕风捉影，悲哀着现代人的空虚生活。
我真是感谢这些杞人忧天的长辈们，也感谢大家对北大的厚爱，如果从这么一件事里就看出了我们的高雅没了，那么北大的包容与自由在哪呢 ？星爷在讲堂上，真是谦谦君子，与他舞台上的形象也是千差万别，但是我们喜欢他，更多的是喜欢他的作品。星爷谈不上高雅之流，难道没有高雅，我们就不要接受了吗？难道我们听了一次轻松而愉快的演讲，甚或是追了一次星，我们的道德水准及素养就出现问题了吗？由表及里的就痛说纷纭了吗？我猜来想去，唯一想到的就是你们把北大看得太神圣了。北大永远都是每个人心中的北大，无论是城里还是城外，它永远都会接受任何人，而且永远都会像未名湖一样的包容着。星爷这件事，让我想起了北大中文系严家炎教授要开金庸这门课时，也是这样，把个北大批判得体无完肤，有的人是那么的解恨，接下来就期盼着北大落魄，总有那么一群人一年一年的做着重复的事情：吃不到葡萄说着葡萄酸，而且为了让自己与别人分开，甚至还要表明一下自己的立场。北大要不就是神圣得为一片圣土，要么就被妖魔得为藏污纳垢、吃老本什么的。好事者的心态我知道，无非就是为了标榜他自己。我不知道为什么总是有那么一大批国人，总是用极端的眼睛来看一些事情，不仅是在北大身上，泄愤的情绪总是有的。分析一下国人这么多年在形式上的变化，我想这场争论也反映了国人在人性上的本质变化，那就是要参与，要发表自己的观点，因为我们即便开放了这么多年，但在言论方面的落后，却是非常明显的。大家总想找到一个氛围和环境，让自己的想法能够得到共鸣，哪怕是反对的声音，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证明自己是不孤独的。
网络让大家实现了这个愿望，但是这个形式太不规范，大家都是信手拈来，反正也不用负什么责任，先让自己痛快一下再说，哪管别人的感受。星爷来北大的讨论更多的是在网上，有一段时间铺天盖地，北大永远都是言论自由的，但最后的主张还是自己的，我们怎么可能管得那么多，北大只是想让更多喜爱星爷的人，能够有一次面对面的机会而已，其实挺简单的事，可为什么搞得那么复杂。
北大的大讲堂，会对任何人开放，只要你不被学生们嘘掉，只要你能够被认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北大才喜欢这样呢！如果有一天你看到，北大人突然间不知道世俗的东西，不知道通俗而流行的音乐，不知道奥斯卡影帝是谁，那才是一种危机呢？
当长辈们年青时，唱着《喀秋莎》，读着《罪与罚》是不是也显示着中国文化的悲哀呢？我们要不断的接受新事物，因为北大是常维新的。北大就是喜欢星爷，喜欢还需要什么理由吗？甚至我们更希望看到星爷浪漫的事，北大甚至可以为他配上《天鹅湖》的音乐，如果有可能，让他能够展现一下舞姿，那就更是一种完美了。
北大爱星爷，如果非常要加上一个期限的话，那就是一万年。
校园民谣系列——爱要怎么说出口教书先生
正如歌里所唱的那样：“一位老先生坐在讲桌后，面前的四书五经他颇有研究，满口的之乎者也， 西装也挺讲究，我跷着二郎腿， 直晃悠。”我厌烦歌词中描写的这种教书先生。迂腐而又刻薄，自以为是而又高高在上。
在校园里，够得上先生的，现在越来越少，对于校园里的老师，我有一种逃脱的欲望。
在教室里，你可以到处看到：七八个头仰天，两三张嘴流涎，教室里做梦过新年，听取鼾声一片。这就是学生的状态，还有更甚的：现在学生更糟糕，爱哭爱笑还爱闹，天天上课都迟到，迟到也不喊报告，考试作弊有绝招，又能偷看又能抄，个个都像韦小宝，捉弄老师有技巧。
而所谓的学校名誉呢？你来听听这个：
一等公民是清华，朝中有人好提拔；二等公民是北大，民主自由常自夸；三等公民是南大，炮制论文到处挂；四等公民是浙大，拼凑勇气真可嘉；五等公民是复旦，宝贝得志笑穷酸；六等公民中科大，中国红苗欧美花；七等公民上交大，硬把自己当哈佛；八等公民西交大，正室反被侧室压；九等公民是哈工大，瘦死骆驼比马大；十等公民是华工，嘴尖皮厚腹中空。气急败坏是人大，为了排名告网大；饥不择食是东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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