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02-手术刀就是武器--白求恩传-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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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天主教医院里，他在许多方面都是一个使人不安的怪物。他不像那种常见的医生，他们像他所爱说的那样，“打扮得像殡仪师和旅馆管事的混种”，他在医院出现的时候，常常穿戴着卷边圆帽、深色衬衣、丝领带、做得极讲究的英国格子呢上衣和灰法兰绒裤子。起先，修女们对他很反感；然后她们接受了他；接着她们都热爱他。不久，他和圣心的关系便成为固定的了。
因为胸外科完全由他主持，他能够不受阻碍地尝试他的一切见解和技术。他改进并且发展了他在阿奇博尔德大夫指导下在皇家维多利亚医院采用的许多新方法。他设计并且采用了许多新的手术器械。
他那个科从一无所有逐渐发展到在一年之内可以医治一千一百名之多的肺结核病人。在他的领导下，终于每年施行将近三百次大、小胸部手术，包括在一个十二个月的时期里施行多至七十三次的胸廓成形术。
经常的手术工作没有减低反而加强了他对于做试验和寻求治疗肺结核的新办法的热情。他旧日的精力又回来了，恢复了他对工作的爱好。他可以和朋友们在一起大半夜不睡，早上动手术，下午做试验工作，中间还要去查看病人。如果碰到一个医学文献里没有前例的病例，他就以惊人的大胆来临机应变。
有一次，他被请到皇家维多利亚医院去为一个老年男病人会诊。两年前病人因为要从右胸间隙排除大量的脓曾经动过手术。现在原处又有剧痛，证实感染复发了。其中一个困难是病人的高龄，恐怕经不起长时间的手术。白求恩从胸部吸出了（确确实实是用嘴从一根空针吸出来的）五百立方厘米的脓，表明了感染的程度。化验表明其中有链球菌以及其他杆菌，但是没有结核菌。白求恩研究了这个病例，考虑到病人的年龄以及结核菌的不存在，决定用一种新奇的治疗法。他用刀一直切入到感染的部位，然后让伤口一连九天敞开着排脓。第十天，他往敞着的伤口直接放进满满一试管的活蛆，用一块铁纱牢牢地盖着，又在铁纱附近挂了一盏电灯把蛆赶进伤口的深处。
他这种治疗法是根据自从安布罗斯·帕雷（1509—1590）①那个时代以来就知道但往往为人忽视的事实；被疏忽而有蛆侵扰的伤口往往并不恶化，反而愈合。对照实验屡次证实蛆似乎“吃掉”了感染病毒。现在病人的伤口里除了蛆以外别的什么也没有，白求恩等待着结果。
① 法国科学外科学创始人。——译注
在被铁纱盖进去以后的第二天，蛆很活跃。两天以后，它们不如起初那样活跃了，同时也长大了点。伤口排出的脓现在显著地减少并且变稀薄了。下一天，蛆都死了，排出的脓也更少了，在化验中出现的链球菌比以前少得多，同时暴露的肺面也呈现出健康的样子。死蛆用食盐水冲洗出来，两天以后，重新放进了活蛆。六天以后，这些蛆又被冲洗出来，原来由感染造成的空洞缩小了五倍。又过了六天，病人起床，两星期以后，空洞完全封口，他就出院了，并且他的麻烦的感染病毒从此没有复发。蛆这样被人利用这是第一次。②
② 应该提一下，这是在磺胺制剂和各种抗菌素发明以前。——原注
白求恩在这方面继续进行实验。他将他的研究结果发表在《加拿大医学会学报》1935年3月 号和《胸外科学报》上面。
那几年他在工作中成长，取得了成就和名望。他是他自己的主人。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行事，树立自己的目标。他的脾气不和任何上级权威发生冲突。他可以自由地实行他的主张，并且可以在平等的地位上跟任何人辩论。
《手术刀就是武器——白求恩传》第一部分第二部 敌人——肺结核（5）
他常在医学刊物上发表文章，有时候越出医学论文的常规而提出引起争论的问题。他是美洲大陆胸外科医生各种集会上的一个著名人物，并且终于被认为是有数的一个胸外科专家。就在他开始跟阿奇博尔德大夫工作的四年以后，他被选为美国胸外科学会理事会的理事。他和约翰·亚历山大大夫一道担任理事。正是那位大夫的著作深刻地改变了他的观点，当时他还在特鲁多疗养院。随着声望的增长，他被聘为设在圣阿加莎·德蒙的疗养院以及联邦政府和若干省政府卫生部的卫生顾问。而当圣心医院扩大在法族加拿大肺结核外科治疗方面所起的作用时，他自己也开始从外科治疗的技术问题向肺结核的理论认识方面发展。
就像从前他自己病危时不满那些对根治疗法的顾虑一样，现在他也对他认为是对肺结核进行局部处理的办法表示不满。他在所有的著作里都说必须放弃认为肺结核只是一种肺部疾病的概念。它实际上是一种全身的疾病。杆菌对于肺部的袭击是环境对于整个人体袭击的结果。“任何医治肺结核的办法，”他常说，“如果不把人看作一个整体，看作环境的种种压力之下的产物，就非失败不可。”
1932年年中，他初次发表了《吁请作肺结核早期压缩》的文章。他重新陈述了将来可能有直接消灭结核杆菌的疗法的论点，但认为肺结核在那个时候到来以前就可以扑灭。他继续主张应该尽早压缩病肺，使身体可以摆脱这种病患。“肺结核，”他说，“本身就有一种痊愈的倾向。如果和几乎没有痊愈倾向的心脏、肾脏、肝脏的各种慢性疾病相比，这种倾向使肺病在人类所患的长期疾病中成为独特的一种……作为一个民族，我们是能够扑灭肺结核的，只要我们认定花足够的钱来做这件工作是值得的。我们的办法包括改进医学教育、公共教育……强迫定期体验和爱克斯光检查、早期诊断、早期卧床静养、早期压缩、隔离以及保护年轻人。”
他对于医学界中的保守性和惰性所持的态度愈来愈具有批判性了。他说，这种对进步的抗拒正在使得许多人丧失生命，而且终于使国家不得不把钱花在本来可以避免的疾病和住院治疗上面。那些反对用“积极疗法”来治疗早期的洞状前肺结核和明显的洞状肺结核的人们不过是在重复着“本世纪初年反对用手术割治阑尾炎的意见”。预防措施、早期诊断、早期治疗以及充分利用外科方法——这些是他经常的呼声。
在圣心，他的种种方法产生了令人鼓舞的结果。许多病例，在十年甚至五年前可能会认为是没希望的，现在或是用外科技术治好了，或是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他在研究入院病人的数字和病愈出院病人的百分数以后，一个起初模糊而后来明确的奇怪的矛盾，使他感到懊恼。“这事不对头，”他往往说，“我们的外科疗法愈进步，我们收的肺结核病人愈多。正当治疗这种病的科学知识发展到最高峰的时候，这个病的发病率也达到了最高峰。”魁北克省的肺结核病人百分数比加拿大任何其他一省都高。病人的数目超过各医院和疗养院所能容纳的人数。生活水平最低的一省肺结核病人比率最高。在全国，在城市贫民区和破产的内地农村，成千上万的人慢慢地死于肺结核，甚至还不知道自己得了这种病。
为什么如此？就在他继续发挥早期肺压缩理论的时候，这问题使他感到不安。他寻找答案的时候找到了另一种正在全世界蔓延的疾病——一种比结核杆菌更易致人于死地、比中古的霍乱传染起来更加迅速的疾病。
像任何其他严肃的医生一样，他一向知道肺病的根源是贫穷。但是现在，不知为了什么缘故，贫穷似乎到处蔓延，源源不绝地产生肺结核病症，他和其他医生每治好一个病人就又有十个新的病人。现在他提出问题以后，解答把他引上了许多新奇并使他不安的道路。
报纸上满篇都是危机、萧条、破产、失业、救济、争论。1929年10月，纽约股票市场有过一点波动，然后就比波动厉害得多了。当然喽，没有必要过分惊慌——人人都那样叫别人安心——但是许多银行、工厂、矿山，没有过分惊慌，却像纸牌砌的房子似的破产了，而那些高唱“慎重的乐观”的人士一个接一个地从他们的华尔街办公室的高窗口跳了出去。
白求恩当然早就知道，经济上出了些小毛病，大家因此议论纷纷；但是据经济学家们说，那只是一种周期性的事情，不久自己就会解决的。然而，五年已经过去了，什么也没有解决。这位下了决心来医治肺结核的医生烦闷了起来，深怕他的一切美妙的理论虽然在手术室里非常实用，却正在手术室外遭受到破坏。
一百万人，加拿大总人口的十分之一①，依靠政府的救济过活。白求恩读到了失业者的生活水平的报道，发现失业者的家庭依靠大人每星期一元二角、小孩每星期八角的政府津贴过活，这种情况使他大为愤慨。那明明是荒谬的事，非得改变不行。但是当他那么说的时候，同事们看着他就仿佛他有点儿发疯似的。难道他不知道到处都是一样吗？他发现确实也是如此。总统们和部长们高谈着“近在眼前的繁荣”，而失业、破产和恐惧却深入到大陆的每一个角落。到处都是动乱和崩溃：在西班牙，普里姆·德·里维拉①用军事独裁的方式进行着统治；在德国，一个怪物和一个奇怪的运动，希特勒和国家社会主义，夺取了政权；在中国，蒋介石正在忙着用屠杀异己分子的方法来减少人口；在日本，一个军国主义的集团做着统治全亚洲的迷梦。
① 1952年加拿大人口已经超过一千四百万。——原注
① 里维拉（1870—1930），西班牙独裁者（1920—1930）。——译注
在白求恩看来，仿佛全世界患了一种集体疯狂病。黑夜好像就是白天，而白天却永远不来。“勒紧你们的裤带，”大腹便便的内阁发言人发出这样的忠告，而到全世界的失业人数达到四千万的时候，他们就停止统计人数了。他们说这完全是一个生产过剩的问题，但是到处人民却什么也没有。
他注意到全世界都有一种令人不安的矛盾。几百万人没有衣服穿，而美国却把地里的棉花翻耕入土。几千万人挨着饿，而加拿大却把小麦烧掉。街角上有人讨五分钱买一杯咖啡喝，而巴西却把咖啡往大海里倒。在蒙特利尔的工人区，孩子们由于软骨病而生了罗圈腿，而美国南方的橘子却成车地被毁掉。加拿大医学会的主席也发出了这样一个警告：除非采取紧急措施以医药供给大多数无力付款的公民，并维持无力免费治病的医生，加拿大医界和加拿大人民将遭遇到严重的灾难。
一天晚上，白求恩站在他的公寓小客厅里的画架前面，懒散地涂抹着，想从俯临着比弗楼广场的大窗口把夜景画下来。这些大窗口是他自己装的，代替了原来光线不足的小窗口。夜晚他可以向外眺望，看到比弗楼山脚下城市的低洼区域、港里的灯火以及集中在公寓南面和西面的巨大的摩天楼。从他的窗口可以清楚地听见圣劳伦斯河上拖轮的哀怨声。北面是圣凯瑟琳大街，那是城里最热闹的街道，再过去是高耸的皇山。他经常站在那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