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锦麟这家伙-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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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圳同事的眼里，杨锦麟既不是地道的港人，也早已不是户籍意义上的内地人。他的热情、豪爽，使他与内地的同事相见并没有太多的隔膜，并常以过来人的身份提供生活上的方便，足令这些浅尝资本主义人情世故的初来乍到者备感温暖。每天下班后的宵夜、喝酒自然是新同事之间联谊、沟通最有效的途径。杨锦麟经常是事前积极张罗、末了抢着埋单的角色。当然，其他的香港同事也非常自觉，彼此熟悉之后，轮流坐庄成为后来的惯例。
杨锦麟酒桌上的豪气是有目共睹的，段子、俏皮话也是张口就来。要说他的国语、粤语都算不上标准，但他对无论国语、台语、粤语中口头禅、俗语的熟练运用，让两岸三地的同事们全都自叹不如。当然，杨锦麟最终让大家佩服的还是他的文章、捷才、个性以及为人。
杨锦麟任职《香港商报》，不但有高级记者的头衔，还担纲主笔。
这里有必要对香港报章“ 主笔”一职略做介绍。报纸社论，在香港叫做社评，是报纸最重要的声音，代表着在重大事件、重大问题上报纸所持有的取态、立场、观点和评判。在中国内地，一些重要报纸的社论往往是国内政治、经济、文化，乃至社会生活重大转折的风向标和备忘录。社论撰稿人自然是报纸的重量级人物，有的还是由一组人担纲这一要务。
香港报章每天都有社评，地位无异于内地。大家熟知的香港几只健笔、著名报人，董桥、林行止、陶诘，也包括早年的金庸，除了以各自的专栏驰名，还都在不同时期担任过报纸主笔。杨锦麟是当时《香港商报》惟一的主笔。
这一年的6月间，杨锦麟上任不久，便应邀赴台湾采访。多年台湾问题研究的深厚功底、历练，香港视角的分析阐释，加之亲临其境，有感而发。返港之后，杨锦麟以《世纪末的台北很“ 政治”》开章，一连十数篇，记述了此次台湾行脚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依然是家国、民族的情怀担当，以及客观务实的研判。
以《台湾行脚》为栏目名称，杨锦麟一组系列稿件一连刊出十多天。这在当时的《香港商报》是绝无仅有的，而这次是鲜有地破例。
报纸的要闻版历来寸土寸金。世界之大，要在有限的版面中尽揽天下大事，沙里披金，就会有所取舍。当然，对于有价值的独家采访、深度报道，各家报纸都会不吝版面，甚至不惜大肆炒作。杨锦麟的《台湾行脚》起因不过是获邀随众多年一次寻常采访，算不上独家享有，但能连续十天刊发在《香港商报》的要闻版，其份量已经不言而喻。
杨锦麟的连续报道《台湾行脚》一经刊出就得到各方面的关注，迅速脱颖而出，并被转载。最终，这组报道赢得香港报业公会年度最佳新闻写作奖之特写新闻组冠军。这也是迄今《香港商报》赢得的最高荣誉。
喜讯当然令人开心振奋。从得知获奖消息，以各种祝贺的名义，怂恿杨锦麟请客的酒局饭局，头两轮是老杨自愿挨宰，接下来仍没完没了，近乎“ 敲诈”。酒桌上的热闹场面足令每一位参与者记忆犹新，开怀畅饮，酣畅淋漓，调侃骂俏，每一场庆功酒都不免放倒几位。等到后来杨锦麟的奖金终于到手，细算下来杨锦麟早已入不敷出了，但他还是喜滋滋地又一次犒劳了大家。“ 开心就好，钱是个王八蛋！”这是他著名的口头禅。
四、台湾行脚——“ 世纪末的台北很‘政治’”
1999年，杨锦麟获香港光华新闻文化中心邀请，与香港十多位传媒人专程赴台访问考察，行期四天。
与若干年前，即使供职专门机构，也只是在海峡这边眺望、揣摩，纸上谈兵地研究当代台湾问题，却未有过实际踏查和亲历感受截然不同。在香港，以媒体人的身份，杨锦麟已经不止一次地考察过台湾。台湾于杨锦麟虽然早已了然于胸，但他仍然重视这次旅程，认真做好一切的准备。
穿行整个台湾，四天匆匆的行程，杨锦麟与台湾各个主要政党高层及政治热门人物面对面对话沟通，增加了对台湾风起云涌的政治局势演变过程的感性认识和把握。同时，他还不放过任何一个与台湾“ 原居民”、“ 外省人”、“ 台南人”、各色人等的实际接触。
以一个香港媒体人定位，他感到，“ 港台政治文化背景不尽相同。但是，这种交往和接触却可以增加彼此之间的了解；而了解越深入，就越有增加共识的基础”。而了解台湾社会的实际情况，了解台湾民众的实际想法，不能只是采取“ 隔岸观火”的观察方法，也不能总是“ 隔靴搔痒”地说一些套话。
此行，他的一个取态是入乡问俗。
和杨锦麟一起回到1999年5月底的那几天。
那次访问主题是对2000年台湾选举情势实地观察。可以看作是对2000年台湾“ 大选”实战的一次演练和先行一步。
五月的台北盆地，适逢梅雨季节，天气变幻无常。时风时雨，乍暖还寒，正如台北的政治气候。离所谓“ 大选”还有将近八个多月，但杨锦麟一行刚一落地，提前开打的选战战况吃紧，种种传闻扑面而来。
台北的天空很“ 政治”。台北的计程车司机和北京“ 面的”司机一样，打开话匣子就能高谈阔论，百无禁忌。论起政治来都是一套一套的，人人皆有权威看法，个个都是独家观点，杨锦麟一众外地人见状，无不叹为观止。
这一次是例行采访——“ 政治味”很浓，行程密密匝匝，全部按照事先的安排，记者们绝对不可能像旅行者、观光客那样悠游自在。但毕竟是针对选举情势的实地观察，接待单位尽可能安排香港媒体人士，与大热门人选直接接触对话，采访对象堪称台湾当今政治舞台等量级人物，就不足为奇了。这其中，包括民进党的陈水扁、林义雄、许信良，国民党的连战、马英九、章孝严（日前已更姓为蒋），以及宋楚瑜、苏南成，等等。最后，虽然连战、宋楚瑜因无术分身，缘悭一面。但杨锦麟都一一为他们每位勾勒出惟妙惟肖画像，并清晰地带出了围绕在这些显要人物周围，台湾的政治生态、世情民生。
杨锦麟的一组台湾行脚，说起来已经是上个世纪的话题，但今天读来，感觉依然是单篇不乏看点，系列足够韵味。当年的新闻奖总评委金庸先生，专门为此写下一段评语，并亲自为杨锦麟颁发了这个奖项。
这项迄今《香港商报》所获得的最高荣誉，奖牌迄今仍然郑重地挂在《香港商报》的荣誉室，每一个到访者都能得以见证。
《杨锦麟这家伙》 第二部分现场发回的报道
五、2000年，台湾“ 大选”现场发回的报道
2000年，千禧之年。
台湾政坛动荡，杨锦麟受命往台湾采访选举。此时，他已客串凤凰卫视的特约嘉宾。作为台湾问题专家、时事评论员的角色，杨锦麟给自己的定位是，消息变动纷至沓来，帮助读者观众辨识真伪、辨别轻重，正是自己的职责所在。从读者对他这一时期专栏的热切关注，从电视观众对他现场点评的期待，显然，杨锦麟实现了自己的初衷，而且做得相当成功。
杨锦麟曾经著文，题目是《梦里萦系处，最忆是台湾》。漫步宝岛经年，流连忘返阳明山、北投的温泉，花莲外海眺望太平洋的壮观，夜里和友人畅饮在台北德惠街酒吧，高雄爱河旁倾听乡间小曲小调，登临阿里山清晨观日，游日月潭黄昏碧波，搭客车漏雨夜行，垂涎高雄旗津港海鲜，狂嚼基隆庙、云林夜市美味……这些都是在随后的几年间，杨锦麟每年数次台湾之行留下的处处履痕，发出的感怀、叹喟。
然而，此次的实地采访显然不是观光游览，既是大事发生时作为媒体人的一个职守，对杨锦麟而言，多年的当代台湾政治研究，此刻也是一个历史见证。
那些天里，置身中正纪念堂广场，以及台湾北中南部大大小小的政治鼓动场景之中，四下望去，满天飞舞的竞选旗帜，亢奋的人群，声嘶力竭，全情投入；耳旁喧天的锣鼓，齐鸣的鞭炮，震耳欲聋，杨锦麟仿佛回到了“ 文化大革命”某些特定的政治情境：一样的忘我，一样的滥情，一样的迷醉，几乎没什么两样。在他看来，尽管这不乏台湾民众一种自主愿望的表达宣泄，但更多时候，被政治人物的激情演说不断催化，民众如痴如狂，也是一种接近失去自我，或者集体催眠的状态。
台湾的各色政治选举，也曾有过贿选买票，有过暴力相向，有过无所不用其极的人身攻击和诋毁，充斥着自上而下、党军体制的严密组织动员……作为民间研究者的立场，杨锦麟认为，其中虽不乏民意和舆论在“ 选举假期”的理性表达，但更接近一场场政治秀和政治骚乱。在他看来，曾经作为权威象征的中正纪念堂前广场，不断的政治选举和闹剧，已失去了昔时的光泽，成了台湾政治势力和民众情绪宣泄的嘉年华会。
没有必要再对那场政党轮替的选举做过多回溯，媒体的不间断的报道渲染已经过剩了，还是着重地跟随杨锦麟目光所及，看几个容易被人忽略、冷落的场景。
台湾桃园县观音乡，一个临海的偏远小渔村，也是杨锦麟的一个观察点。在那里，他亲身见证了一次乡村选举投票的全过程。从选举开始，到最后点票、量票、唱票，以及宣布选举结果。在场的选民，不外乎村里的农夫、渔民和妇人，他们全光着脚，男人们赤裸着上身，女人们背着孩子，多数目不识丁。但把选票投进票箱的那个瞬间，人们的面部神情显得十分庄重，果然是“ 神圣的一票”。点票的全过程，除了唱票员的声音之外，现场无一喧哗，气氛紧张而有序。
在台中市，杨锦麟还在一个票站，看到一个年逾七旬的阿婆，无需任何人帮忙，一个人独自完成所有投票程序。在以观察员身份的杨锦麟看来，“ 如果没有经过不断的选举程序的历练，不可能有上述理性冷静和娴熟表现”。这一个个独立的现场，不难使人联想到一定层面上的客观、真实。
乱中有序，这是杨锦麟的概括、点评。
悲悯天下，愁浩古今的侠客情怀。杨锦麟论政、作文，都不是站在世界之外冷眼观望，而是一个拥抱现实，怀着自己美好愿望热心奔走之人。读报使他知晓天下事，同时给了他尽情宣泄的一方舞台。在一份杂志对一些知名人士的调查中，对自己认为最幸福的事的答案中，做自己喜欢的事是最多人的回答。对于杨锦麟来讲，他的幸福观也莫过于此。专栏作家或电视评论员，对他来说具有同样的意义。
六、2004年，台湾七十二小时跟拍，他捡起街上的鞭炮纸，一看是台湾自产的
随着两岸交流、沟通的日趋频繁，各类媒体的曝光，大陆与台湾彼此间的认识和理解已远不是过去的情形。
2004年的台湾所谓“ 选举”，杨锦麟这一次是以完全的电视人，全职的凤凰卫视时事评论员、《有报天天读》节目主持人，赴现场采访报道。显然，一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