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的新窑子-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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幔」蠖硬浚÷舻辏菜夥浚脊旃遥脊茏俊Ｕ庑┠曜芄舶峁�18次家，直到2000年，我们才有了属于自己的80平米福利住房。” 离开北京20年后的1988年，他们调回了北京。王学志在北京市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工作，赵娟华在北京塑料一厂招待所上班。1997年；45岁的赵娟华退休，月收入为730元。1998年王学志的单位转产，他也被划到了内退的范畴，于是，他的收入也降为597元。 为了贴补生活，供儿子读书，赵娟华去亿客隆当起了促销员，王学志蹬着一辆自行车在六里桥附近卖起了报纸。几年过去了，赵娟华认为自己已经成了一位大妈，不适合做促销工作。王学志却在街头继续叫卖着每天早晨5点钟领来的几种报纸。就连最近的非典死人期间，他依然没有休息一天。 王学志说：“卖报纸实为逼上梁山，刚开始卖报纸的时侯，的确磨不开脸面，一旦放开了，其实也就那么回事。我自从2000年6月13日开始卖报纸以来，从没有一个人小看过我，而且不少人成了我的老客户，天天买我的报纸。为了自己的信誉，几年来我没有一天不去，每天早晨五点半到九点半之间，都在六里桥北里的1路汽车站牌下卖报纸，可以说是风雨无阻。” 王学志卖的报纸主要有《晨报》《信报》《京华时报》和《参考消息》，如果他每天早晨卖掉200份，利润可达50元左右。现在，他卖报纸的主要目的是供正在北京农业大学读书的儿子王超完成学业。王超今年上大一，每个学期的学杂费最少也要8000元。其实王超非常理解父母的难处，因此，他每月的生活费从不超过300元。
2003。6。21 于北京西四环南路30号院
北京知青在新窑子的故事王亚男 1
王亚男，1952年5月4日生于北京，北京92中六八届初中毕业生。她上学的时候，是班里的文体委员。上山下乡运 动开始时，每个班都组织同学向毛主席表决心，她也表示要去广阔的天地里锻炼自己。1969年2月3日早晨，她的外婆 把她送到了92中的门口，随后他的母亲和弟弟以及邻居也去北京站为她送行。那时北京站的广播里尽管不停地喊着 “下定决心，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和一些激励人心的话，但此时的王亚男 还是默默地流着眼泪与家人告别。 王亚男回忆说：“文革开始后，我们的班主任就被打倒了，当时我们班很乱，没有老师管，学校组织我们去图钉 厂、电池厂和火柴厂下厂劳动。插队开始后，学校组织我们去音乐教室表决心。当时，学校领导只对我们说，‘响应 毛主席号召的就留下，不响应的就走。’他们用那种口气说话，谁都不敢走。所以，我们自然而然地成了响应毛主席 号召的积极分子。 “当我妈妈知道我要去插队的时侯，她哭了，而且哭得很伤心。我妈妈从小读私塾一直读到高中毕业，其实她很 清楚插队意味着什么，但在那种政治气候下她根本不敢乱说乱动。对于我的父亲来说，他更是不敢多说半句反对毛主 席话，因为我父亲年轻的时候，继母对他不好，为了逃避家中的不快，他很小就去当了兵，去之后才知道是国民党的 部队。第二年，我父亲所在的部队闹红眼病，他乘机跑出来再也没有回去。文革开始后，给我父亲扣的帽子是‘反攻 倒算’，很长一段时间，我父亲一直被隔离审查。
北京知青在新窑子的故事王亚男 2
“既然自己表了决心，那就得走，我当时只有17岁。迁完户口后，我带着母亲当年陪嫁用的箱子，里面只装了被褥和一个脸盆，书包里装着洗脸用具和妈妈给我的六块钱上路了。离开北京站的时侯，我家在场的人都哭了。火车开动的那一瞬间，给我印象极其深刻，不少同学都开始放声痛哭。在路上，有的男生开始闹事，还挥舞着菜刀，让人感到很恐怖。 “专列到达西安后，我们又改乘拉牲口的闷罐火车到了铜川。第二天，我们和现在北京人防非典一样，都戴着大口罩爬上了军用的敞蓬卡车，一路风雪交加。2月5日傍晚，我们终于来到了延安，印象最深的是半道上我打哈欠时腮帮子被冻掉了，一时嘴也闭不上，揉了很长时间才揉上去。 “第二天，村里来人带领我们经过一条羊肠小道来到了新窑子村。当时大雪把土地盖得严严实实，新窑子虽然有二十多户人家，但看上去根本看不出像个村庄。当他们把我们安排进一孔土窑洞的时候，我们一个窑洞里的七个女生全都哭了，因为窑洞里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个很大的土炕。好长时间大家一直在哭，也不怎么吃饭，一心想着回北京的事情。那时是农闲季节，除了上山打柴取暖，也没有什么农活儿可干。
北京知青在新窑子的故事王亚男 3
“记得给我们做饭的那个老头很朴实，但他很不注意卫生，有一次我们几个女生看见他用做饭的瓦盆洗头，谁也不敢吭声。他把做好的小米饭盛到盆里的时候，大家谁都不想吃。几天后，杨佩芬得了肠梗阻，肚子也鼓起来了，村里人摘下一块门板，把她抬到了延安城里的地区医院。我们不少同学都跑到延安宾馆去找送我们去延安的92中李仁山老师，大家都埋怨是他把我们带到农村的。那时他也怨气十足，并说杨佩芬住院害得他也不能回北京过年了。其实我们插队和他根本没有什么关系，只是抓不住别人就拿他出气。后来，杨佩芬病危转回了北京，再后来她就去世了……“现在，我们一起去的知青已经死三个了，沈秀兰是在延安发洪水淹死的，蒋德全是在汉中游泳淹死的，一个个都很惨。 “去新窑子一个多月后，我们感觉到在那个小山沟里实在是前途渺茫，因此，我和林爱军、刘士荣、说好要逃跑，走时闫彩杏也要跟我们一起走。逃跑的那天晚上，几个男生给我们烙了不少饼子，等到半夜，我们出了新窑子，几个男生把我们一直送到延安汽车站。一路上我们特别害怕把我们截回村里，两天后我们顺利地逃回了北京。
北京知青在新窑子的故事王亚男 4
“回到北京我们没有回家，直接去92中找学校领导。结果，军代表给我们做思想工作，让我们先回家去，回头再说。晚上10点钟我们才回到了自己的家中。当我敲开家门，妈妈看见我的时侯，我们抱头痛哭了一场。那天晚上，面对我逃回家的事情，家里人谁都没有睡着，也许家中每个人的心情都很复杂，因为上山下乡毕竟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尽管如此，父母谁也没有埋怨我。 “我们四个女同学关系最好，住得也不远，当时我家住在琉璃井南里。回到北京的第二天，街道办事处的小脚老太太就发现了我们，她们不停地找我们谈话，说中央要求我们‘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她们还说，‘毛主席既然让你们去了，肯定会让你们回来的！’不管她们怎么说，我们照样不走，所以，她们三天两头半夜三更来我家敲门、查户口，督促我们离开北京回村里去。
北京知青在新窑子的故事王亚男 5
“在这期间，我还通过邻居的一个战友介绍，去河北新城县的一个农村干过一段时间，整天跟着村里的妇女们去插秧种田，等待着好消息的到来，因为当时人家说能帮我办理转插手续，还答应帮我调转户口。后来，不少同学总去找我，说万一到时集体返城，我不算北京知青那就永远也回不来了。在矛盾之中，我听同学的话又从河北农村回到了北京。 “1970年2月，我和林爱军不得不回到新窑子。回去后，我们的箱子都被撬了，多亏我回北京时带走了值钱的被里和被面，箱子里只留下了棉花套子，也没有什么可偷的。 “在新窑子最盼望的就是爸爸妈妈的来信，每次收到家中的来信，我都含着眼泪要看好几遍。记得有一天我们正在吃饭，刘士荣接到妹妹的一封来信，信中说她妈妈因为她插队，把眼睛都哭瞎了。刘士荣当时把饭碗往墙上一摔使劲哭，那天我们谁都没有吃饭。从那次起，我们定了一个规矩，吃饭时谁都不许看信。在新窑子印象最深的除了艰苦，就是晚上爬在煤油灯下给爸爸妈妈写信。一边写一边落泪，写一写停一停，在那种贫穷落后的环境中想家的滋味，简直是太痛苦了。”
北京知青在新窑子的故事王亚男 6
王亚男在农村经过两年披星戴月的奋战，1972年初，她终于告别了陕北，去铜川一家电子厂当了工人。此间，她和电子厂的人事科干部侯俊华相爱结婚，侯俊华是长辛店一中去洛川县插队的北京知青，她们在一起共筑爱巢，过上了正常的生活。 1982年，王亚男被派往杭州电子工业学院学习财会专业。1984年，她所在的工厂集体迁往咸阳。1990年，她调回了北京市建材化工厂继续她的财务工作。1994年，侯俊华也调回北京，并在北京市小型轴承厂当了一名辅助工。去年，侯俊华的单位裁人，他一气之下用6万元买断了自己30多年的工龄，南下广州去一个同学的公司帮忙至今。
北京知青在新窑子的故事王亚男 7
王亚男去年也办了提前退休的手续，并在一家美国独资企业当上了会计，月收入是她退休金的好几倍。 王亚男最后对我说：“几十年过去了，走到今天真不容易。现在女儿也长大了，她在同仁堂工作。总之，我们的 后半生还是幸福的。”
2003。6。22 于北京房山区西潞园小区
北京知青在新窑子的故事林爱军 1
林爱军，1952年8月6日生于北京 ，北京92中六八届初中毕业生。 插队开始的前夕，92中的师生和全国人民一样，每天都要向毛主席早请示，晚汇报。有一次上课前，林爱军的班 主任赵芳春组织全班同学站在毛主席画像前进行早请示的时候，他把“我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说成了“毛主席祝我 们万寿无疆”，于是，他被揪出来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 林爱军说：“赵老师被打倒后，我们也没人管了，全班都乱了。插队开始后，不少同学都去报名想离开北京，当 时我也很想去，而且心想走得越远越好。可是，我准备报名的时候，我妈妈不让我去，她把户口本给藏起来了。有一 天她上班去了，我在家中的一个柜子里找到了户口本，偷偷地去永定门外派出所把户口迁移到了延安。办完之后，我 心想这下没人管了，内心感到很高兴。当天晚上我妈妈回来后，我就告诉她我要和我最好的四个女同学（王亚男、蒋 凤玲、刘士荣）一起去插队，结果她把我狠狠地骂了一通。她说，‘你根正苗红，你和她们掺和什么！咱们是工人家 庭，你去干什么？留在北京又不是没有饭吃！’其实，她说也白说，因为我的户口已经注销了，说什么都晚了。
北京知青在新窑子的故事林爱军 2
“1969年2月3日那天，我们要走了，我妈妈只给了我十块钱，也没有去送我。也许她不愿经历那种场面，也许是她真的生气了，我也不知道。最后还是我爸爸去送的我，当时北京站的站台上很多人都在哭，火车开动之际，下面哭的人好像要拽住火车不让走似的，场景很凄惨。尽管那样，我还是没有哭，认为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当时我爸爸也没有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