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75-清代衙门图说(选载)-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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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际运行来看，“二尹”与“三尹”更像有某种专责的官员，即当某个县事务繁重时，为减轻知县压力而设置县丞、主簿。这种具有某种专门职能的县丞、主簿都建有自己的衙署，实际上独立运行。而县丞、主簿加起来，也不足全国县数的一半，这说明在清代县制中，知县的权力属于专属，因此有人称其为“一人政府”。
由于佐杂人员的设置严重缺额，也影响到州县具体职责的履行。乾隆二十九年，刑部因各省秋审（在京城于秋季举行的复审各省死刑案件）届期，以“通行”（法律文书的一种）的形式令各州县酌量人犯数目，遴选佐杂，押犯赴审，审毕仍将人犯解回。但这项规定受到了地方大僚的质疑。浙江巡抚熊学鹏就指出，因各省州县佐杂人员多寡不一，如果一概照此办法做，佐杂少的州县会因人员不足而耽误事情，因此他请求令州县官委派人员将人犯逐程交替，不必长解。刑部采纳了这一建议，规定一县之内，如果设立典史、县丞、主簿、巡检的，可仍由佐杂（典史）押解人犯，如果典史以外，仅设县丞或巡检的州县，而丞、检先期差往别处，以及仅有典史一人，并无县丞、巡检的县，以后秋审解犯，可以派人逐程交替。
最能说明佐杂官地位卑微的，是他们常常因收入太少，解任后连家乡都回不了。在康熙帝统治的晚年，经常发生各州县佐杂人员，革职、解任或身故后，因无钱回籍而羁留他乡，甚至有全家死亡的事，为此皇帝下令各省督抚，设法帮助这些佐杂人员解职后能够偕同其眷属回到原籍。但类似事情仍经常发生，因而直到乾隆时才做出规定，即上述人员穷苦不能回籍的，由该省督抚在公项银内酌量赏给还乡路费；教谕、训导等教官，也照此办理。
佐杂官员在县政中的这种卑微地位，是理解清代基层行政组织实际运行的关键所在。由于佐杂官员的职责很多时候是不确定的，除了他们的职衔前加上某种特定的差事外，大多处于闲置状态，因此才有所谓“冗官”之称。法律上也不允许他们处理案件、征收赋税。他们的权力甚至还不如属于充役性质的衙门书吏。纳入国家行政系统的佐杂官员不能发挥作用，或者在法律上不赋予他们一定的职责，而将千头万绪、冗杂繁多的县政全部交给县令一人，而后者又分身无术，只好建立自己的私人班底，并让他们介入县衙的行政事务。这种制度上的不合理所带来的弊端在清王朝步入中衰之际时，就成为加速自身衰亡的催化剂了。
《清代衙门图说》 第二部分编制外的长随
“贴心豆瓣”话长随
编制外的长随
地方官上任，在大队人马仆从中，有十几个乃至几十个是知府大人或县太爷的长随家人。熟话说，宰相家人七品官，讲的就是他们的出身来历。因此，切不可因身份低贱而小看他们。实际上，他们在清代各级衙门中扮演着十分关键的角色，是掌握大印的官员掏自己的腰包雇来用于监督大大小小，少则上百，多则上千名书吏和差役人员的。
按照清代衙门的法律规定，地方官要实行任职回避制度，既不能在其家乡任职，也不能在其直系亲属做官的地方任职，因此，地方官每到一个新的地方，都要面临人地生疏的尴尬境地。而官要做得称职，在保住乌纱帽的前提下进而升迁，就必须用那些熟习地方风土人情、谙习当地官场通行已久的种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潜规则的人，这些人就是庞大的实际办事的吏役队伍。这些吏役绝大多数都由当地人来充任，并长久把持一方。如果官员对他们失于督察，一则会失去当地士绅百姓的信任，落得一个极差的口碑，二则吏役们闹出事来，长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到头来乌纱帽难保不说，还可能问个革职查办的罪名。因而，地方官上任伊始，带上自己的亲信长随，在衙门里建立自己的“班底”，就显得十分重要了。
清政府对哪一级官员能带多少名长随家丁早就做出明确规定，康熙二十五年（1686），清廷正式下发了一个文件，实行携带家仆“配额制”：允许地方官除携带兄弟、妻妾、子女外，由汉人出任的总督、巡抚可带家人50名，布政使、按察使带40名，道员、知府带30名，同知带20名，通判、知州、知县带20名，州同、县丞以下可带10名。如果是旗人出任地方官，可以携带的家人是汉人的两倍。很显然，这里的家人是地位低贱的家丁、仆从之类，与主人有着或紧密或松散的半隶属关系。在清代，这些人有个形象的称谓，被笼统地称为“长随”。
长随在清代颇为兴盛，虽不在三百六十行之列，但无疑也是一种职业，因而有多种《长随论》之类“教科书”以供初入道者“加意温习”。其中有“长随十要”“十不可”等内容，堪称是长随们的通常“守则”。前者包括办事谨慎、经手银钱来去清白、先公后私、食主忠禄尽心报效等。后者有不可仗势欺人、不可袖里藏刀、不可轻出重入、不可贪杯误事、不可淫人妻女等内容。
“长随”之称，据说出自宋太祖赵匡胤的金口御赐。说是一天夜里，赵匡胤冒雪去宰相赵普的府邸，见有一名家人跟随左右，举止恭敬得体，便打趣地说：“这是爱卿的长随吧？”从此，长随的称谓成为钦赐名号，后来赵普家的那位“长随”还得了一个七品官衔，所谓“宰相家人七品官”的说法，即由此而来。而据清人梁章钜所著《称谓录》考证，宋朝叶盛的《水东日记》有“毛长随、王长随”等记载，他认为这是清朝各级衙门中大量存在的“长随”一词的最早由来。
长随的种类颇为繁多，可以说，有多少种吏役就有多少种长随。《长随论》多按“出身”划分长随，有超等长随（暂随）、特等长随（且随）、次等长随等，而将上宗长随、次宗长随、下宗长随名为“孳随”。按其职能来分，有负责把门的“司阍”或“门上”，有负责文书签转的“签押”或“稿案”，有管仓库的“司仓”，有在公堂值勤的“值堂”，负责通讯的“书启”，掌管印信的“用印”，负责税收的“钱漕”，以及“管监”、“管厨”、“管号”、“跟班”等等，名目之多，甚至地方官自己都说不清楚。
如果长随管理或参与的仅仅是地方官的家庭事务，那他们就不会成为衙门中举足轻重的一类，恰恰相反，他们所参与管理的绝大多数都是衙门行政事务。故此，因长随和掌印官亲疏关系的不同，以及分管事务的差别，他们也自然地被划分为三六九等。
《清代衙门图说》 第二部分“富贵双全”的门政大爷
“富贵双全”的门政大爷
在众多的长随中，能够称得上“大爷”的只有两类“岗位”，一类是门政大爷，一类是签稿大爷。他们是长随中的第一档次。至于“大爷”称号的由来，是随官老爷挣来的。平民百姓总是怕官的，惧怕中要透着敬畏，当官的才舒服，衙门里的人才显示出高人一等，是人上人。大爷的称号也应该从这里去考虑。
门政大爷有个雅号，叫“富贵双全”。也就是说，“司阍”或“司门”这类人要讲出身，有关系，靠山硬，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做得来的。当然，官老爷的信任是首要前提。讲出身，就是要有来历，有资历。清代州县衙门里流传“两榜出身”的故事：先当过老爷的“跟班”，再当过签押房的一员，这就是“两榜出身”，最后当上“司阍”，便被称为“进士门上”。如果只当过老爷的“跟班”，就是“一榜出身”，只能算是“举人门上”了。这就是衙门里的“贵”。门政大爷的“富”是通过收门包来实现的。
俗话说，“衙门八字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打官司的人要跨进衙门这道门槛，第一道关就要给门政大爷送红包。否则的话，他们会以种种理由将告状的人拒之门外，比如今天不是“放告”日、老爷公出在外之类。如乾隆四十六年（1781）十月，广西人覃老贵，因为他的父亲覃必俊受屈杖毙，赴总督衙门控告。总督衙门的守门人以今天不是放告日为由，将覃老贵拦在门外。覃老贵因父死情悲，今又不得上告，悲愤之下，在总督衙门前用刀自刎。案件发生后，两广总督巴彦三视为寻常案件，并不重视，而且回护他的长随门丁。乾隆帝为此传旨申斥巴彦三，指责他应该立即收阅呈词，“亲提按问，使小民冤抑得伸，方不负封疆大员察吏安民之任”，“试思总督衙门与朝廷体制，孰为尊严”？话虽这样说，但最后对巴彦三的处分也仅以罚俸了事。官官相护，皇帝老子也如此。
“门包”的历史，据顾炎武在《日知录》中的考证，始于东汉时期。当时权倾朝野的大将军梁冀不理朝政，每日在宅中玩耍，来客为了求见他，必须先给看门的送门包，才会被通报。看门的因此富致千金。后来，送门包成为衙门通行的惯例。州县长官到上级衙门办事，同样也要送门包。门包的多少也约定成俗，一般而言，大多是一两银子。门包的发展是所谓“门敬”，通常在逢年过节时，为了进一步沟通和上级衙门之间的关系，表达谢意，下级衙门的官员要给上级衙门的门房送“门敬”。“门敬”的数量多少不等，但一般是门包的十几倍或几十倍。
主官对司门的要求较高。据《长随论》记载，司门“各事皆管，宜知官府天性，要识土俗民情，且知该境乡村、集镇、城郭区图，邻县界址，驿递差徭，各宗事件”。同时，“一要顾官考成，二要防自己干系”。还要通时事，明舆情，明晓《大清会典》，熟谙各宗事件及衙门规矩。据此看来要求还真是不低。
门政大爷可以具体区分为“司差门”和“司执帖门”两种。“司差门”负责照应衙门各道门户启闭出入；老爷有事出门，唤齐轿马跟班；官员或公差过境，要预先报知老爷，再分派当值的吏役人员帮着找公馆，备灯彩，送酒饭，以及照应夫马。司差门通常与“书差”打交道较多。因此，州县官上任伊始，将访察书差何人能办事的事情交给司差门去办。司差门要做到“见面观其情形，心中自有方寸”。书差并不低于长随，“书乃读书未成，差系农民拨充之役，故云书差，称坐衙门”，长随乃是站衙，所以比书差“尊贵”，因其替官办事。“司执帖门”有传达的意思，凡是拜会求见老爷的，要先将手本或名帖送上。《长随论》讲到，凡人投书要问来历；来客拜官，会与不会；送礼收与不收；荐函回不回复等，都是“司执帖门”经常处理的事项。“司执帖门”是看帖待人的好角色，往往根据手本或名帖的尺寸大小，用材讲究，判断来人的身份地位，以及是否有必要立即向老爷报告。折冲俯仰，辞色应对，也是“司门”的必备功夫。《长随论》讲到司门的职守时说：官场如戏场，官前红黑之别，劝君一样相待。意思是说，山不转水转，不要看人下菜。
既然叫“门政大爷”，终究要体现“政”的内涵。据说，周武王的门铭是“敬遇宾客，贵贱无二”，如果州县官能够“门无留客”，那无疑会受到百姓的称赞。因此，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