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夜的幽光-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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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黑暗的那一道幽光关于知识分子的札记（10）
“知识分子”一词是否会在现代词典上给抹掉，关键的问题，并不在于时代的迁变，而是在个人理念能否得到支持。
所谓“学术规范”，是同起源于古典时代末期作为一种特定的社会控制和组织策略的戒律相联系的，与特权等级相关的，暗含了各种奖惩机制的，具有颇类法律形式和效力的致命的东西。它的存在本身，就是学术界话语霸权的一个标志，意味着：一个人如果不在学科话题范围内说话，不仿照本学科认可的权威的口吻说话，不按一定技术程序说话，不带注释说话，那么，结果就是他不再被看作是“学术人”中的一员而被拒之门外。
所谓“学术规范”，实际上是主流学术话语的规范，是防范异类的规范。
在著名的德雷福斯事件中，法国知识界明显地分为两大派。其中，反德雷福斯派的领袖人物之一、文学批评家费迪南·布伦蒂埃攻击左拉说：“他的《我控诉》这封信，是一个愚蠢、放肆和荒谬的标志。这位小说家干扰军事审判，在我看来，比一个宪兵队长打断一个修辞学或是音韵学方面的提问更加不可思议。”在反重审主义者看来，敢于在缺乏起码的职业资格的情况下干涉公共事务，的确是荒谬绝伦的。然而，左拉在法庭上回答法官时，竟坦然承认道：“我不懂法律，也不想懂法律！”在他那里，显然存在着一种比法律专业更高的事物。左拉在捍卫那些对神圣的传统、惯例、违反正义和理性的当权者进行质问和抗辩的集体行为的同时，也捍卫了自己超出于狭隘专业的观念王国的权利。
保罗·皮可纳说：“除非脱离纯粹正式的、统计式的教育的衡量标准，很清楚，现代社会生产的只是异化的、私人化的、以及非文化的专家大军，他们只在定义明确的狭窄领域里显得渊博。这种专业的知识分子，与传统意义上的关心整体问题的思想家不同，他们正在大量出现，以操作日益复杂的官僚的和工业的机器。而它的理性，在品格上是工具性的，因此只适于完成部分任务，而不能解决社会组织与政治方向中的根本问题。”
知识分子一旦被组织成为一个社会层级，并因这种被赋予的身份而垄断对世界的解释权以后，他们的思维势必趋向于经院主义；惟其如此，才能满足自身对系统化的需要，以及集体组织对统一性的需要。
哈耶克认为，在社会研究中，专注于一个专业会造成特别有害的后果，不但会影响公共领域中的行为，而且可能有损于自己在专业领域中的能力。他就他所从事的经济学研究方面打比方，说：“如果一个经济学家仅仅是经济学家，他即使算不上危险人物，也很可能是一个令人讨厌的家伙。”
科塞对专业化倾向的批评更为猛烈，他在《理念人》中作了这样的断言：“如果让他们的远宗，脑力技术人员和专家，抢占了知识分子现有的职位，现代文化很可能会因僵化而消亡。没有知识分子对永恒的往昔形成的陈规陋习和传统发起挑战——甚至当他们维护标准和表达新的要求时——我们的文化不久就会成为一种死文化。”
萨义德解释说：“专业化意味着昧于建构艺术或知识的原初努力，结果无法把知识和艺术视为抉择和决定，献身和联合，而只能以冷漠的理论或方法来看待。成为文学专家也常常意味着把历史、音乐或政治排除在外。此外，专业化也戕害了兴奋感和发现感，而这两种感受都是知识分子性格中不可或缺的。”所以，他认为，在今天所有对于知识分子的威胁中，对待专业的态度这一来自知识分子自身的威胁是最大的威胁。
与专业化相对应的是业余性。
所谓业余性，是指一个人的活动包括专业活动在内，仅仅来源于内心的热爱，而不是别人的奖赏和其他的利害关系；所以，他能够挣脱这一专业的束缚，而自觉接受众多的观念和价值。业余性意味着对公共空间——而不是由专家和职业人士所控制的有限空间——的自由选择，更大程度上保障了知识分子的相对独立性。在知识分子问题上，萨义德曾经作过“专业人和业余者”的专题讲座，认为身为社会中最富于思想和关怀的一员，有权对于甚至最具技术性、专业化行动的核心提出道德的议题，指出：“今天的知识分子应当是一个业余者。”
知识与生活
赫尔岑在《科学中华而不实的作风》中特别提到学者的垄断问题，指出：“知识贵族的时代已经过去。”他批判那种脱离生活实际的纯理论倾向，认为“把科学抑留在行会当中最后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建立在决非圈子以外的人所可接近的纯理论方面的研讨之上。”但是，他接着指出，“超越了理论抽象的现代科学却有着不同的要求，它仿佛忘记了自己的尊严，意欲离开自己的王座而走向生活。学者一定阻挡不了它，这是毫无疑义的。”
生活的目的何在？
赫尔岑认为，这个问题本身是没有意义的。我们不是在发现价值，而是在创造价值。生活的目的在于生活本身，超越生活的生活便失去了目的。在他看来，不具人格的目的，如生活的目的、自然的目的、事物本质的目的，都没有意义。
伯林评价说，赫尔岑是一位“真正的思想家”，在他之前，还没有人如此清楚地阐述过这个问题。
爱默生在题为《美国学者》的讲演中强调行动的教育，说：“行动正是思想的序言。”他嘲笑“书本知识阶级”试图在世界与灵魂之外建立某种“第三类秩序”，于是产生了各种藏书家、校勘家和狂热的注释学者，别人思想的鹦鹉学舌者。他强调指出，行动就是投入生活，说：“思想是一种机能，而生活则是这机能的执行者。河流总可以追溯到它的源头。伟大的灵魂不仅在思想上坚定不移，而且它敢于面对生活。”
关于知识社会，有许多种不同的划分范畴的方法。
韦伯以讲坛为界进行划分，办法是极简捷的。他说知识界有两大群体，有一群是由讲坛产生的，如教授、学者；还有一群是不涉足讲坛，甚至与讲坛相对抗的，如出版家、新闻记者和作家等。在他的思想中，大学与学问的一体性是不成问题的。他认识到，并且承认知识的体制化和官僚化的事实。
日本学者上山安敏在《神话与理性》一书中把韦伯同象征主义诗人乔治作为对立的两个文化圈的代表，分属于“大学人同盟”和“诗人同盟”。他认为，韦伯和乔治的学问观的对立，是通过知识和体制问题上的分歧反映出来的。在乔治的知识世界中，作为知识积累的学问是完全被排斥的，知识创造的根据是神秘主义的体验和直观。由此可以导出获取和运用知识的两种不同的途径，方式和风格；总括起来，即学究主义与诗人作风。
尼采批评现代人重知识而轻人格，说每个人都“随身拖曳着一大堆不消化的知识石块”；尤其嘲笑学者，称之为“毫无感情的宦官”。他认为，人最重要的是学习生活，只有学习生活，人才是真正有文化的。他还提出，需要有一门“生活的卫生学”来监督学术，以“自然的治疗方法”，对我们常患的历史病症进行治疗。
勃莱的诗：“贫穷而能听听风声总是好的。”
穿过黑暗的那一道幽光关于知识分子的札记（11）
公共领域
哈贝马斯在其名著《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对“公共领域”一词的演变，从语源到思想史的意义作出相当明晰的描述。
“公共”一词，可以溯源到古希腊城邦，雅典广场及罗马法；它的真正含义，却与近代市民社会的产生密切相关。
“公共领域”最初包括公共权力领域和公众舆论领域，可是发展到了后来，作为私人聚集以迫使公共权力在公众舆论面前获得合法化的场所，公共领域与公共权力领域终于分离开来，政府当局的受众变成了它的对立面。“公众”、“公共”，在西欧各国政治词典中的释义，无一例外地与舆论和批判有关。公共性本身表现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即公共领域，其实也就是公众舆论领域，通过公开批判而与公共权力机关相抗衡。
18世纪竞争性的市场资本主义为民主政治的理论和实践提供了条件。革命氛围的酝酿，促进了书报的勃兴和阅读公众的形成；由于公众舆论的推动，资产阶级革命也同时得到很大的发展。在理想的民主国家，政府只是承担公共领域的担保人角色，以确保个人和团体的自由，但不能插手干预。但是，当国家和经济相互融合到一起以后，则开始对传媒进行控制，导致哈贝马斯所称的公共领域的“再封建化”。
在哈贝马斯看来，18世纪以来，传媒的民主功能不断下降，公共舆论不再体现为理论话语的自由讨论，作为传媒操纵的结果，即“社会的对话被管理起来了”；公众的文化消费代替了文化批判，“政治冷淡症”开始四处弥漫，喧哗的沉默笼盖一切。
公共领域是一个历史范畴，同时也是一个阶级范畴，在哈贝马斯那里，便有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和平民公共领域之分。公共领域既存在于社会，也存在于政党、社团、协会，诸种组织的内部空间。在这一领域内，交织着意识形态活动与私人交往活动，前者使国家行为合法化，后者使自由和民主扩大化。
就公共领域本身而言，意味着提供一个民主环境，通过话语，而不是别的操纵性工具或所谓“批判的武器”进行运作。此即科恩的所谓“话语民主”。公共领域本来是一个自我生产、自我组织的过程，因此，自始至终本应保持公众性原则的中立特征；但是，事实上往往为国家所掌握，而使它有可能成为失去自身权力的竞技场。
由于受到政治、法律、经济、道德、文化包括传媒的种种参预，公共领域的结构在不断变化，但是基础机制必须是健全的。所谓公共领域，指的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一个公共空间，也是传媒运作的空间，市民可以在此自由言议而不受干涉。如果个人和社会没有获得政治自由，即没有分享到集中到国家手中的政治决策权，更不能在机制方面对决策发挥影响，以致连作为公共辩论参与者的权利也得不到保障，古语说是“莫谈国是”，那么，公共领域将不存在，或者可以说，公共领域根本不具备政治功能。
公共领域既是一种制度，也是一个生活世界，两者互相影响。
在制度方面，一些理论家在相关的研究中引入“市民社会”的概念，并且指出，在这一社会中，为什么形成意见的协会会在其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哈贝马斯论述说，在东欧和中欧，由于市民的交往实践被置于秘密警察机器的控制之下，众多自愿者协会受到暴力的强行遏制，结果和平的市民运动所挟带的压力不断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