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夜的幽光-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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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兰西高度评价俄国知识分子，他认为，俄罗斯的现象可？
葛兰西高度评价俄国知识分子，他认为，俄罗斯的现象可以和美利坚民族的诞生相比拟。盎格鲁－撒克逊移民本身就是知识精英，他们移居美国，除了道德力量和意志力之外，还随身带去了某种程度的文明。欧洲历史的某个阶段，一旦经由他们移植到美洲的处女地上，其本质的力量便毫无窒碍地发挥出来，速度是旧大陆所无法比拟的。关于旧大陆，葛兰西认为存在着一系列致命的障碍，不愿消失的旧制度的遗迹；正是它们阻碍了快速的进步，以保存和均衡对待每一种首创精神，而且极力通过时空来冲淡它。类似的障碍和遗迹，在古文明国家中，更是随处可见。
普遍型与特殊型
法国著名学者福柯把知识分子分为普遍的与特殊的两个类型。
福柯说：“普遍型知识分子来自名人—法学家，并且在作家身上得到最充分的体现，因为作家掌握着所有人都能从中认识自已的意义和价值。特殊型知识分子则来自另一种截然不同的人物，此种人物不再是名人—法学家，而是专家—学者。”福柯认为，特殊型知识分子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出现的，象征性的人物是原子物理学家奥本海默，他将普遍型知识分子与特殊型知识分子联系在一起。福柯赞扬他在离开专业领域以后，在美国科学事务中担任了“类似政委的角色”。
福柯指出，这样一个重要时刻已经到来，即：“学者凭借局部科学真理——不管其重要性如何——干预其所处时代的政治斗争。”在西方知识分子史上，他用达尔文取代左拉，作为这一历史转折点的代表；还特别指出，生物学和物理学以特殊的方式成为特殊知识分子这个新角色产生的领域。他认为，技术—科学结构延伸到经济和战略范畴，必然赋予这一新角色以实际重要性。
的确，像生物学和物理学这样的自然学科所内涵的科学哲学，与人类社会改造的进程关系密切，或者可以说是具有潜在的革命性。但是，自然科学本身并不具备思想，其潜在价值，惟有凭借人文精神去进行发掘，而不可能自动地作革命化的延伸。二战期间，原子弹的爆炸在日本造成了巨大的惨剧，由此引发的科学价值的危机，至今仍然使人们惊恐不安。
或许适得其反。作为自然科学家，专业与“社会人”分离，专业往往过滤了社会成分，包括心理学根源而使自身单纯化；而作为作家，或社会科学工作者，其专业融进更多的社会成分，而且始终伴随着情感和生命的冲动，是一个复合体。也就是说，自然科学家的专业是由来安全的，作家和人文学者的专业却容易构成如德国社会学家曼海姆说的“危险的思想”。在纳粹德国和苏联，比起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文化艺术无疑遭到更严重的摧残，不驯服的作家和思想家所受的迫害是空前的。“文革”横扫一切，比较言之，自然科学家至少在名义上受到权力的保护。自然，极少数戏子和戏子样的文人也是受到了保护的，因为要歌颂太平。
一言以蔽之，科学无法取代精神。
新阶级
社会学家曼罕说，近代的自由知识分子不属于任何固定的经济阶级，知识和思想则成为他们唯一的凭藉，因此才能坚持自己的“思想上的信念”。
贝尔认为，知识分子早已成为独立阶级而与其他阶级争夺社会控制权，技术知识分子的迅速壮大，将最终导致知识阶级的统治。古尔德纳随之提出“新阶级”的概念。他认为，随着人类进入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文化资本行将代替货币资本；作为文化资本的占有着，知识分子也必将取代原有的资产阶级而成为新的统治阶级。由于新阶级所拥有的文化资本本身具有某种批判性，故而成为社会整体利益的承载者，成为“普遍阶级”。
很可能这是知识阶级的一厢情愿，就像戏曲中的穷秀才梦见中状元一样。问题不在于权力结构的变化，即使新型的技术官僚代替了老官僚，而统治依然如故。如何废除由推陈出新的权力形式所保护起来的本质性的奴役，是问题的全部。
萨义德否定在“后现代”的时代里，可以放弃通过个人行为以增进人类的自由和知识的目标；认为即使如法国哲学家利奥塔那样一再声称与前现代相关的“解放与启蒙的大叙事”不再流行，他对于知识分子的一贯看法仍然不会改变。
代表性
萨义德承认，知识分子应当而且可以成为“代表性的人物”。
他说：“对我来说，中心的事实是，知识分子是具有能力‘向’公众以及‘为’公众来代表、具现，表明信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个人。而且这个角色也有尖锐的一面，在扮演这个角色时必须意识到其处境就是公开提出令人尴尬的问题，对抗（而不是产生）正统与教条，不能轻易被政府或集团收编，其存在的理由就是代表所有那些惯常被遗忘或弃置不顾的人们的议题。知识分子这么做时，根据的是普遍的原则：在涉及自由和正义时，全人类都有权期望从世间权势或国家中获得正当的行为标准；必须勇敢地指证、对抗任何有意或无意违犯这些标准的行为。”对于知识分子的代表性，萨义德未免太夸大、太乐观了。事实了，没有任何人或集团可以作为一种人类普遍观念的化身而出现。他所说的代表性，惟是价值观念中的代表，意向中的代表，而不是事实的代表。好在他在关于代表性的言说中，同时强调了个人，活生生的人，包括那独有的怪异，暴戾的人生风格和社会表现。
真正的知识分子一定单纯地只是一个人。
唯有个人能够思考，正如曼海姆所说，“不存在任何诸如群众头脑的形而上学的实体。”
知识分子对谁负责？对什么负责？知识分子同什么相关？法国当代思想家鲍德里亚面对这类提问，坚定地回答说：“我依然认为每个人都应该对自己负责。”
穿过黑暗的那一道幽光关于知识分子的札记（3）
在强调知识分子为自己负责时，他回顾了1968年的五月风暴，指出风暴过后，人们都说从此再没有人上街为他人代言云云，于是反诘道：“怎样才算是一个知识分子？为什么他能够为他人代言？这才是真正尖锐的问题。”他认为，知识分子不能谈论什么为他人立言之类，政治阶级也是这样。他说：“知识分子从他所属的文化中有所得，并为这种文化立言是必然的。但是，这一事实相对限制了言说的内容；他的言说，只能是其客观情境的转述而已。如果说有知识分子的话，那只是因为他们说了些更多的东西，说了些其他东西，说了些不同的东西。在言说的过程中，他们必然同自己的社会利益甚至自身所属的阶级相关。”但他接着强调说：“当知识分子完全沦为一个群体或一个阶级的代言人时，他就彻底完了。”
萨义德曾经引用小说家乔伊斯的《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中戴德勒斯的话，表明知识分子的个人性：
“我不会服侍我不再相信的东西，不管那是我的家、我的祖国或我的教会；我要尽可能自由地、完整地以某种生命或艺术的模式来表达自我，用我容许自己使用的仅有的武器——沉默、放逐、隐瞒——来自我防卫。”
在黑暗的中世纪，当垄断了言论、出版、教育，以及对世界的解释权之后，垄断型思想便告形成。这是非常可怕的。惟有在统一的教会瓦解以后，知识分子失去了自己的组织，不再是一个特权阶级或等级的成员，思想的经院方式才会有所改变。正如曼海姆说的：“直到教士对于知识的垄断崩溃之后，现时代对思想的根本质疑才真正开始。曾经被人为地维持的、几乎毫无异议地被人们接受的世界观崩溃之日，正是它的制造者的社会垄断地位瓦解之时。”
精神，思想及其他
俄国哲学家习惯于把精神从灵魂和肉体这一属于自然方面的属性和机能分开，而视之为超自然的独特的世界。精神是人的最高本质的体现。它不同于灵魂的是，它可以与生命以及一切属于生命的东西分开，不受本能和环境的制约；它能够把自身对环境的反应上升为对象，并且为自己所把握，连经验及感觉也不可能对它构成限制；甚至，它可以把自已从自身中抛离出来。而灵魂是仅就肉体相对而言的，是经验世界的镜像，是人的主观方面的东西。
精神有如阳光，恒在地悬浮于大地和云层之上。可是，生命个体的精神质性差异极大；正如光照对季候的影响一样，春夏秋冬，阴睛雨雪，可以因此呈现为不同的景观。
精神是自由的。
精神本身具有反专制反奴役的不驯的性质。没有任何固定的体制、规范、训条可能束缚它；反之，它将冲破一切束缚，奔赴没有终极目标的目标。
人类的日常行为构成我们所惯称的生活。这种生活，在本质上说是物质生活，而不是精神生活。精神生活是不同于内心生活的。简单一点的区分是：内心生活与日常生活直接联系在一起，是生活在此处，精神生活则生活在别处。
知识分子在物质方面的要求可能很简单，甚至安于清贫，可是，他的精神生活是丰富的，追求没有止境。结庐在人境而无人往来，他不会感到孤寂，因为人类整体同他生活在一起；但当进入喧闹的人群之中的时候，他又有可能顿感孤独无依，如同进入荒原。从表面上看，他的处境是平静的，而在他的内心深处，可能正刮着暴风雪，惨酷的战争在日夜进行。
是精神把知识分子同庸常的人们接连在一起，然后彼此分开。
康德的世界，惟是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
狄金森的丰富而深邃的诗篇，是自我禁闭的产物；她的日常生活单调至极，连穿的衣服也是纯白的。普鲁斯特日夕相处的是疾病与床褥，而他的《追忆逝水年华》，却流转着一个无比繁富的世界。
托尔斯泰身为伯爵地主，在他的心目中，众多匍匐在地的庄稼汉居然一个个成了圣徒。
纳粹的极权主义时代已然随着二战的结束而成为历史，而阿多尔诺和他的法兰克福伙伴，还有托马斯·曼、伯尔、威塞尔、格拉斯、凯尔泰斯，依然生活在苦难的奥斯维辛。
索尔仁尼琴一生走不出古拉格群岛，无论他远在美国，还是重返已经解体的苏联……
精神析出一种多棱的结晶体叫思想，这是理性的产物；但也大量地液化为感觉，具体的欲望和冲动，为流动的情愫，感情和想像。总之，思想不完全是明确的，清晰的，具有一定方式的，它涵盖着更大的区域。
思想并不一定构成为一种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