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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午夜的幽光-第17章

小说: 午夜的幽光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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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战后,驻西柏林的美军因他亲纳粹的政治态度禁演他的剧本,相反苏战区则大演其戏。历史的对称物相继衍生,这是一种饶有意味的现象。学术界也如此,对法学家施米特、哲学家海德格尔的看法,从战后到现在,一直众说纷纭,结论甚至可以截然相反。格拉斯在小说《狗年月》里暗指胡塞尔和海德格尔说:“这个人和那个人在同一个绒球帽年剪的脐带。这个人和那个人相互对立。这个人和那个人总有一天会站在同一个纪念碑的基座上。”其实,相互对立的仅仅是两个人吗?    
    政治的边界集结了一群人又一群人。不同的观念,不同的主义,不同的对称性存在。时间的脐带把许多血缘相同而又相隔遥远的人们连接起来,从而形成传统。传统就是发现。人们可以从传统中感受压力,也可以传统中获得依靠和鼓舞,不可代替的唯是个人的良知;虽然深厚的历史资源——实际上只能是一种精神资源——可以作为后援而被利用,但是,现实中的物质力量的匮缺是无可置换的。当一个时代严重失衡,对称性便不能不成为一种挑衅;在庞大的权势者面前,除了给自己增加成倍的责任和勇气,以打破非对称的强势以外,如何可能保持平衡而不至于倾斜和颠倒?在纳粹时期,德国几乎所有科学家都倒向了政府一边,正如爱因斯坦形容的,知识分子业已沦为一个不比暴徒好多少的无耻的集体;而正义的一面只有“一小撮”,甚至唯剩孤零零的一个人。这时,我们看到,正是他,“相对论”的发明者,选择了与集体相反的方向,只身上路。    
    2002年11月30日


穿过黑暗的那一道幽光在奈保尔与萨义德之间

    去年诺贝尔文学得主、英国小说家维·苏·奈保尔是一位备受攻击的人物。这是毫不足怪的。大抵特立独行之士,都逃不掉被孤立的命运。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在攻击奈保尔的人们中间,竟包括了向来以大胆批判著称的爱德华·萨义德。    
    萨义德原是巴勒斯坦人,1935年生于耶路撒冷,幼年在开罗读书,1951年移居美国,获哈佛大学博士,1964年开始在哥伦比亚大学英文系任教。他一生勤于著述,并以此介入政治,批判帝国主义对东方的歧视与宰制,积极投身巴勒斯坦解放运动。为此,他曾一度被美国官方视为巴勒斯坦的恐怖分子,以致遭到抄家;但他不改初衷,一直以流亡知识分子自命,坚持一种责任感。《东方学》(1978)是萨义德的奠基性著作,《巴勒斯坦问题》、《文化与帝国主义》等,都可以看作是其中的批判理路的延伸。萨义德从福柯的关于知识、权力与话语理论中获得灵感,在书中重构国际政治的历史格局。他认为,东方不是现实的存在,而是西方出于全面干预和控制目的的一种发明。所谓东方主义,实质上是一种有利于帝国主义的合法化的话语,也是强制性的话语。据此,他试图从政治到学术,从地理到文本,对帝国主义思想及行为进行根本性的清理。无庸置疑,《东方学》本身包含了许多西方观念,话语逻辑和言说方式也基本上属于西方系统的,但是,萨义德的锋芒所向,毕竟刺痛了西方主流社会,所以随即引起争议。而这部著作,也正好由此大大加强了它的影响力。    
    萨义德反抗霸权,反抗统治性,这在《知识分子论》中有着更为鲜明的表述。他对知识分子角色的界定,以独立、自由、批判精神为准则;强调说,唯有这种精神,才是知识分子对人类社会的贡献。书中第五章题为“对权势说真话”,其中写道:“严格说来知识分子不是公务员或雇员,不应完全听命于政府、集团、甚或志同道合的专业人士所组成的行会的政策目标。”但是,他接着指出,事情恰恰相反,许多知识分子完全屈服于环境的诱惑,摒弃个人道德感,局限于专业角度考虑问题,或阻止怀疑而讲求协同一致,等等,这是值得谴责的。其中最不能容忍的,就是知识分子的逃避。所谓逃避,就是转移明知是正确的、困难的、有原则的立场,而决定不予采取。他认为,这是知识分子的一种极其严重的“腐化”心态;倘若这些习惯内化,必将戕害热情的知识分子的生命。    
    富于戏剧性的是,奈保尔没有放弃他的道德立场,他质疑,他讽刺,他批判,却因此构成了同批判家萨义德的冲突。    
    同萨义德一样,奈保尔也是第三世界的移民。他比萨义德大三岁,于1932年生于特立尼达岛上的一个印度家庭,18岁时入读英国牛津大学,专攻英国文学,毕业后移居伦敦,服务于英国广播公司(BBC)。从此,他成了印度的“浪子”,特立尼达的“流放者”,英国的“外来者”。由东方而西方,然而,对于东西方的任何一种文化,他都无法完全融入。他为这种“他者”的身份而深感尴尬,但这种无家园感无归属感,无疑同时给了他以一种无所顾忌的批判的便利。他开始写小说,1959年出版短篇集《米格尔大街》,获毛姆文学奖;1961年出版长篇《比斯瓦斯先生的房子》,被誉为后殖民文学名著,奠定了他在英语文学世界中的重要地位。《纽约时报》的书评称他是“世界作家,语言大师,眼光独到的小说奇才”。如果仅只从事文学方面的写作,他将不会遭遇萨义德,可是不然,他确认长篇小说已经过时,是属于十九世纪的事物,于是进而从事非虚构类文体的写作。如果仅只写点我们惯见的游记之类倒也无伤大雅,他却把这种文体打磨成为一种利器,揭露和批判的对象且不只是大英帝国的殖民统治,最致命的是,它涉及更为广大的第三世界!而萨义德,正是第三世界的义务守门人!    
    奈保尔在数年之内,几乎走遍了特立尼达、母国印度、非洲、南北美洲、亚洲的伊斯兰国家。他详细地考察了被征服者的历史,记录了后殖民时代文化遽变的创伤,尤其是构成为民族的个体的命运,以道德家的勇气和讽刺家的锋利,说出了这里所有袒露的和掩蔽的一切。他几次返回故国,写出《幽黯国度》、《印度:受伤的文明》、《印度:百万反叛的今天》等纪实三部曲,描叙了其间的贫困、愚昧、落后、欺骗、混乱、杀戮、等级隔离、宗教冲突等现象;不是从逻辑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批判了作为印度种姓制度意识残余的排外观念,“自我中心感”,狭隘民族主义,他称之为“印度特色”的东西。印度知识界群起而攻之,奈保尔不为所动,甚至表示说:“我不是给印度人写作,他们是不读书的。我的书只是在自由的、文明的西方国家里流通,在原始的社会里是没有市场的。”他两次去印尼、伊朗、马来西亚、巴基斯坦等四个穆斯林国家,写了两部游记,即《在信仰者中间》(1981)和《信仰的尽头》(1998)。在书里,他谴责那里的领导人在过去几十年里,利用宗教对抗西方文化,刺激和煽动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此外,他还严厉地批评了阿拉伯文化。他和萨义德以及许多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一样,认为文化是多元的;不同的地方在于,他始终认为文明是分层级的,其中有着原始与现代、落后与进步的区别,从而高度评价西方文明。在描述第三世界的困境时,他坚持西方的价值观念,明确指出:虽然西方的殖民统治给当地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文化震荡,但是,这绝对不能成为今天第三世界国家野蛮落后的理由。在这些后殖民国家里,其实情形更为黑暗。他进而认为,这种黑暗的形成,完全源于这些国家内部:政府的极权统治,缺乏教育的大众,扼杀人性的传统文化,从及众多屈从或支持极权政府的文化人。当他以叛逆的而不是辩护的声音为改变第三世界的现状而呼吁时,特别不满第三世界的文化人,认为他们从来都是把自己国家的失败诿罪于西方,而不知道这正是他们的统治者所希望的。他抨击印尼的文化人,说他们在现代科技的发展方面虽然发挥了作用,却是苏哈托政权的帮凶;还谴责了一些西方的知识分子,一方面享受西方文明,一方面无原则地极力美化第三世界。他甚至以极端的态度宣称:第三世界几乎没有知识分子!    
    奈保尔的批判当然要引起萨义德的反批判。萨义德在一篇叫作《智力灾难》的评论中说奈保尔对穆斯林抱藐视态度,是一个与穆斯林世界为敌的人。就奈保尔的《超出信仰》一书,他评论说,那是完全根据“有点白痴和侮辱性的理论”写成的,是“一本愚蠢而沉闷的书”,“一场严重的智力事故”,“某种精神式自杀”,“一场一级智力灾难”。他总结道,奈保尔早已停止了思想,变得没头没脑,唯靠声誉过日子,写作只能是浪费才能,更可怕的是沦为“一个代人写作的捉刀人”。    
    所谓“南桔北枳”,奈保尔和萨义德同属东方的根系,而且几乎同时移植到了西方,沐浴一样的阳光空气,并无地域的严格差异,为什么对第三世界的态度会表现出如此的对立?在知识分子研究中,比较这两个批判家之间的异同实在是一件饶有意味的事。何为“左派”?何为“右派”?何为“自由主义”?何为“保守主义”?无论个人或团体,都不能光看固有的标签,一切应以当下的具体的态度为转移。批判精神不是唯一可靠的,只是问题的先导而已。    
    2002年4月


穿过黑暗的那一道幽光奥威尔:政治、艺术与自由(1)

    读过奥威尔的《动物庄园》和《1984》;还有随笔、日记和书信,很少有人不为他的洞察力和想象力所震撼。他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和道德主义者的立场,对人类的自由和尊严的维护,对专制的掊击,那闪电般穿透黑暗事物的讽刺的话语,留给读者的印象是深刻的。    
    二十世纪毕竟不同于十九世纪。在这个世纪,人类先后经受了两次世界大战,还有各种杀戮,其中的组织化及其残酷的程度是史无前例的。极权主义体制的兴起,也是这个世纪的事,那种控制手段的博辣,足以使此前所有的寡头统治黯然失色。政治极大密度地融入到空气之中,影响每个人的呼息。所以,任何试图回避它,依仗一点可怜的才华便声称可以创造伟大的艺术者,实乃自觉或不自觉的欺世之言。    
    在我们的言说中,英国是一个绅士国度,虽然它是近世革命的产床,可是除了二战,一百多年来好像并未经历太大的震荡。令人称奇的是,就在这样一个温和保守的国度里,一个叫奥威尔的人,怎么可能通过寓言的形式,把一个充满恐怖和隐匿的痛苦的社会表现得如此逼真?他一生从未涉足极极主义国家,从哪里获得一种超验的想象,竟如此熟悉这头现代怪兽啮人的每一个细节?如果不是像杰弗里·迈耶斯的《奥威尔传》这样,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有关作家个人的实证材料,对我们来说,“奥威尔现象”始终是一个谜思。    
    有关奥威尔一生的叙述,《奥威尔传》各章用力过于平均,论证多于描述,但是整体把握是准确的,传主的思想发展的脉络是清晰的。从传记看,奥威尔在进入文学写作之前,有两个阶段的生活对他影响甚大,构成他毕业痛恨权力与控制的思想基础。头一个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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