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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

午夜的幽光-第16章

小说: 午夜的幽光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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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痛苦中。”薇依把这所有一切都看作是一种必然性,所以,当她带着遍体鳞伤向世界告别的时候,依然保持了一个胜利者的姿态。“让我消失吧,以使我所目睹的这些事物变得更美好,因为它们将不再是我所见的那些事物。”她是这般安详、大度、英雄主义地走向黑暗,而把希望和光明留给了未来世界。    
    薇依去世时,曾经被当作一位神秘人物大事渲染,随即归于沉寂。没有谁窥探过死者的灵魂。只有为她送殓的寥落的几位朋友,背后还会谈起她,满怀敬意地称她为“英雄”。


穿过黑暗的那一道幽光穿过黑暗的那一道幽光(8) 

    这是现代的悲剧英雄。作为英雄,她的政治姿态高贵而怪僻,日常生活简单而混乱;她鄙视王冠,勋授和盛大的凯旋,只为一个无权无势的广大阶级的存在而作一个人的斗争。这样的斗争几乎无法构成事件,它仅表现为一些零散的细节,即使把所有细节集中起来,也不足以构成对不公的现存世界的打击力,然而对战斗者来说,却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不是以外部突发的方式毁灭,而是从内部慢慢消磨一个人的英气,以致殒亡。无疑地,这是更为悲壮的。    
    舒曼曾经预言:“当肖伯纳被人遗忘时,人们还会记得西蒙娜·薇依。”    
    从西方到东方,后现代戏剧已经上演。轰动一时的肖伯纳,除了戏剧学校的学生,连他的名字恐怕也真的不复为世人所知。但是,薇依,在一个需要自由和正义的社会里,尚且一直为正剧英雄的阴影所遮盖,到了连灵魂都可以买卖的商业时代,还会有人记得起她吗?    
    2002年6月    
    *卡珊德拉:希腊神话中的忒洛亚公主。阿波罗赋予她预言的本领,可是,由于她拒绝阿波罗的爱情,阿波罗就使人们不相信她的预言。    
    


穿过黑暗的那一道幽光对称:在纳粹的阴影下(1) 

    世界上许多事物都呈对称性的存在。譬如政治,有专制政治就有民主政治;说到道德,有善必有恶,高尚往往与卑鄙并存;至于艺术、学术、科学,明显地都有人性与非人性之分。这其间的差异,犹如水与沫,火与灰一样。对称是共生的,但又意含着某种对立,相关者愈趋于对立,本质的特征愈见鲜明。    
    在极端的年代,一切都得经受严酷的考验。这时,人群两极分化,尤其敏感如艺术家,无论是隐匿的或是公开的冲突,都较和平时期为甚。纳粹德国的文化艺术界是显著的例子:一面是顺从、投降、附逆,一面是囚禁和流亡;一面是无耻的吹捧,一面是诅咒和抗议;一面是苟活,一面是庄严的工作。一般说来,双方不可以等量齐观,所以有“主流”和“非主流”的说法;非主流一直处于抗衡状态,但也因此使对称得以保持。    
    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和德国作曲家理查·施特劳斯两人,可谓铢两悉称。茨威格以他的犹太人身份和人道主义著作,遭到纳粹的迫害,最后逃亡至巴西自杀亡故。他的绝命词十分简短,语调平静,在绝望于个人前途时仍然寄希望于人类,那是十分感人的。相反,施特劳斯在颠簸的岁月里过得相当安稳,曾经出任帝国音乐局总监一职,而这一职位是希特勒特别指示赐予的。1936年,他为柏林举办的奥运会创作《奥林匹克颂歌》,1938年又创作了歌剧《和平日》,获得最高元首的嘉奖。最令世人不齿的是,在意大利指挥家托斯卡尼尼为抗议纳粹的反犹行动,公开拒赴德国音乐节时,他接替了这个空缺的位置。为此,托斯卡尼尼有理由说:“在作曲家施特劳斯面前,我要脱帽;在作为一个人的施特劳斯面前,我得重新把帽子戴上。”    
    正是这个茨威格,也不是第二个施特劳斯,他们共同完成了一次亲密无间的合作:歌剧《沉默的女人》的创作。倘从思想人格上推断,这本是不可能发生的事。    
    然而,他们之间确实存在着一个契合点,就是对艺术的忠实。在通信中,我们看到,相对于艺术,他们一致表示了非政治的态度。茨威格说:“政治是过眼云烟,艺术则会永存,所以我们当为永恒的东西奋斗”;“政治总使我厌恶”;“我远离政治”。施特劳斯始终否认自己曾经投身政治,强调他的所有的音乐活动“与政治无关”;他把自己看作是艺术的守护神,说:“假如我们自己不保护艺术自由,怎么能指望从酒吧里的拙劣演说者那里得到自由呢?”生在政治社会里而声明脱离政治,倘若不是天真无知,便是自欺欺人。正当茨威格和施特劳斯将政治拒之门外的时候,政治早已破门而入,那结局,只能是分道扬镳。由于歌剧的台词作者是犹太人,歌剧的上演自然违犯了法律,茨威格除了逃亡别无出路。为了将歌剧搬上舞台,作曲家施特劳斯则极尽各种妥协的办法请求上演,当他得悉宣传部长戈培尔将携夫人光临演出,并为此拨出专款补贴时,随即写信告知茨威格说:“你瞧,可恶的‘第三帝国’也有好的一面”,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意外的是,他给茨威格的一封信中涉及敏感的种族问题,被盖世太保截获,结果被革除了音乐局总监的职务,而歌剧在获准作为特例上演了三场之后也随即宣告被禁了。为此,他给希特勒写过一封很谦卑的信,试图作出解释,但是,元首没有理睬他。    
    没有人可以置身于政治之外。政治无法绕开。临到最后,人们仍然得以本真的面目正对它,面具是不起作用的。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政治带有强制性;对于政治,全部问题是如何接受的问题,而不是应否接受的问题。此间,道德的中介作用是无可置疑的。    
    施特劳斯既是大艺术家,同时也是小市民;作为艺术家,既是世界主义者,同时也是民族主义者。一战期间,他在日记中写道:“战争,胜利!德国万岁!他们不可能让我们退却!”在《没有影子的女人》的缩编谱里,他一样写道:“我们伟大的德意志祖国万岁!”虽然,他对纳粹的政策未必全部认同,但是这种德意志式的偏执的“爱国主义”,与极权主义意识形态不无相通之处。当然,他的许多迎合纳粹当局的行为,也可能出于实用主义的动机。因为除了获取荣耀,对他来说,还存在着一个如何获得当局“全方位的保护”以摆脱危险的问题。他的儿媳以及先后几个合作者都是犹太人,这是一个巨大的包袱,他背负起来是十分沉重的。对于专制统治,他不是没有过不满,曾感叹说:“可悲呵!像我这样档次的艺术家也得向部长小儿请示什么可以谱曲,什么可以演出。我也属于仆人和侍者的国家。”他还有过潜写作的打算,多次动员茨威格秘密合作,说:“如果有人问我,我就说,‘我现在没有创作什么,我没有台词文本。’几年后,当这些作品都完成后,这世界也许是另一副模样了。”然而,未来是一个画饼。施特劳斯既要尝现世的甜头,就不能不割舍坚持真理的任何可能性,以致随时随地利用政治。利用政治的结果,只能为政治所利用。茨威格最后婉拒了他的合作,应当说,对他的“艺术唯我主义”是有认识的。“他那种公开投靠的行动,对当时的纳粹分子来说是举足轻重的。”在回忆录《昨天的世界》中,茨威格如此评论道:“在那样一个难堪的时刻,这位德国最有名气的音乐家竟公开倒向他们一边,从粉饰现实的意义上说,这给戈培尔和希特勒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好处。”    
    戏剧性的是,自称讨厌政治的茨威格,此刻已经变得百分之百的政治化了。    
    在茨威格那里,世界主义不只是一种超乎地缘政治的观念,而且充满着深厚的人性内容,当人类普遍遭到暴政和战争的蹂躏时,他宁愿和自己的作品一起受难,也不想在征服者那里博取任何特权。他致信施特劳斯说:“我们生活在事物一周一周地发生变化的时代,不得不习惯于消除‘安全’的观念。一个人所能做的也只有理性地行事,按自己的信念行事。”又说,“作为个人,我们无力抵制全世界的意志和疯狂。要保持坚定、自尊,要拒绝一切痛苦和仇恨的情感,就得有足够的力量。时下做到这,就是取得某种成就了,当然这比写书还难。”这种力量是自己给的,尤其在个人被困境所阻绝的时候。    
    施特劳斯的同行托斯卡尼尼,在希特勒称他为“尊敬的大师”,邀请他出任拜罗伊特音乐节的指挥的前一天,他率同一批音乐家在美国发表公开信,抗议希特勒对犹太音乐家的迫害。无独有偶,犹太音乐家勋伯格原来也是反对带有政治倾向的艺术的,曾经表示说:“政治是政治家的事,恰如做鞋是鞋匠的事。”后来他被希特勒逐出普鲁士艺术科学院而流亡巴黎,这时,他开始“做鞋”了。二战结束后,他以华沙犹太区人居住的集中营为背景,谱出了著名的《华沙幸存者》,那是音乐风暴,为施特劳斯所无法谱写的。    
    相似的对称人物,还可以例举雕塑家的布勒克和库尔特·舒马赫。布勒克的作品,像矗立于总理府的青铜像《党》、《德国国防军》,就像御用建筑师特罗斯罗和施佩尔使用“石头的语言”所表现的那样,每一个细节都展示着一种充满恐怖感的宏伟的意志和力量。这是时代的主旋律,日耳曼民族精神的象征。舒马赫是德国进步知识分子团体“红色合唱团”成员,他就义前致信妻子说:“为什么我不躲进象牙之塔,置身于一切政治之外?就因为那样一来,我的艺术就会变得毫不足道,变得没有生命,没有存在的价值……只要第三帝国只把自由给予它自己的艺术,那种为灭绝人性的政治思想服务的艺术,那么我就不得不忠于我的中世纪先驱的榜样,为争取自己的创作自由而投入政治斗争,反对这个不应当存在的政治制度……”显然,这是另一种意志,另一种力量,寄寓的是反抗。


穿过黑暗的那一道幽光对称:在纳粹的阴影下(2) 

    文学家亨利希·曼和托马斯·曼兄弟、布莱希特等流亡作家同“国内流亡者”作家是一种对称,与纳粹时期一直走红的剧作家豪普特曼等又是一种对称。托马斯·曼借《绿蒂在魏玛》中的歌德之口说:“我有我的德意志民族性,让他们所说的市侩行为见鬼去吧。他们认为他们代表德国,但是我才是德国。让你们的德国彻底毁灭吧,在我这儿她将继续存在。”这里说的“两个德国”是一个涵盖面相当广阔的对称现象。豪普特曼在戏剧《教堂的女儿》首演结束后,挽着戈培尔的臂膀步出剧院,托庇于宣传部长的行为,无论出于安全感还是荣耀感,都与施特劳斯颇相类似。但是,正是这个豪普特曼,在纳粹时期还写了其他一些取材于古希腊罗马的剧作,剧中多次出现类似的台词:“疯狂统治世界!”这是他特意为他的时代所做的写照吗?为什么他有两副嗓音?难道他有两颗心?在大剧作家的精神内部,恐怕很难因为清一色的意识形态而彻底清除对称物,譬如正义和邪恶、真实与欺诳之间的冲突。正因为如此,战后,驻西柏林的美军因他亲纳粹的政治态度禁演他的剧本,相反苏战区则大演其戏。历史的对称物相继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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