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碰撞:2004-2006中国改革纪事-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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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巨大的进展，形势的发展迫使他从“经济史”走入了“经济”。1992年股市急遽升温直到发生深圳10月骚乱，第一波“圈地运动”也澎湃而起。为此他在深圳股潮后不久写了长文《危险的第一级火箭》，提出了“从掌勺者私分大锅饭到掌勺者私占大饭锅”等问题——这其实就是11年后郎咸平所讲的“保姆占了主人财产”的现象。
尤其是1992年8月，原官员身份的深圳罗湖区时代实业有限发展公司总经理叶启明（叶挺将军之子）提出个人集资2000万元购买本公司，成为见诸报道的首例法定代表人购买自己企业的“自购自”案例，这也就是今天成为时髦的“MBO”。秦晖写了《“叶启明现象”辨析——国有资产产权改革中的“自购自”问题》一文指出，无论这一个案中的叶启明作为经营有功的企业负责人应该如何给予奖励，在中国现状下作为一般性问题，企业负责人“按自定价格或至少是以此为基础的非市场性价格购买自己所管企业，并使之转为自己所有的做法”不能提倡。“在国有资产产权改革中‘自购自’的方式是不应允许的。”产权改革“只能采取符合国际惯例的方式，公开拍卖不失为其中的一种选择”。秦晖认为，11年后郎咸平对MBO的看法与他大致相同。
1994—1996年间，秦晖在《东方》杂志上连续刊出了“四论公正至上”，对经济转轨中的公正问题作了系统的论述，主张“公正至上，效率与公平皆在其中”。1997年之后，在“国企改革攻坚战”中，许多地方出现了比“分”和“卖”更刺激的做法。如对大型国企实行“靓女先嫁”的“界定式私有化”，用政治权力直接把国有资产划拨给“内部人”并一步到位地实现管理者控股（即所谓MBO）。他在《财经》杂志上对此提出批评。据后来媒体综述，当时对“长沙模式”的质疑以秦晖最为激烈。2002年后，开始实行“国有资产分级管理”。管理者控股的呼声大涨，风传次年将是“MBO年”。他为此写了《国有资产如何公正“退出”》与《要MBO，不要MBO年》等文，指出“分级管理”不能改变政府只是国民资产的看守者而非所有者的性质，国有资产的处理必须先讨论并经过立法（这也是郎咸平此次的主张），并必须有公共参与与有关利益各方的公平谈判机制。至于管理者控股，他认为如果在公开公平的竞标中实现，那当然可以。但是在非竞争条件下用政治力量推进这种做法，乃至搞大轰大嗡运动式的“MBO年”，是决不可以的。
这些文章让许多人认为秦晖是一个经济学家。其实不然。他的主要研究方向先后为：明清农民战争，农业－农民史，改革、革命与现代化问题的中外历史比较，作为比较对象的古希腊罗马社会经济、近代俄国与美国史、现代南非史等。秦晖的许多创造性的见解和研究成果更新了我们对传统社会的认识，他对许多时事问题、现象的评论，都以此为出发点，新鲜、雄辩、严谨而且犀利。
秦晖被誉为这个时代少有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出生在广西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母都是学历史的，都在大学里工作。有一次他谈到身世时说自己“是一出生就和黑暗擦肩而过”，因为他一出生的时候就是先天性青光眼，当时在全国来说这种病都是很难治好的。他的右眼在出生之后就是失明的，左眼也非常危险。他辗转了全国许多省的医院，最后在上海的汾阳路医院——当时中国最好的眼科医院之一——做了眼科手术。他感叹地说：“当时如果不做，或者动坏了的话，现在的我就会永远在黑暗当中了”。虽然动了手术，但他还是留有先天性青光眼造成的视神经萎缩，直到现在视力还是很差，右眼失明，左眼只有0。2的视力。他没有受到过多少课堂教育，实际上只在“文革”前上过6年小学。1969年开始下乡，在农村待了9年，之所以在农村插队那么多年与他的视力有关，因为招工时体检总是不合格。有一次他都被招走了，但是又因为体检不合格被退了回去。知青们都感到很愤怒，还跑到县委书记那里去请愿，质问他们怎么能这样干呢？后来还是秦晖息事宁人，说：“既然他们不愿要我，我也懒得去。”他虽然也很想当工人，但他不愿求着他们要自己。
他在农村的时候跟当地的农民关系都不错，老乡们都认为他是不错的人，但是他们认为他不太适合在农村干活。道理挺简单，因为他只有一只眼睛有视力，看东西没有立体感。在山里走路总是深一脚浅一脚的，容易摔跤。只要一有招工的指标就给他，但因为体检的原因一直没有成。有一段时间他曾经对于文艺写作很感兴趣，写了一些演唱材料。当时中国各级的文工团主要任务就是组织每年一两次的地区调演、省调演，以便某些节目可以评奖。那时候县文化局都是有专业的创作组的，但是专业的文化在当时被认为有局限性，就找了一些基层的人来做这些事情，他当时就做过几次。后来县文化局就打算留下他，但是后来也是因为招干指标的问题没成。在那段时间里，他有了一个类似于人类学调查的机会，搞了很多采风，搜集了很多民歌，包括壮剧、壮族的山歌等等，都是反四旧之后看不到的东西。于是有机会看到了“只给县长看的书”。小学毕业就跟着潮流闹革命的青年秦晖，开始了“真正的思想成长历程”。
秦晖回忆说，“我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家中的藏书也很多，这对我的影响很大。另外，农村那几年，我也学到了不少人生经验，我经常开玩笑说我在农村读的是‘早稻田大学’。我在插队的时候，因为体检老是不合格，当地一些关心我的人总是劝我办病退，但是那时候不但我下乡了，父母也被下放到农村去了，我退都没有地方退。如果当时家在城里，也许我的人生就是另外一个样子。按照我的情况，如果没有‘文革’，大概会小学、中学、大学一直读下来，也不可能形成我对于社会、对于人生的这种感悟。”
1977年，恢复高考。那年的高考还有一个特殊的地方，当时第一次录取的时候并没有完全按照择优录取的原则，有很多成绩很好的人，因为政审原因没能上大学，后来又有了第二次补录，给那些成绩很高但是政审没有通过的人一次机会，不过第二次补录学校都不是太好。25岁的秦晖虽然当时在县里是文科第一名，或许当时他报考的志愿都太高了，第一次没有被录取，他当时也收到了一份补录的通知，但是那个学校太差，他就没有去。1977年，研究生和本科生是同时招的。秦晖虽然没有上过大学，但是他却报考了兰大的研究生。考研究生当时在县里是个稀奇事，总共才有十几个人报考，都是“文革”以前上过大学的或者是“文革”中的工农兵学员，大概只有他一个人没有读过大学，但是后来考上的只有他一个。
秦晖大洋彼岸来信：要天平还是要尺蠖？（2）
秦晖至今对他的研究生导师——中国农民史学开创人赵俪生先生，心怀感激，“后来我考研究生，我的导师因为这个问题也做了很多的工作，当时有人看了我的体检材料就担心这种情况不知道往后怎么样，不知道我的视力能够维持多久。我的导师赵俪生先生说：‘如果不招秦晖，我就一个都不招了。’”他跟赵先生所学的专业是农民战争史、土地制度史。读研究生的时候，他在一个地方钻得比较深，赵先生曾经说他：“你用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就是怕你的格局不够大。”意思是说他眼界太狭窄，有点钻牛角尖的味道。
研究生毕业之后，秦晖到陕西师大去教书。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他来到北京，走进了清华园。他们这一代人由于经历了太多，一进入学术研究的时候便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秦晖也是如此。从广西壮乡到西安的陕西师范大学再到北京的清华大学，从农民战争农民农村问题到经济史到转轨比较，从先秦到明清再到当代，从“自我陶醉地”做考据派的“死学问”，到“现实的问题与主义”、“据常识守底线”、“不得不发言、不得不辩论”……秦晖的视界自然而然地拓宽。他这样夫子自道：“涉猎广、专业领域淡化、逆潮流而动，但始终是有社会关怀导向的。20年来我的关注点在变化，但基本的人生态度、治学态度与价值标准是一以贯之的。它既源于一个变动社会中的求知者鉴古知今析疑解惑的纯粹‘兴趣’：这种兴趣不是为了‘学术地位’而是为了使自己更'明白'些；也源于转型期一个中国公民的责任感：这个公民并无经天纬地济世安民的'传统士大夫'抱负，只有一点现代国民的匹夫之责而已。”
秦晖在《实践自由》一书的封面上写了用两句话、32个字：高调再高，苟能律己，慎勿律人，高亦无害。低调再低，不逾底线，若能持守，低又何妨。他就这样自得其乐地做着他所谓的“底线之上”的思想实践——“维护自己的自由——不做奴隶；尊重他人的自由——不做奴隶主；反对他人之间的强制——坚持废奴主义。”
2004年9月9日，在许多人的期待中，正在大洋彼岸美国讲学的秦晖，接受《南方周末》和《中国改革》的约请，写下了长达13000余字的长篇文章，纵论“郎旋风”。
在细述其对多年来国企产权改革路径的理解和思考后，秦晖指出，有些学者所说“学者不应该在乎民意，应该有勇气与民意唱反调”是有问题的，“学术问题当然只能求真而不能媚众，如同不能媚上。但是公共政策问题，岂能无视公众意志？就郎咸平提到的几个具体案例来说，的确正如张维迎所言，不能仅以民意的是非为是非。格林柯尔有没有问题，应当根据法律、法规和调查证据，由法官或审计部门来独立地裁决，不能仅因民意汹汹就定人以罪。学者也应审慎表态，不能仅仅因为民意倾向郎咸平就附和他对那些具体案例的判断。但是如果超越具体案例，从政策层面谈论一般意义上的国资产权改革，它的本质是什么？不就是要处置原来法理上是属于公众的资产吗？处置公众的财产难道可以不听公众的意见而只考虑‘学术上正确’？比方说，张教授有一所房子，别人，哪怕是个比张教授更有学问的经济专家，就可以不管张教授的意志而根据‘学术上正确’的某种资源配置理论把这所房产‘配置’给别人吗？”
秦晖明确表示，“我与郎先生一样反对在中国的条件下搞MBO”，“相信郎先生并没有夸大问题的严重性”。从这些问题中推出的“主义”，他就与郎先生大相径庭了。他认为，在一个“权力捉弄财产”的社会里，无论公产私产都是权力刀俎下的鱼肉。关于“国有资产流失”，“非主流”方面把它简单地看成一个“贱卖”问题，而“主流”方面则以“只卖不分就不算流失”来应对，秦晖认为对立双方说法都很值得质疑。出现问题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缺少一个权责对应的机制，即“自由放任”与“福利国家”共同以为基础的机制。没有这样一种机制，权力太大责任太小的国家就不可避免。这样的国家可能一直“左”着，或者一直“右”着。
最后，这位学者奉劝“主流”派与“非主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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