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大师大结局-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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粽畔拢�75岁高龄的吴宓不由得双腿哆嗦，肝胆欲裂。说时迟，那时快，造反派头头大模大样走入场中，宣布对“抗拒改造，顽固到底”的老牌反动分子吴宓进行示威批斗。人群骚动起来，几名起哄的群众和那两个大汉七手八脚将他架上桌面。烈日的强光下，吴宓微闭着眼，大脑一片空白，他双腿筛糠似的颤抖着，却怎么也站不稳。突然，“砰”的一声，重叠的木桌连同吴宓一起重重地摔在了地上。“啊！我好痛！”吴宓蜷缩在地上，抱住左腿，龇牙咧嘴，痛苦地嗷嗷呻吟开来。几位革命群众似嫌不解气，一拥而上，踢上几脚，吐口唾沫，见吴宓已然不能动弹，方才罢手。
吴宓抱着腿，倒卧在地上，几乎痛昏过去。就这样，造反派仍不放过他，将已伤腿的老人置于烈日下，暴晒了两个时辰。最后，吴宓被架回了自己那间低矮的工棚。这时，他才知自己的左腿已跌断了。
造反派好不气恼，原本带来做反面教材的，这下却断腿成了负担。自此，吴宓虽免去了揪斗示众之罪，却遭受着断腿之痛。每天，他爬出门要几口水喝，要几口饭吃。一次，他困在工棚里，两天得不到水喝、饭吃，他挣扎着起身，拼足最后一丝力气，对着窗外，凄厉地喊道：“给我水喝，我是吴宓教授；给我饭吃，我是吴宓教授。”
后来的几个月里，在农场，他拖着一条断腿，每天等待的是到开饭时，在向某头头汇报请示后得到几口充饥的粗粮。就这样，“革命”头头仍不放过他。当他断腿稍好一些后，他又被派做扫厕所、刷尿池、刮粪便一类的脏活儿。农场熬过了两年，到1971年7月，吴宓眼病加重，右眼失明，左眼的白内障也日益加重。
农场的“革命”头头，看他跛腿瞎眼，生活难以自理，留着作为批斗对象，也斗不出什么新花样出来，只好让他回重庆。由于生活不能自理，校方出面请了一个保姆。但吴宓此时每月仅有30元生活费，拿什么付保姆费？同事间人人自危，谁还敢自讨罪责帮他。所幸，其胞妹从有限的工资中每月资助20元，加上他老友吴芳吉的长子每月的5元，这样，总算暂时解决了问题。
然而，即使是在这种艰难到近乎人生底线的生存状态下，吴宓依然争公好义，乐于助人。为此，他也闹出了不少笑话。一个骗子瞅准了这一点，居然大胆骗上门来。他先是以一位吴宓女学生的名义求助，编造了一套感人至深的谎言，骗得了部分钱财。几天后，这个骗子再次闯进吴宓家，说女学生正在医院动手术，急需用钱。这时，吴宓才有了疑问。
其人称其还带有该女生写给吴老师的“求助信”，遂取出朗读起来。吴宓正默听，恰巧保姆进来，瞧见一陌生人在给吴宓念一张无字的白纸，大为惊诧，急密告邻人求助，遂将此骗子扭送至学校保卫科。吴宓对此不胜感慨，并对保姆之精神称赞不已。此事在西师校园很快传开，至今人们仍津津乐道。“文化大革命”后期，西师有一位女教师编织了一双毛线袜子，送给孤苦伶仃的吴宓，吴宓给了那位女教师10元钱。有人对吴宓说：“一双袜子值多少钱，你给得太多了。”吴宓答道：“多乎哉？不多也。人家织袜子不容易啊！我是把织袜子的成本费、劳务费，还有无价的感情费都算在里面的，我给她的实在不算多。”
“文化大革命”中，吴宓备受凌辱折磨，再也无人叫他老师，一些人当面喊他“吴老狗”。1971年，林彪自我爆炸后，形势有所松动。有一天，吴宓独自拄着拐杖，在北碚街上散步，走累了，就坐在路边石凳上休息。有一位北碚青年，见吴宓还活着，兴冲冲地走过去，喊了他一声“吴老师”。吴宓以为听错了，努力睁大昏花的眼睛，问：“你在叫我吴老师？”北碚青年回答：“是的。吴老师您今天上街散步？”吴宓不禁热泪盈眶，摸索着从内衣口袋掏出一张10元钞票，送给那位年轻人。北碚青年连忙摇手：“吴老师，我怎么能收您的钱？”吴宓说：“小伙子，请收下，尽管收下，已有很多年没人叫我吴老师了，今天你是第一个叫我老师的，我心里感动呀！你一定要收下，否则我心里就会不安。”北碚青年推辞不了，只好收下：“吴老师，您是好人，好人总有好报。”
10元钱在今天是一个小数目，而在当时却管得上一个月的伙食费。
1971年9月8日，吴宓向中山大学发去一封郑重的信函，探询陈寅恪夫妇的生死情况。历经20余年“新风尚”的洗礼，依旧不改的却是传统文人的古老本色。这封信时至今日读来，仍旧是奇趣中带着几分辛酸。
他在信的抬头便写道：“国立中山大学惠鉴”，下面则古朴地介绍自己：“宓，1894年生，在美国哈佛大学与陈寅恪先生同学。”最后问及陈氏夫妇“安在人世”，行文风格、词句与“文化大革命”之风大不合时宜，且易授人以柄。好在当时没人理睬这件事，事情不了了之，吴宓也无从知晓老友近况。其时，已距陈寅恪夫妇弃世近两年了。
1977年1月8日，生活在极度困厄中的吴宓生活全然不能自理，生命的挽歌于他而言，已隐约可闻。远在陕西老家的胞妹吴须曼不忍兄长老来孤苦，遂决定将他接回老家，养老送终。早在1975年夏天，胞妹吴须曼曾去西南师院劝他随她回家，但吴宓坚持不同意。他告诉胞妹《吴宓诗集》半月前被人“偷走”。尤其令人气愤的是，“十年动乱”中有人拿了他的书，知道他恢复工资后，送还一两本书就索费几十元，依这样的高价收回一部分不能成套的书，每月工资即付之一空。补发工资后，除还一部分外债和周济了几个困难的学生外，大部分就是花在赎回被人拿去的书上。残酷斗争，无情折磨，使他的神经近乎崩溃。这些人就是掌握了他爱书如命的特点，才这样诈骗他。甚至他手上的一块价值几百元的进口表，也被重庆钢厂两个无赖用一只仅值6元的小闹钟“换”去。他动辄被骗走数十元乃至百余元。他说他现在还不能回老家。
第二次吴须曼去重庆之前，先让她女婿去吴宓处联系，取得了他愿意返回西安的肯定答复。但当吴须曼去后，他又坚决不愿回来。他为何突然改变了态度，经与其再三交谈和侧面了解，才知他又被坏人捉弄，人家告诉他：“你吴宓是大教授，回原籍后，地痞流氓晚上破门而入，要你拿出钱来，没有的话，就要杀你。”不管吴须曼怎么劝说，他都不肯跟她回去。吴须曼伤心极了，痛哭流涕乞求他，都没成功。吴须曼只好怏怏返回。后来吴宓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吴须曼又从西安赶到重庆，设计将他骗上火车，接回了老家，暂住在面粉厂吴须曼的宿舍。月是故乡圆，人是故乡亲，漂泊60余载归来的游子，虽未能衣锦还乡，但故乡却伸出双臂，默默地拥抱他。人们无法给他很多的帮助，但听说吴宓教授回乡养病，有关领导和面粉厂的同志，还是竭尽全力，给予照顾和帮助。
1978年元月14日，吴宓忽然食量大减，第二天只能进几口妹妹喂的牛奶。随即吴宓被送往附近的中国人民解放军513医院进行抢救。弥留之际，吴宓仍无法驱散在西南师院那段疯狂岁月里被残酷折磨时留下的阴影。他挣扎着疾呼：“给我水喝，我是吴宓教授！给我饭吃，我是吴宓教授！”如今有水喝，有饭吃了，他仍然抹不掉那段痛苦的回忆。17日凌晨三时，吴宓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由于医院没有太平间，面粉厂的领导同意将吴宓的遗体暂时停放在他妹妹的宿舍里。随后厂领导派人、派车将吴宓的遗体送往西安三兆火化。
此时远在北京的陈心一女士尚不知自己这位离异近50年的旷夫的灵魂已经安息在家乡故里。
在这个世上，曾有这么一位情僧，走过这么一段苦行之旅。1981年1月17日，吴宓的骨灰，由吴须曼送至安吴堡，葬在白雪笼罩的嵯峨山下。
吴宓不是政治家，只是一介学人，一个书生。终其一生，他未能写出专论性的关于中国文化的辉煌巨著。但他在20世纪固守着传统文人的精神家园，洋溢着一份虔诚而独特的文化情怀，在现代中国文化史上铸造了一个鲜活的文化灵魂，发出了长久的声声绝响。
艺术情痴—徐悲鸿为爱私奔
地摊卖画，无人问津，家贫致死发妻幼子；预谋在先，为爱私奔，大胆之举令蒋家尴尬不已
1915年冬，江苏宜兴阀阅世家蒋宅。刚刚替父亲办完丧事的上海大学教授蒋兰笙一脸哀容，寂然坐在客厅，心中充满了悲戚。突然，门人进来通报，宜兴初级师范的老师徐悲鸿先生前来拜访。
“快，快请悲鸿！”蒋兰笙一听，大喜过望，忙叫门人相请。须臾，一位身着布衣长袍，留着分头，背了画板，脸庞清秀俊俏的年轻人走了进来。“哎呀……悲鸿，快请上坐！”蒋兰笙已步入天井，忘情地拉住徐悲鸿的手，然后引入客厅。
两人寒暄后，便热烈地交谈了起来。这时，蒋兰笙17岁的女儿蒋棠珍好奇地打量着年轻人的背影，限于当时的封建礼教，却不敢正视。待徐悲鸿走后，蒋棠珍好奇地问父亲道：“那个年轻人是谁？”蒋兰笙满是感叹地答道：“屺亭桥徐悲鸿，此子可教！假以时日，会琢玉而成大器。”
第二年春天，蒋兰笙守丧期毕归沪。徐悲鸿也辞了故乡的老师职位，来到上海，潜心学画。他到上海以后，便在一位名叫朱子洲的宜兴同乡的引领下，首先来拜访自己的老师兼同乡蒋兰笙教授。
他第一次与蒋兰笙的女儿蒋棠珍有了正面接触，并彼此给对方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多年后，蒋棠珍成为了闻名遐迩的蒋碧薇，她在《我与悲鸿》的自传中作了描述：
徐先生一到我家，就给大家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因为他外貌英俊，态度落落大方，不拘小节。那时候，他对我们一家都非常亲切随和，父亲作一首诗，他会击节称赏，母亲烧一道菜，他也会夸赞一句“天下第一”。父亲母亲都十分喜欢他，同时念他独身在外，难免另眼相看，多加照顾。没有多久，他简直变成我们家里的一分子，只要有空，他总是耽在我们家里。通常星期四下午他学校没有课，吃过中饭他便来了，到星期五早晨才赶到学校，星期六下午来后，更要到星期一早上才走。
相处久了，我们渐渐地知道他的家世，以及他从小到大的奋斗历程。那是一个很感人的故事。
徐悲鸿先生原名寿康，是离宜兴城18里的屺亭桥人。他的父亲徐达章公能诗工书画，一共生了三子三女，因为家境贫寒，一家八口都靠他的父亲卖画鬻字为生。中年达章公信佛，常在寺庙中住，40多岁便逝世了。徐先生是长子，9岁从父学画，17岁时父母为他娶亲，由于他不满这门婚事，离家出走，后来他被父亲抓回来结婚。18岁那年生了一个儿子，取名为劫生，意即“遭劫而生”，但家人则改名为吉生。19岁那年，徐父去世，身为长子的徐悲鸿返回家乡，一口气接了三家学校的聘约，每日往返奔波上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