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大师大结局-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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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兰芳的身世委实可怜，这位生于地主家庭的千金小姐走出大山沟到重庆求学，并最终完成学业，完全依靠两位供职原国民党川军的哥哥救助。解放后，两位兄长因参与武装叛乱，被共产党镇压，留下了几个无人照顾的遗孤。邹兰芳不泯兄长情，只得接过哺养遗孤的重担。要命的是，她出身不好，本就患有严重的肺结核，处境可谓艰难。当她看到了吴宓在《新华日报》上的“思想检讨”文章后，眼睛一亮，像抓了根救命稻草似的，决定立刻抓住吴宓。
于是，她先是热情洋溢地主动写信给吴宓，声称自己佩服其道德文章，虔诚地崇拜他。吴宓戴着老花镜，将来信读得滚瓜烂熟，然后书生气十足地回了信。随即，邹兰芳不请自入，登门求教，并以学生身份为老师缝洗浆补，渐渐地，她不避世俗，终于使吴宓迅即迎娶了她。须知，吴宓这时是二级教授，有不菲的工资，再则，他还是高级统战对象，政治待遇远远优于他人。吴宓却叫苦不迭。师生恋已令他抬不起头，加之邹兰芳是一个病秧子，终日浸泡于药物中，不能解脱。事后吴宓曾对朋友说，这哪是黄昏恋的爱情，实是在为兰芳治病，在养兰芳一家九口人。
三年后，邹兰芳因肺病不治，香消玉殒。吴宓从此背上了一个还不清的情债，他以自己的正直、善良，用他工资的大半，接济养育邹兰芳的几个侄儿、侄女。这种接济和养育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吴宓不能自顾时才中断。
书生本色—吴宓难逃劫难
吴宓在课堂上摇头晃脑讲授古文，脱口而出的一句话差点惹下大祸；“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吴宓难逃劫难，被游街揪斗
大跃进后，中国大陆发生了严重的大饥荒。吴宓执教于中文系，虽是国家二级教授，基本的生活，平常所需的副食品、肉食、日用品都会专供专用，本人的遭劫似乎不大。然而，知识分子的迂倔可爱，不善转圜变通又令他差点引火烧身。
当时，西师的学生在最困难时，每天仅供两餐，限额为每餐二两。学生们正处在长身体的发育期，怎能受用？不少人面黄肌瘦，得了水肿，更有甚者，有人饿毙校园内。吴宓见此，心里难过至极。他居然上书校党委，要求增加学生的口粮，并主动提出削减自己的供应。这份请求在当时情况下，自然起不了什么作用，人人都在为最基本的生存而挣扎，哪会有其他措施。一天，他走上讲台。学生没吃早点，拖了大半个上午，早已饥肠辘辘。听着台上吴教授口若悬河，台下的学生们似连锁反应一样，肚子咕咕叫响起来。吴宓明白是怎么回事，他便忍不住摇头晃脑道：“三两尚且不足，况二两乎？”学生们一听，忍俊不禁，哄然大笑开来。
这本是吴宓讲授古汉语的语法结构，信手拈来，并无什么恶意。不料，第二天，便有人揭发吴宓：“三两尚且不足，况二两乎”，恶毒攻击党和人民政府，与帝国主义、美蒋特务遥相呼应，妄图诋毁美好的社会主义制度，十足的反动透顶。吴宓被迫检讨。
一些人还是不放过他，认为吴宓思想一贯反动，现在胆大包天，利用神圣的课堂向党和人民猖狂进攻，是一个十足的漏网右派。最后，上面发了话，吴宓是省政协委员、国内外有影响的知识分子，认识检讨了错误就行。生活待遇不变，内部控制使用。于是，“漏网右派”的帽子与他擦肩而过。但他被勒令停课反省。那段时间，吴宓不再被安排上课，每天除了看看报，看看书，几乎无所事事。
痛失精神的家园，生活待遇即使不变，这对于一个优秀的文化大师而言，剩下的仅是生命的枯寂。
1961年夏，心情落寞而又特别念旧伤感的吴宓在“停课反省”后，决定利用暑假，南下广州，拜会其少年挚友，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陈寅恪。
这是上个世纪学术史上一段引人入胜的大师间生离死别的话题。两个孤寂的老人，在历尽生命的沧桑与劫难之后，带着一份心灵的破碎，带着一份精神世界的固执与情感失落，行将进行一次暮年的会面。他们都敏锐地发现，彼此以生命的枯萎为代价而挚爱并固守推崇的传统文化已成为“封建糟粕”，他们的个体生命在五年后将进入最后一轮大劫难。作为20世纪中国大陆乃至整个汉学界顶尖级的学术大师，陈寅恪与吴宓有着太多的相似，不然，两人何以会成为生死至交。同吴宓一样，陈寅恪出身于名门望族，学人世家。其祖父原为曾国藩僚属，后官至湖南巡抚，“百日维新”失败后，被慈禧秘密赐死。其父陈三立被称为晚清四公子，著名的诗人。兄长陈衡恪诗书画三绝，自成一派，不幸英年早逝。
陈寅恪虽生于钟鸣鼎食之家，自幼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但身上绝无纨 习气。1908年，他考入清华预备学校，结识了吴宓，两人引为知己，后一同赴美，留学哈佛。二人先后学成归国，再被聘为清华国学院导师，在各自的史学、文学领域内独树一帜，成为一代宗师。
对于1961年夏天的这次会面，二人期冀已久。吴宓尚未动身，陈寅恪就按捺不住，一连数次去信，反复告诫对方的赴粤注意事项，甚至连车资几何，饮食住宿等琐事也一一交代清楚。中山大学闻知吴宓即将来访，校方以官方方式出面，也做好了准备。陈寅恪无论设宴款待还是饮食住宿安排，都布置得得体与妥帖。 吴宓抵达广州，适逢深夜。中山大学派车，陈寅恪的女儿、女婿亲到车站迎接，来不及休息和洗漱，吴宓便直奔陈寅恪家中。此时，已双目失明的陈寅恪同样急不可耐，在家中等待着老友的到来。
“兄长”吴宓被领进陈家，他抖落一身细雨，大步走上前，一把握住静夜枯坐的老友，忍不住泪如雨下：“这么晚，你还坐待弟来？”
“雨僧，”陈寅恪握着吴宓的双手，生怕失去什么似的，“深夜远道，辛苦辛苦！”两个人脸上都淌下了泪，忙相携着坐了下来。这天晚上，“天意”的味道是极浓郁的。连绵不绝的风雨，使感伤的心灵多添了一分忧郁。两人彻夜长谈，12年无人倾诉的痛苦终于如江海般狂泻。临别时，陈寅恪老泪纵横，亲自写了四首绝句，第一首最具“历史感觉”：
问疾宁辞蜀道难，相逢握手泪执澜。 暮年一晤非容易，应作生离死别看。吴宓没有想到这是他最后一次与挚友相聚。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场中国人的大劫难开始了。吴宓难逃大劫，西师的造反派把目光聚焦在了这位“奇货可居”的老古董身上，他们很快把吴宓的书、文稿和日记洗劫一空。吴宓大量的日记被各派争抢去当做批斗的活材料，从中找出吴宓的种种“罪名”。据西师中文系古典文学教授谭优学回忆，吴宓的日子颇不好过：
1968年夏，两派斗争又紧张起来。“革命群众”突然对吴宓采取了一次“革命行动”，抄走了他的“反动日记”。这可惹下弥天大祸了。不但自讨苦吃，还连累到我们。他日记里说，叫中学生造反，等于拿小刀给孩子玩，没有不伤手的。“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这是明目张胆地反对毛主席，罪状之一。日记说“姚文元在江青卵翼之下”，是恶毒攻击“中央文革”和“江青、姚文元同志”。罪状之二。日记里有些地方对毛主席的文艺讲话，说了不全赞同的话，“狗胆包天”，竟敢“唱反调”！罪状之三。我们在“学习”中，监督有时不在，不免对两派的某些事有长短得失的议论。他也记在日记里，而且记下是“某君云”。牛鬼蛇神想翻天了！那还了得！于是我们被勒令于某日上午去某处集合。其他系的几条“辫子”挨了毒打，杀鸡给猴看。吴宓大概因为年老，免于挨揍，但被宣布为“现行反革命”，严加监管。自此，吴宓的生存状态大为艰难。游街批斗，没日没夜交代问题，写检讨，被当做反动文人的祖师爷，活靶子，其卑微痛苦与无助的生命在无序的状态下遭受到了非人的摧残。即使在这种形态下，他依然固守着传统文人那份独特的精神家园。“文化大革命”期间，某日，西师红卫兵小将押解着一长串牛鬼蛇神，去北碚游街批斗。小将们对着吴宓高呼口号：“打倒反动学术权威！”吴宓抬起头来声明：“我是学术权威，但不是反动的。”有位小将用手使劲按吴宓的颈子，并击打脑袋：“不准顽抗。顽抗到底，死路一条！”吴宓依然抬起头来，并用手抚摸着那位小将的头说：“顽童顽童，莫打脑袋，莫打脑袋。”路边围观的群众哄然大笑，小将们也忍不住笑了起来。吴宓有一习惯，每天必记日记，几十年不间断。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造反派抄家劫舍焚烧书籍，吴宓日夜担心日记的安全。吴宓有一位友人的侄子在重庆钢铁公司上班。有一天，那工人来西师玩，知道吴宓的心事后，就说：“吴伯伯不用担心，这件事包在我身上。”第二天夜里，那工人和他的伙伴开来一辆吉普车，将吴宓的全部日记安全转移到重钢。吴宓悬着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车子开走后，吴宓找来一本练习簿，又习惯性地记下了这一天的日记，将何人何时如何转移日记藏于何地的经过详尽记录下来。
不久，吴宓果被抄家，但造反派翻箱倒柜，就是找不到日记。吴宓爱记日记是出了名的，怎么会没有日记呢？一位细心的造反派终于从练习簿上找到了吴宓转移日记的线索。于是造反派拿着吴宓的新日记，按图索骥，杀向重钢，一举将吴宓全部日记抄获回来。吴宓在“牛棚”闻知此事，痛悔不已，连连顿足：“这是我一生中干的最大的一件笨事！”
书生本色—吴宓隐入历史
困卧病床，无人理睬，急公好义，被骗钱财；一声“吴老师”，喊得他热泪盈眶，竟付10元钱酬谢；1978年元月，一代文化大师悄然隐入历史
1969年春，因“战备”需要，吴宓所在的西南师范学院被指定迁往重庆市梁平县七里桥的一个国营农场。
此时，早被批倒批臭，眼患白内障的吴宓已是75岁高龄，齿摇摇，发苍苍，彻彻底底的一个垂暮老人了。
4月19日，他扶着杖，喘息不定，将一份陈词恳切的申请报告递交给了学校的造反派头子，请求以“年老衰弱，不堪奔波”为由，希望“留校劳动改造”。结果，不仅未获批准，还以“偷奸耍滑，逃避改造”的罪名直接遣送去了梁平农场。吴宓被迫去了农场。
到住地这天，他在一间低矮潮湿的小屋里刚刚放下铺盖卷，未及坐定，便听得一声断喝：“将反动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吴宓押上台来。”随即，两个戴着红袖套，魁伟剽悍的大汉猛地一下冲进屋来，不由分说将吴宓按倒在地，然后像拎小鸡一样，将其反剪着双手，提押了出来。
两个大汉一溜烟将他放在了门外的坝中。吴宓抬眼一瞅，只见两张木桌重叠起搭成一个示众台，周围已站满了黑压压的人群。他顿时明白过来，造反派准备将他置之其上，以儆效尤。一阵难堪的羞辱与紧张下，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