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50-我与艺术家的私生活-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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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通常的暗淡，很白，间或挂着杨的作品，白色的沙发布，包括被褥床罩，一律的白色，水泥地面已被拖出了光亮，没有多少家具，除了厚原木定做的一个质量上好的四方茶几和布艺沙发，不多的几件家具，也是澜澜花一二十元从二手家居市场买来的，用五洁粉清洗了，然后重新上漆，就连墙壁也是澜澜和杨自己动手粉刷的。之前有两次见到杨，都穿着白色汗衫，完全不是汗渍和灰尘经日附着而渐变的浊白，而是白得让人觉得是刚刚新买的。经过老杨的解释才知道，澜澜对于家里大件，诸如床单被罩沙发布的清洗频率至少是一周一次，更别说夏天的汗衫，基本上是随穿随洗。不得不承认的是，因为超乎常人的整洁，澜澜打理下的一家4口的生活，尽管穷，却没有穷人常常不自知而带的萎缩，以及在那种萎缩下很容易流露出的乞怜，相反，澜澜和杨的家保持着一种极其自尊的品质。
但是，澜澜对这种品质的要求和坚持也让她在辛苦维持之计之余的家庭劳作变得负担更重。一个做事效率高的人多是急脾气，而往往又是急人所不急，比如杨，就是个慢性子，有时，澜澜对杨的慢特别气不打一出来，尤其是赶上严打只能呆在家里的时候，澜澜的脾气会变得特别脆弱，因为不出门就意味没有收入，没有收入，澜澜就心慌，就容易迁怒于杨。对于澜澜有时候莫名其妙的烦躁，杨很理解，也心有愧疚，但是，除了在朋友的介绍下偶尔在外面赚些生活费，在承担一个家庭的经济负担上，以艺术为职业的杨的确显得无能为力。还是澜澜舍不下杨。用澜澜的话说，如果不是冲着这个人，日子过得这么苦，她早跑了。澜澜承认，来北京的最初3年，她和杨的家里人一样，也是对杨寄以很高期望的，说得明白些，且不说能像有的艺术家那样晋升为艺术新贵，至少，作品收入可以顾住一个家的基本开支也好啊。也因此，来北京的头几年，澜澜特别失落。说到底还是心有不甘，因为不甘，会对现实生出很多抱怨和委屈，也就没有那些神经鲁钝的底层百姓在严酷生存条件下的逆来顺受自得其乐。
在澜澜的记忆里，大概是2001年之后吧，澜澜渐渐对杨的艺术不再抱以“额外”的期望。“我不再想杨什么时候能卖作品了，以前会盼，后来不想了，只要我的收入能让我们一家4口这么活着，只要杨每天在我眼前晃着，我就挺满足的。他高兴，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只要别把命搭进去就行了，什么时候玩够了，想家了，我们就回兰州。”澜澜的释怀和心甘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是她放弃了作为一个妻子对丈夫在分担家庭经济上应付责任的要求。也就理解了为什么澜澜会说，我没有把他当成丈夫，做丈夫，我就要让他担责任，他很累，我也很累，会有很多委屈，我嫁给你，凭什么让我活得这么累。其实，他在北京也很辛苦，我想让他作为一个个体能活得轻松些，不要给他太多的压力，可以自由地做作品，也算是他的一种释放吧，我老担心他会崩溃，这也是有时候我感觉自己累的地方。只有一个具有超强母性的人才能说出这样的话。难怪杨会说，他是长在澜澜肚皮上的安康鱼。世界上最深的马尔马拉海深处，非常贫瘠，几乎寸草不生。安康鱼能在深海生存，多亏了它背鳍上会发光的“灯笼”。
“灯笼”可以吸引小鱼的游来，不仅是“安康鱼”立身存命的本领，还是自我保护的工具，每当引来凶猛的鱼类时，安康鱼会将“灯笼”迅速塞回嘴里，趁着黑暗转身而逃。马尔马拉海的安康鱼不是生下来就有“灯笼”的，成年交配后，雄安康鱼就从此吸附在雌安康鱼的肚皮上，传宗接代，不再分离，渐渐地，雌安康鱼的背鳍会生长出用于捕食的“灯笼”，体积也越长越大，而原本就弱小的雄安康鱼则停止了生长，因为吸附太久，雌雄安康鱼最终连为一体。在杨眼里，澜澜对这个家的爱和支撑有时甚至带着钻牛角尖似的执着和霸道。每次做完饭，澜澜会将饭菜分成几份，给小女儿的、大女儿的，给杨的，最后才轮到自己。
切个西瓜，分给杨3大块，要看着杨先吃，杨说，你也吃一块，澜澜不高兴，她要看着杨吃完，往往最后残余的一两块澜澜才肯吃。每当杨有了一个新的作品方案，有时由于开支过大，杨就主动放弃了，澜澜不，她会分析，用什么办法能筹到这个数目，如果还是筹不到，有些材料是不是可以替换，在澜澜的概念里，似乎不存在“不现实”这个词。
所以，澜澜才会说，我感觉我在这个家庭里惟一自豪的就是，用杨的话说，你是这个家的老大。别看老大是个头衔，不好当，都是责任，我自己也没啥本事，赚点小钱，让这个家还能维持着，孩子能穿得干干净净的上学，他呢，虽然没多少钱做作品，但还能做一点事，我也挺满意的。但澜澜母性的宽宏和包容一定是在隐忍和超越了自身痛苦的基础上才有的。澜澜说，来北京前，她没有一根白头发，现在多了去了。澜澜说这话时，我不自觉地看了看她的头发，没有显而易见的白发，但头发很薄，澜澜说，白头发都被她一根一根拔掉了。澜澜的睡眠一直不好。去年，澜澜的失眠一度非常严重，有十几天的时间连续失眠，明明身体已经很疲乏了，就是睡不着，开始脑子里还胡思乱想，到后来，感觉整个人空荡荡的，也不烦不闹，就是觉得活着没意思，隐隐地有自杀的冲动。
记得那段时间，澜澜总是问杨一句话，你说，有钱又怎么样？！没钱又怎么样？！因为有过1996年的自杀事件，杨很清楚澜澜患的是抑郁症，也劝澜澜去看心理医生。澜澜最终没有求救于医生，那段行将崩溃的日子硬是挺过来了。后来，澜澜提及那次有自杀倾向的抑郁症时说，那段时间也是对艺术圈挺失望的。澜澜很少去展览或是party这样艺术青年群聚的场合，就是不多的几次，聚众实际以“看人而不是看作品”为主旨的那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活络场面还是给澜澜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而这种印象与她所理解的艺术圈的概念大有出入。当澜澜明白了艺术圈也像娱乐圈一样是个大名利场，有着以名利为诱饵，划地为圈，拉帮结派，阿谀献媚，是非混淆，充斥着游戏和投机，以名利论成败等等，澜澜很灰心。
澜澜对于艺术圈的关注也只是出于一个妻子的本能，或者是一个母亲的本能，就像每一个护犊子的母亲一样，杨所受的每一点委屈澜澜都感同身受。澜澜对艺术家妻子这样的称谓很漠然，也就是说，这个身份前的定语“艺术家”并不是她所强调的，她强调的是定语后面的“妻子”。“我就是老婆，就是孩子的妈妈，现在会跟他聊点关于艺术的事情，因为那是他的工作，如果我嫁给一个卖西瓜的，我们也会天天聊，聊的都是西瓜，一样的，没什么特殊，我嫁给谁都要生活，嫁给谁我也都是我自己。”之前，也有媒体在报道杨的行为艺术的时候，想同时采访澜澜，以更多地了解艺术家杨的生活状况，澜澜一律拒绝了。她的回绝很直接，我就是一个家庭主妇，没什么好说的。澜澜拒绝的理由就像答应我提出采访时的原因一样直接。“如果你不是东亮的老婆，我不会答应这个采访。”东亮与杨和澜澜认识有几年的时间，较少碰面，谈不上很深的交情，但澜澜对东亮留有非常好的印象，我没有具体问澜澜究竟喜欢东亮身上的什么，澜澜有她所认定的可以做朋友的标准。以我和东亮生活5年的了解来看，东亮是个安静的人，宁可在自己的家里自得其乐，也不会违背自己的性格变成一个长于公关的交际家。澜澜对一个人一件事的好恶，很容易两极分化，不喜欢的时候，把心紧紧闭合，冷漠异常；一旦敞开，也会真诚得远远超出你的预期。她的爱里有一种义气的东西。但澜澜这种爱憎分明的直接表达方式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予以理解的。换句通俗的表达，澜澜很容易得罪人。澜澜却说，吃不开就吃不开，人要是没点原则，没那口气，还活得什么劲儿。好强的澜澜也有脆弱的时候。澜澜不止一次地说道，也挺遗憾的，一个好朋友都没有。
自小，澜澜就不合群，她可以因为男生欺负女生而大打出手，但从来不扎到叽叽喳喳的女孩儿堆里。就拿小时候去果园偷摘苹果、李子、桃来说，女孩子们总喜欢结帮壮胆一起去，澜澜从来都是独来独往。杨说，澜澜要是生在战争年代，一定是个女将军，她身上没有女人那种琐细柔媚的东西。小女儿跟澜澜一撒娇，澜澜就说，打住打住，看，起鸡皮疙瘩了，女儿就乐了。澜澜对“三个女人一台戏”非常反感，在她看来，家长里短，人情是非是女人最容易犯的口病。澜澜的傲骨和自律让她选择了与同性保持理智的距离，而友情的缺失也使得在生活重压下的澜澜几乎没有外援的情感缓冲。以前连烟味都闻不得的澜澜现在的烟量大得惊人，常常一天一包都打不住。说到抽烟的感受，澜澜特别欣慰地说，这东西好啊，我性子急，有时候一个人也闷得很，现在一抽，不急了。澜澜也爱酒。每隔一段时间，比如，杨第一次将作品换来美金，有时是在外面做工赚了一笔小钱，澜澜会对杨说，怎么样，哥们，请我吃一顿！也很简单，去个串店，一把羊肉串、一瓶二锅头。
《我与艺术家的私生活》 Ⅲ离开北京
有时，杨和澜澜会带上一瓶二锅头、一袋花生米，去中山公园。中山公园是偌大个北京城惟一让澜澜觉得如果离开北京会舍不下的地方。澜澜喜欢那里的绿树，人少，很安静。许多年以后，如果让澜澜回忆在北京度过的最惬意的时光，恐怕就是她和杨在中山公园的木椅上一边喝着二锅头一边聊天的某个下午。烟酒已成了澜澜左右手的伙伴。杨非常理解澜澜的性格在目前这种生活状态下的压力，所以，杨常跟澜澜说，你想抽就抽，想喝就喝，愿意聊天咱就聊个够。一次，澜澜对杨说，老杨头，你要是有钱了那天，我最想做的事情就是躲在一个没有人的地方，睡上三天三夜，踏踏实实地睡，什么都不想。
在整理漫长的采访录音时，这段话让我鼻子发酸。杨有一件已经连续做了近十年的作品《爱情故事》。杨将每次与澜澜做爱的时间都记录下来，并将这些细致到起始分秒的日期标注在铜铸的月历上。如果将这些月历排列起来，你会在这种渐变的纯机械的数字记录中读解出两个人的爱情轨迹，尤其是，每一次，杨都留有当时写下的文本。这些文本与杨给澜澜写的信、澜澜回应杨的那首长诗放在一起。在提到来北京这些年的生活时，杨说了一段让所有相互鼓励结伴走过来的夫妻都会动容的话——怎么能忘呢，那些日子印象太深了，已经不是爱和恨，好和坏能说得清楚了，而是随着你的生命共同成长，就像刻在骨子里，只要活着就不可磨灭，死了也化做骨灰。2004年6月，杨最新的行为艺术作品《取》的实施说明、个人健康资料以及征寻范围通过互联网公布。作品大致内容是，通过手术，杨将自己其中一个肾取出，自愿无偿捐给另一位需求者。由于需要寻找接受者和相关法律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