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治,长治-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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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逻队员顺藤摸瓜，在襄垣挖出一个赌博团伙。参与这一团伙赌博的共计17人，其中有副科级以上干部7人，有的还是乡镇书记、乡镇长。
郝志岩盗窃案大白天下。然而半个多月过去了，却迟迟没有作出处理，7名参与赌博的乡镇干部依然没有受到追究。
当地群众联名致信《长治日报》，责问谁在庇护他们？希望报纸能公开曝光。
2000年6月25日，《长治日报》以《牵出一串处理慢，是谁在当“保护伞”》为题，刊登了襄垣群众来信。我看到报道后，立即作出批示：严肃查处，决不姑息！
当晚，襄垣县委召开常委会，对参与赌博的党员领导干部进行了严肃处理。
市委有关部门向全市通报了处理结果，责令襄垣县委、县政府作出深刻检查，决定摘掉和撤销1999年授予襄垣县王桥镇、城关镇的“先进基层党组织”、“市级精神文明先进集体”荣誉称号；襄垣县纪委追究王桥镇党委书记领导责任，给予其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并处以罚款；决定撤销县委、县政府有关领导1999年度“先进工作者”光荣称号，并收回所得奖金。
同时，市纪委、监委为刹赌风、正党风，从严执纪，对拒不申报、顶风违纪参与赌博的党员、国家工作人员作出处理通报，并强调，党员干部若有继续顶风参赌行为，一经发现，要坚决查处。
襄垣赌博案再一次给全市广大干部敲响了警钟。
饶有意味的是，2001年，襄垣县开挖“开元大街”路基时，出土了一块清代禁赌碑，其上记载着清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地方百姓禁赌公约，深刻剖析了赌博的严重危害，积极倡导人民群众挽回村俗，扶振颓风，并定出了具体的处罚措施。
我得知后，认为这个碑具有深刻的教育作用，建议有关部门将此碑竖立在市公安局门前，以促进全市各级党员干部洁身自好，远离赌博不正之风。此后，市公安局在有关部门的协助下，于这年春节前夕正式完成了重竖工作。
刻写着“严禁赌博”四个大字的黑色禁赌碑上详细记载了咸丰九年六月二十日，合社碑首、乡约、甲长、社首同立此碑禁止赌博的内容：
立善莫先于除弊，除弊莫先于禁赌，赌之害甚矣哉，以故人生有四，各居其业，自有赌博，一入其途，废时荒业，荡家破产，败坏名节，丧失品行。有昧之终身而不悟，及于老死，罔觉害其一身，诱良民而上圈套，祸延后世，引子弟而入歧途，甚至放僻邪耻，草窃奸宄，种种不善难以尽述。今合社公议：挽回村俗，扶振颓风，自禁之后，倘有前辙，窝藏赌博，一经查明聚赌者罚钱十千（一万），为赌者罚钱五千，取赌聚以首者给钱二千，如不遵社规，禀官究治。社内言出规随，勿得侮慢自欺，恐后人心有怠，故勒诸石以志之云尔。
仅有旧时的禁赌碑还不够，我建议由市委宣传部牵头，组织文化工作者精心撰写了重置禁赌碑记。
这块碑记是红色的，象征我们禁赌的决心，上写：
赌之为害，由来已久，朝代更替，此风不绝。幸我党领导人民创建新中国，摧枯拉朽，使赌博几近绝迹。岂料国门乍开，邪风乘虚，囊中稍盈，便有人行娱惬乐，遂致宵小，死灰复燃，聚赌成业。党和政府，早恤民意，察及秋毫从严整治。近年来，我市查赌立案四千余起，处罚赌徒，万七千人，中有涉刑案件十二起，抓获罪嫌七十三人。尤从去年（2000年）以来，市委市府，重施针砭。依法依律，严治有加：党员涉赌，留察开除；为官涉赌，撤销职务；公众参赌，罚款三千；情节严重，移送法办；举首者，给予奖励。封建社会，百姓尚能义举禁赌，况今日法制社会乎？是以将古碑重置，晓喻世人，同心同德，根绝公害。
禁赌碑竖起之后，观者如云。我们又在城市的重要地段竖起了“毁林改过碑”，在市区八一广场竖起“文明誓词碑”。立碑警示我们的执政者，时刻不忘自己的责任，事事不忘人民的嘱托，处处在提醒我们当好人民的公仆。
点名批评副市长
这是《上党晚报》记者李慧良采写的一篇关于农村教育问题的报道，发表于2001年3月19日的《上党晚报》：
教师仅有小学文化；27名学生流失了20名
山后河学校误人子弟
壶关县店上镇山后河村小学，原有27名学生。由于长期没有教师，学生们有的辍学，有的在外借读。2001年3月初，村委聘请了一位仅有小学文化的老师。如今，学校里共有7名学生，且还有2名没有新课本。
3月20日下午4时许，记者在该村街头一群聊天妇女中找到这位代课老师。记者惊诧地问：“你们下午几点上课？”老师回答：“两点半。”在老师的陪同下，记者来到了与村委会同处一院的学校。
学校没有大门，只有一个大豁口供人进出。西北角和西南角的院墙也倒塌了一大块。教室里，7名学生正在写作业。经老师介绍，这7名学生中，一年级2名，二、三年级各1名，四年级3名。一年级和四年级的两个学生，至今没有新课本。女老师说，自己也只上了5年学。10多年前，她曾在娘家所在的村代过课，来到山后河村就没有再代课。半个月前才接上这个工作。
说到缺书的情况，随同进来的家长们说：去年，孩子们都在几里以外的山后村上学，放假时还预交了书费。等到一开学，却没有他们的书，书费也被退了回来。家长们只好到壶关县城和长治市区寻找，就是这样，仍有两个学生缺书。记者看到，一年级缺书的学生，借到的是几年前的课本。书中内容与新书已有很大不同；而四年级缺书的同学也是借的旧书，父母亲每晚都要借来同学的书给他对上半天，把不一样的内容改过来。
该村外出打工人员很多，许多人是边打工边带着上学的孩子在外居住。据一位家长说，他的孩子在淮海小学借读，每学期仅借读费就得300元。而在淮海小学借读的学生，光他们村就有5名。还有一个该上五年级的学生，因为没有书，不能到外村上学（该村仅有一至四年级），只好辍学在家。前些年，该村也有过水平较高的老师，但由于工资长期不能按时兑现，有的直接向学生收钱，有的收到杂费和书本费后一去不返。
比小学校问题更引起人们关注的，是我发表在3月31日《长治日报》上给秦来英副市长的公开信：
秦来英副市长：
贯彻西沟会议（市委中心组理论学习会，提出干部变作风，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人心），没听说教育蹲点。你要带头、带动、带领！那就由你立即带上教委全部人马，进驻壶关县店上镇山后河村，蹲点“三深”七天。6点起床讲党课七天，查明此村发生此种严重问题的根源何在？责任人是谁？怎么处理？市政府如何采取果断措施，在全市范围内解决类似严重问题？
教育系统又是如何贯彻西沟会议精神的？该村“教师仅有小学文化；27名学生流失了20名”的严重问题，我却看不到任何一级党组织和政府的报告，可见“三深”差距有多么大！
我感谢《啄木鸟》李慧良同志的文章，否则，这20名农民的后代可能成为文盲和科盲。工作要扎实，要落实。我们不是经常开教育工作会么？可是在山后河，这一切等于零，“春风不度玉门关”变成了“落实不到山后河”。
吕日周
2001年3月28日晚
信件一经发表便产生巨大反响。但我觉得有些异常。
山后河的孩子上不了学，可能被大家认为是件正常事，而点名批评副市长倒成了一件不正常的事。有人对我说，这件事有点小题大做了，学生辍学现象在山西，在长治实在是太多了，犯不上得罪高官同事。也有人说：“可以换一种方式来处理，打电话也能办事，让秘书传达一下也会起作用。”我之所以选择在党报上公开发表信件来解决这件事，是要提醒长治的干部时刻关注民情民意，不要对人民的疾苦麻木不仁，勿以善小而不为。
这是我抓教育的特殊做法。一把手到了位，其他分管同志才好到位。表面上看，我好像刺了他们一下，实际上，我是送给来英同志一把尚方宝剑。来英同志工作任劳任怨，兢兢业业。她多次对我诉说苦衷：抓好教育是全社会的事，有的地方党建出了问题，社会治安出了问题，我怎么抓学校？
公开信见报后，来英同志立即带领市教委30多名同志奔赴山后河村。当晚，她把群众代表找来座谈，了解村上的情况。问题比她想像的要严重得多。
来英同志到山后河的第二天，我也去了。同去的还有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温福亮。从壶关县城出发，在山区土路上走了近一个小时。坎坷颠簸，费了很大劲，我们才找到这个后来闻名全国的小村庄。
山后河被一条深沟隔开，来英同志晚上开完会，打着手电回住处，看不清路，她就蹲到地上爬着前行，深一脚、浅一脚摸黑到了老乡家。第二天早上重走这条路时，她还真有些后怕。于是，她想办法找人帮助村里修路。村外有个大坝，年久失修，每到雨季，洪水冲走老百姓的庄稼，她又找人要了3万元，帮助村里重修大坝。
山后河的问题不都是可以用钱解决了的。村里原任党支书因拐卖人口被抓在押，党员七年没过组织生活。如此问题成堆的地方，小学校问题还不算村上的最突出问题。有问题就要解决，不管是否属于分管范围，秦来英同志都积极主动地一件一件去处理。
早晨六点，她集中党员上党课，夜里讨论村上问题至深夜。身临其境，我也觉得这件事有点难为这位女同志。但我们都是共产党员，更何况我们是领导干部，更要比一般同志多辛苦，才能换来人民的少吃苦。
来英同志从解决农村基层组织问题入手，小学校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学校很快有了教师，学生返回了教室。有关责任人也受到了责任追究。
一个星期与群众同吃、同住、同生活，老百姓和秦副市长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又是一年过去，2002年春节过后，四套班子领导再次到西沟村召开中心组学习会，秦来英同志感触颇深地谈起了山后河感想：
说实话，本来我心里有些怨气，认为吕书记不直接把批示转给我，却发表在报纸上，我的脑子一时转不过弯来。但到村里和村民接触，群众反映了村里许多令人震惊的问题，怨气就消了。而且给我的感觉是，不但应该来蹲点，而且来得太迟了！
山后河的群众真好，我离开村子时，大爷大婶们给我的行李袋里塞鸡蛋、装山货，全村人把我送出村口，我再回头时，房东大娘还在那里擦眼泪。
老乡们听说我二次去山后河，我在车上就看到村里不少人在村口路旁等我，我接受群众的这般礼遇，和我当初的思想情绪比起来，心里愧疚。这件事，我感谢市委为我上了一堂极其深刻的群众路线课，使我从灵魂深处懂得了“人民”两字的深刻含义。
随后，来英同志把在山后河村蹲点的感受写成一篇文章，发表在《长治日报》上：《“三深”是改进作风的最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