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65-菊与刀-第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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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是截然不同的。　　　　
　　　　日本曾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最终战胜了一个强国。在敌国最终投降时，日本认为它（指俄国——译者注）并未嘲笑过日本，日本作为战胜者谨慎地避免侮辱遭受失败的敌人。在日本，有一张妇孺皆知的著名照片，它是1905年，俄军在旅顺口（Port　Arthur）投降时拍的。在照片上，战胜者和战败者的区别只是军服的不同，俄国军队并没有解除武器，仍然佩带着军刀。根据日本人中一个比较广泛流行的版本：当俄军司令官斯提塞尔（Stoessel）将军表示同意日方提出的投降条件时，一位日本上尉和一名翻译官带着一些食物来到了俄军司令部。当时，“除了斯提塞尔将军的坐骑以外，所有的军马已全被宰杀吃掉了。因此，日本人带来的五十只鸡和一百个新鲜的鸡蛋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斯提塞尔将军和乃木（Nogi）将军的会见定在了第二天。“两位将军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斯提塞尔将军很赞赏日本军队的英勇……，乃木将军则称颂俄军长期的英勇防御。斯提塞尔将军对乃木将军在这次战争中失去了两个儿子表示了深切的同情……斯提塞尔将军把自己心爱的纯种阿拉伯白马送给了乃木将军。乃木将军说，虽然他非常希望从将军手中得到这匹马，但必须首先献给天皇陛下。他相信天皇一定会把这匹马赐给他的。他承诺，如果得到了那匹马，他一定要像爱护自己的马那样尽心爱护它。”③日本人都知道，乃木将军在自己的住宅前院，为斯提塞尔将军的爱马建了一所马厩。据说，它比乃木将军自己的住房还要考究，在将军死后，这个马厩就成为乃木神社的一部分。　　　　
　　　　有人说，日本人的性格在上次俄国投降和占领菲律宾期间发生了完全的改变，例如，他们在菲律宾的大肆破坏和残忍是众所周知的。不过，对于日本这样随着情况而极端地改变道德标准的民族而言，上述结论不一定就是正确的。首先，在巴丹（Bataan）战役之后敌人并没有投降，只有局部地区投降了。虽然后来菲律宾的日军投降了，日本仍处于战争中。第二，日本人从未认为俄国人在本世纪初曾经“侮辱”过他们。与此相反的是，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几乎所有日本人都认为美国实行的是“蔑视日本”的政策，用他们的话说是“根本没有把日本放在眼里”。他们对排外法案（Exclusion　Act）、美国在《朴茨茅斯和约》（Treaty　of　Portsmouth）以及在《海军协定》所扮演的角色就是这样反应的。美国在远东经济影响的扩大和我们对世界上有色人种的种族歧视态度也促使日本人采取了同样的反应。因此，日本对俄国的胜利和日本在菲律宾对美国的胜利，显示出了日本人行为中明显对立的两面性格：受过悔辱是一种情况，没有则是另外一种情况。　　　　
　　　　


第七部分第76节：投降后的日本人（4）

　　　　美国取得的最后胜利再次改变了日本人所处的环境。如同日本人生活中的通常情况一样，最终失败使他们放弃了以前所坚持的方针。日本人这种独特的伦理道德观，使他们能够自行血洗耻辱忘记过去。美国的政策和麦克阿瑟将军的管理避免了给日本人增加新的耻辱。他们只坚持那些在日本人看来仅属于接受战败“当然结果”的事情，这种做法显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保留天皇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这件事处理得很好。天皇首先拜访了麦克阿瑟将军，而不是麦克阿瑟将军首先拜访天皇。这件事给日本人上了生动的一课，其意义是西方人难以估量的。据说，在建议取消天皇的神性时，天皇曾提出过异议，说让他抛弃他本来没有的东西，这让他感到很为难。他诚恳地说，日本人并未把他看作西方道德意义上的神。但是麦克阿瑟司令部的人劝他说，西方人对于天皇仍具有神性的看法将影响日本的国际声誉。于是天皇忍辱负重，同意发表否认神性的声明。天皇在元旦发表了声明，并要求把世界各国对此事的评论全部给他看。读了这些论评后，天皇致函麦克阿瑟司令部对此表示满意。外国人在此以前则可能不理解，天皇对发表了声明一事感到很高兴。　　　　
　　　　美国的政策还使日本人得到了某种满足。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三部联合命令上明确写道，“对于在民主基础上组织起来的各个劳动力、工业和农业的团体，应鼓励其发展并提供相应的便利条件。”日本工人在许多产业中组织起来了，二十世纪二十和三十年代积极活动的农民组织也重新兴起。对于许多日本人来说，他们能够主动地努力改善自己的生活环境，这就是日本在这次战争中有所收获的最好证明。美国一位特派记者告诉我，东京一位参加罢工者盯着美国士兵喜气洋洋地说：“日本‘胜利’了！是吗？”现在，日本的罢工与战前日本的农民起义很相似，过去的农民起义常常是因为赋税和徭役过重，并且会妨碍正常的生产。它们不是西方意义上的阶级斗争，因为它们没有企图改变社会制度本身。现在，日本各地的罢工也没有降低生产。罢工者比较喜欢采取的办法就是由工人“占领工厂，照常工作，增加产量，使管理者丢脸”。在三井（Mitsui）财团的一家煤矿中，‘罢工’的工人把管理人员全部赶出矿井，并且把日产量从250吨提高到了620吨。足尾（Ashio）铜矿的工人在‘罢工’中也增加了生产，并把工资提高了两倍。”④　　　　
　　　　当然，不论管理者的政策具有怎样的好意，战败国的行政工作总是很困难的。在日本，粮食、住宅、国民再教育等问题不可避免的十分严重。假如不利用日本政府的官员，问题势必同样严重。复员军人问题是美国当局在战争结束前非常担忧的一个重要问题，由于保留了日本的官员，这个问题的威胁显然减轻了许多，但也不是很容易解决的。日本人是深知这种困难的。去年秋天，日本报纸以深有同感的语气讲到，对于那些历尽艰辛却战败的日本士兵，战败这杯苦酒实在是太难喝了。报纸恳求他们不要因此而影响了自己的“判断”。总体说来，复员军人表现了相当正确的“判断”，但失业和战败也使其中一些人参加了追逐国家主义目标的旧式秘密社团。他们很容易憎恨他们现在的状况。日本人已不再赋予他们昔日那种特权。以前，伤残军人身穿白色衣服，街上行人遇见时都要行礼的。入伍时村子里要开欢送会，退伍要开欢迎会，以美酒佳肴招待他们，还有美女歌舞表演助兴，士兵们都是坐在上席的。如今复员军人根本得不到过去那种优待了，只有家里人给他们安排一个位置，仅此而已，别无其他。在许多城市和乡镇，他们都受到了冷遇。不难想象，了解到这种骤然变化对日本人是多么痛苦，我们就可以更好理解这些军人多么喜欢与旧日同伴相聚，缅怀过去那种把日本的名誉寄托给军人的时代了。而且，可能他的战友有人告诉他，有些幸运的日本军人已经在爪哇（Java）、山西（Shansi）、满洲（Manchuria）与盟军作战了，为什么要绝望？他也将再次去打仗！以国家主义为目标的秘密社团在日本早就存在，这些团体要“为日本正名”。那些因复仇愿望没有完结，而感到“世界不平衡”的人极有可能参加这种秘密社团。这类社团如黑龙会（Black　Dragon）、黑洋社（Black　Ocean）等使用暴力，在日本的道德中是对“名分的情义”，是允许使用的。为了消灭这种暴力的存在，在今后的若干年内，日本政府必须继续坚持长期的努力，强调“义务”的同时，压抑对名分的“情义”。　　　　
　　　　因此，仅仅号召“判断”还不够，还必须重建日本的经济，使目前二、三十岁的日本人有生存的办法，并且“各得其所”。必须改善农民的状况。每当经济出现不景气时，日本人就回到故乡农村去。但是，很多地方土地狭小，加上沉重的债务，很难养活众多的人口。日本的工业也必须开始发展了。反对平分遗产的情绪变得十分强烈，应该只有长子能够继承遗产，其他的幼子必须到城市去寻找机会。　　　　
　　　　


第七部分第77节：投降后的日本人（5）

　　　　日本人今后无疑有困难而漫长的道路要走。勿容置疑的是，如果国家预算不包括重整军备的费用，他们就有机会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平。珍珠港事件前十年间，日本财政的一半都花在购买军备及维持军队上。如果停止这类支出并逐步减轻取自农民的地租，这样的国家是有可能健全经济基础的。如前所述，日本农产品的分配是耕种者得60％，其余40％用于支付地租和租税。这与同是稻谷种植国的缅甸（Burma）、暹罗（Siam）的情况大不相同。那些国家传统的分配方式是90％留给耕种者的。日本耕种者所交纳的巨额税金归根结底是用来维持战争机器了。　　　　
　　　　今后十年间，任何欧洲或亚洲不扩充军备的国家，都将比扩充军备的国家具有潜在的优势。因为这类国家可以用财富来建设健康、繁荣的经济。在美国，我们在推行亚洲政策和欧洲政策时几乎没有注意到这种情况。因为我们知道，我国不会因国防计划的巨大费用而陷入贫穷之中。我国没有蒙受任何战争灾祸，我们不是以农业为主的国家。我们的重大问题是工业生产过剩。我们的大批量生产和机械设备非常完善，若不从事大规模军备、奢侈品生产、福利事业以及研究设施的建设，我们就将失业。资本盈利投资的需求也十分迫切。在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情况则完全不同。即使在西欧也很不同。德国尽管要承担巨额赔偿，但因不能重新武装自己，在今后十年时间里，如果法国推行扩充军备的政策，那么德国就有可能建立起法国所不能做到的健全而繁荣的经济基础。同理，日本也将利用同样的优势超过中国。中国当前的目标是实行军事化，其野心得到美国支持的。日本的财政预算中如果不包括军事化目标，在不远的将来它就将奠定繁荣的基础，并成为东方商业贸易的主角。日本将把经济建立在和平利益的基础上，并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平。和平的日本将在世界各国中获得重要的地位，如果美国能积极支持这项计划，对日本将是莫大的帮助。　　　　
　　　　如果美国做不到用命令方式创造一个自由民主的日本，那么任何其他国家也做不到。不论在哪一个被统治的国家，这种办法从来没有成功过。对于一个具有不同习惯和观念的民族，任何外国都不能对其发号施令，强迫其按照外国的模式去生活。任何立法都不能使日本人承认被选举出来的人们的权威，也不能使他们无视其等级制度中的“各得其所”。任何立法也不能使他们具有我们美国人所习惯的那种自由随便的人际交往，自我独立的强烈要求和自行选择配偶、职业、住宅和承担各种义务的激情。但是日本人已明确认识到需要向这个方向改变。日本投降后，他们的当政者说，日本必须鼓励男女国民支配自己的生活，相信自己的良心。虽然他们没有明确这样说，但每个日本人心里都明白：他们已开始怀疑“耻”在日本社会中的作用了，并且希望看到自由在同胞中的新发展，也就是从对“社会”谴责和排斥的恐惧中解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