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与哀愁-第4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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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面对老夫人掌镜、调整焦距的时候，我从镜头里面无意中发现老夫人的口红涂抹到嘴唇外边去了，她画的眉毛似乎也把眉线画断了，大概是老夫人自己化的妆，年纪大的人除了四肢比较不灵活之外，而且很容易发抖。可是当化妆的时候手发抖，自然容易把口红和眉线弄坏。当时我差点就讲了出来，可是我突然想到，反正拍完照片，回去还可以请我太太自己花点功夫，为老夫人做一番修整的工作，所以，我就立刻把快到嘴边的话，硬是一口把它吞了下去。
在为老夫人和大先生、二小姐拍合照的时候，我见到他们三个人都是一副表情严肃的模样，我就故意扮一个动作很小的笑脸，想逗他们发笑。可是，不管我的笑脸持续多久，他们三人说不笑就是不笑。后来，我知道要他们笑，大概比登天还难，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尽管我自己拍照就行了，不管老夫人等人到底笑不笑了。
我全神贯注地拍了整整一个多小时，拍完之后，随从人员边招呼老夫人进去休息，一方面还叫厨房，为我们预备了宁波式的点心，给我们享用。在吃点心的时候，我们继续聊，“你们大概清楚，我们总经理已经几十年没正式拍过照了，上次她拍照还是在上海的时候哩！”
我早已听说，孔二小姐当年在上海的时候，是有名的“小帅哥”，来到台湾后她极少拍照，至于她为什么不喜欢拍照，真正原因我并不清楚。
厨房的点心端上来了，是一笼热腾腾的包子，我还记得包子的馅是雪里红。吃完包子，大家也谈得差不多了，就搭原车离开官邸。
回去不久，我就把当天拍的照片连夜赶工，冲洗出来，放出来一看，发觉老夫人的照片需要再做一些修正的地方，比如说她的眉线，大概是她的手曾抖动，所以有画断的地方，口红一如我前面说的，有些地方都画到嘴唇外边了，脸部肌肉也有松弛的地方，这虽是任何一位老人家外表很正常的现象，但是基于一个摄影工作者的责任，我必须为她做一些照片的修整工作。
我把需要修改的地方全部交给我的太太去做，她大概也费了好几个钟头的时间，才把照片上宋美龄脸上出现的各种瑕疵修改了一番，总算不负所托，把老夫人和大先生、总经理的玉照，圆满完成。
虽然这不是第一次为蒋家家族成员拍照，但为夫人拍照，这毕竟还是我的头一遭，借此机会，我亲眼目睹了庐山真面目，我觉得她虽然已经是耄耋之年了，可是她的气质和风范却丝毫不减当年。
下篇Ⅱ 草山落日第二章 两岸相隔，双龄对话
2。1 藕断丝连两岸情
长期以来，人们对宋氏姐妹在大陆政权易手后，宋美龄和宋庆龄之间藕断丝连的情谊，有过相当程度的猜测，许多人相信，即使在祖国大陆和台湾双方尖锐对立的年代，即使在国民党当局在台湾施行白色恐怖的年代，这两位宋氏姐妹之间，还是有一定程度的联络和互通音信。
毕竟，不管是宋美龄也好，宋庆龄也罢，她们都是生活在深宫宅院里，她们身上存在着太多不能为外人道的秘密和玄机，这是一般人所无法轻易洞悉的。
就以二人是否私下隔海通电话，或是透过带信人互通信息的问题来说，在技术上，两岸通电话早就是一个很容易的技术性问题，不难解决。即使蒋介石有意阻隔两岸同胞通信通电，可是，如果宋庆龄和宋美龄透过海外友人，通电话或是通信的话，就是十个蒋介石也管不着。
根据官邸老人的回忆，士林官邸的电话系统是由军方出身的电信局人员，负责在官邸直接为蒋介石或者他的家属接通可以打到世界各地的电话或是电报，但显然如果要打到大陆的话，除了存在着技术上的问题要克服之外，还要让蒋介石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否则别人纵使有十个胆子，也未必敢做这种事情。
所以，宋美龄若是想瞒着蒋介石，从台湾打越洋电话给宋庆龄的话，恐怕并不容易。
然而，在蒋介石过世，特别是向来总管情报的蒋经国，也在1988年1月亡故之后，宋美龄是不是会利用她的特权，从台北私下打电话到北京，和一般老百姓一样，和自己的亲友电话闲谈，那就没有人可以置喙说有没有了。
当然，宋庆龄在1981年5月29日晚上去世，在此之后，宋美龄在大陆已经没有任何亲近的人，所以，她已经没有和大陆作私人通电话的必要。
根据宋庆龄生前嘱托，一位外国友人ISRAEL EPSTEIN中文译名叫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写的《宋庆龄》一书中透露，“在她逝世前三个月，廖承志给‘亲爱的叔婆’来了一封信，当时廖承志在中国外事工作及对台工作中，是一位重要人物，他在信中告诉宋庆龄‘来自可靠的人’、‘从您的亲戚和妹妹（指宋美龄）那里得到的’消息，信上说，‘有趣的是知道你妹妹是怎样看您的，而我相信这并不是不可想像的，不仅如此，在一个美国人——里根的信使，和一个中国人到过北京后，她表露了她的感情，而这种感情，我相信，要比家庭感情的含意更多些。’‘更有趣的是，大卫·金把您妹妹的地址和电话告诉了我们。如果没有弄错的话，我想大卫是为您而这样做的。’”（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原著，沈稣儒译，1992年11月北京人民出版社第一版第一次印刷，第656～657页。）
爱泼斯坦上述文中所称的“大卫·金”；根据笔者的判断，可能就是宋霭龄的长子孔令侃——宋美龄长期以来最宠信的文胆兼私人总管，更是她后半生最常在一起生活的亲属之一。如果，爱泼斯坦所说的，给廖承志有关宋美龄台北地址和电话的人，确是孔令侃的话，那么宋美龄在宋庆龄未死之前，二人透过鱼雁往返，或是更直接的电话联系，互诉三十几年的离情，这种可能性是相当大的，而且，这种事情本乎至情，完全是人情之所当然耳。何况，那时宋美龄的丈夫蒋介石已去世，而台湾的一般人民，虽然还未经国民党当局允许赴大陆探亲，台湾也还在蒋经国这位末代强人的领导之下，政治风气还不是完全开放，但是，毕竟宋美龄是蒋经国名义上的母亲，蒋经国不可能一时半刻都守在士林官邸，或是派人监控在美国宋美龄的电话通话纪录，因而，吾人没有理由不相信宋美龄会和宋庆龄有书信或是电话往还的情况。
如果，爱泼斯坦所言的“大卫·金”确是孔令侃（孔令侃的英文名字叫DAVID，孔姓的英文音译是KUN），以宋美龄昔日的习惯，只要是重大事情，外面的通常是交由孔令侃去办，官邸的内部事务则交给孔令伟办理；而像和宋庆龄联络这种大事，毕竟事涉敏感，弄不好不管是给蒋经国或是外面的其他人知道，自然不是一件可以说得清楚的事，自然更得谨慎处之。如此研判，这件事，假设是孔令侃去办成的，自然是经过宋美龄的授意，否则，光是孔令侃一个人的主观判断，恐怕还不足以成事。
如果爱泼斯坦所言不假的话，那么可以充分说明，宋美龄在宋庆龄晚年确实双方已经开始取得一定程度的联系。亲人骨肉联系，是人情之常，况且联络工具在现代科技如此发达的情况下，根本不是问题。但是，尽管硬体设施不成问题，毕竟双方存在着多年的疑忌和隔绝，双龄之间是否很顺畅地进行联系，除了宋美龄和宋庆龄本人，外人大概都无法做肯定推断的。
爱泼斯坦的说法，在宋庆龄去世之后，“治丧委员会向在台湾和海外的宋庆龄亲属发出邀请，欢迎他们前来参加丧礼。亲属中包括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孙科夫人、宋子良及夫人、宋子安夫人、蒋经国、蒋纬国以及宋霭龄和孔祥熙的子女孔令侃、孔令杰、孔令仪、孔令伟等”。治丧委员会还通知，台湾“中华航空公司”的专机可以在北京及上海降落，一切费用由该会负担（但台湾电信局显然奉上峰的指示，无理拒收这些电报）。
为了政治上的理由，为了维持蒋经国的“三不”政策，宋美龄当然不便公然去参加祭悼宋庆龄的任何活动，更遑论堂而皇之去北京奔丧了。因而，私下接触，私下联络，容或有之，但是，要叫她们公开的交往，这是存在着事实上的一些政治障碍的。
生离死别乃人生之大事，偏偏一个政治家族的成员，为了政治上的意识形态之争，竟然被迫硬生生地背离这种生离死别的人情之常，这是何其残酷啊！
2。2 回顾宋庆龄和宋美龄姐妹情
回顾宋美龄和她的姐姐宋庆龄一生的情谊，可能有很多人会认为，她们之间存在着或多或少的矛盾，但，事实上这只是一种表象，在这个表象的背后，她们之间的感情还是非常热络的。
这一点不管是台湾抑或是大陆的材料，都证明这是丝毫不差的。大陆的一份材料指出，大陆时期，宋美龄每次打电话给宋庆龄，通话时宋美龄总是先开口说：“阿姐吗？”宋庆龄那头也说：“美龄吗？”二人都用上海话交谈，双方每次都谈得相当投机，非常亲热，两人通话的内容不外是妹妹关心姐姐的饮食起居，不然就是一些嘘寒问暖之声，彼此之间，从来没有发生什么不愉快的口头冲突。
据大陆的侯鸣皋氏表示，宋美龄和宋庆龄之间若要见面，事先都由宋美龄打电话给二姐联络，如果姐姐同意宋美龄去看她的话，宋美龄就自己开着车子，一路直奔宋庆龄住的地方，当然，有的时候宋美龄会和宋庆龄约在大姐宋霭龄的家中见面。
据说，“有一次，宋子良、子安兄弟同时到了重庆，蒋介石想邀请宋家姐妹兄弟，一起到南岸的黄山举行一次家宴。宋美龄先和二姐通电话：‘……这是我尼姐妹自家聚会，没有其他人……’宋庆龄听后犹豫了一下说：‘不来啦，这两天我身体不适意……’妹妹说：‘那我马上派医生来看看……’姐姐说：‘不用了，我正在吃药，好些了。’这次由妹夫倡议的家宴，宋庆龄就这样干脆不领情了。”（侯鸣皋著，1989年6月，第84页。）
还有一次，“宋美龄打电话给宋子文说：‘你关照他们（指戴笠一伙），不准对姐胡来，如果我听到有什么，我决不答应。’宋子文说：‘好的，我马上就通知他们。’”（同上）
宋庆龄对蒋介石向来就没有什么好感，二人一个是同情共产党，一个是彻底反共，加上宋庆龄早在宋美龄还未嫁蒋介石之前，她就强烈反对自己的妹妹嫁给蒋介石。一方面，宋庆龄对蒋介石过去的婚姻记录不满，另一方面，对蒋介石的一些政治主张和做法不以为然。在这样的一个客观背景下，宋庆龄和蒋介石的关系始终没有好过，所以，难怪宋庆龄连宋美龄请她去参加单纯的家宴，都对之不理睬。
宋庆龄对蒋介石长久以来都是抱持这样不愿与之共处的心态，这多多少少对宋美龄造成一些心理上的压力，也为宋美龄和宋庆龄姐妹之间的感情，投下极为不利的变数。但是，姐妹毕竟还是姐妹，不至于因为纠缠不清的情结，或者是一些政治斗争上的仇恨，而根本切断姐妹之间血浓于水的情谊。
因而，总的说来，宋美龄和宋庆龄二人之间，在台湾和大陆间通电话的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