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与哀愁-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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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这位谭主席对蒋介石这个新起的军事强人自然言听计从，不敢违逆的。
而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之前，就公开向社会作过这样的承诺：“中正奔走革命，频年驰驱牛马，未遑家室之私……兹定12月1日在上海，与宋女士结婚，爰拟撙节婚礼费用，及宴请朋友筵资，发起废兵院，以完成中正昔日在军之私愿……”（见1927年12月1日《大公报》第2版）然而，“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其实就是上述所谓废兵院的后续。
“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的经费来源，是来自当时的陇海铁路东段的附加税，后来，宋美龄在台湾办华兴育幼院的时候，也是运用同样的方式，以搜集足够的经费。再加上蒋介石是当时不可一世的强人。所以，其部属单位对遗族学校的经济支援可以说是不遗余力，宋美龄当时就自承：“对于筹款一层，很得到政府和一般同志的赞助，财政部并批准学校经常费每月6000元。1931年2月因学生增加，财政部就将学校经常费增加为每月12000元。可见他们对于革命先烈子女，都竭力协助，给以相当的教育。”（见黄伯平编著《宋美龄与中国》，第613页，《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和女校建校的经过》一文）
这所“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的教育，有很浓厚的军事化色彩，宋美龄谈及学生的生活时指出：“我们采取宿舍制，每一宿舍，有二三位训导员，带领三四十个学生，同住一室，训育他们。饭厅里每桌上也都有老师指导。指示吃饭的体态，养成儿童良好的习惯。对于学校和个人的整齐也非常注意，每天朝会15分钟，指导一切，并检查各处整洁两次，这是男女两校相同的。”
当然，当时的学校有相当程度是很注意国民教育的，在那样的大环境下面，更遑论是这所由蒋介石的妻子宋美龄办的军人遗族子弟学校了，更是把这种原本应该灌注在军人身上的军事教育法则，毫不保留地加诸于这些髫龄的小孩子身上，希望从小就灌输给这些幼童党化思想。
在生活上军事化管理，在教育上，更是以政治挂帅，宋美龄就曾经对遗族学校的学生说过：“你们不要以为你们父兄，为革命牺牲，为国家尽忠，是政府应该教养你们的；要知道为革命牺牲、为国家尽忠的，还有几千百倍遗族的子女，都没有机会来进这个学校，你们仅是少数的幸运者，得到政府的优待，你们应该对社会国家，有些贡献，来报答政府培植的厚意。不要变成只会享受不能服务的寄生虫，才不辜负受遗族教育的光荣呢！”
而且，“两校教育中心，除小学中的低年级注重普通常识外，四五年级以上，都以生产为基础。我们学校的男生，都要受农业训练，使学得耕种新法，将来回到田间，可以指导农民，改进农村生活。”
除此之外，宋美龄还为这间遗族学校设计了一套独特的自我服务和服务人群的方式，“两校8岁以下的儿童，由学校替他料理一切生活；凡是8岁以上的，都须自己洗涤衣服、整理宿舍教室，和帮助学校做其他的事务。年长女生，必须负责照顾年幼同学，男生在校，练习司电话、作书记，循序渐进，再受较繁重的工作训练。中学年长的学生，组织一个“乡村服务团”，分农村社会服务团、卫生诊疗所、惠农学校三种工作。就兴趣所近，依他们的志愿，分别派定服务工作。农村社会服务组，常到中山陵园附近各村，调查农民生活状况，他们和农夫接近，交为朋友，给以优良种子……”宋美龄的领导风格，在这个时期更可以明显地看出一番梗概，她自己承认：“我对于遗族男女两校，既然负着责任，总要希望把它们办成中国的模范学校。无论哪种事业，如果不是亲自去参加，只把一个计划交付别人办理，不去闻问，是不中用的。所以我对于校的校务，完全由我负责进行，虽然我不能常在南京，当我离开的时候，曾组织两校校务讨论委员会，随时讨论两校校务进行事宜，和其他各项问题，并来管理监督……会中议决案和全校校务报告，或请示事项，必须呈请的，乃经秘书审核，再由我来改正或核定施行。”
从这一段话可以看出宋美龄当年强悍任事的作风。
多数台湾人，恐怕到今天都还不知道，当年国内外知名的华兴育幼院、振兴复健医院等宋美龄登高一呼兴办的慈善机构，事实上是当年到官邸摆龙门阵的一些官太太，大家一起玩桥牌把“赌资”拿来筹措这些单位的开办基金。这当时在台北官夫人圈子里边，传为“美谈”。
最早的时候，蒋介石要宋美龄搞“妇联会”的活动以配合他的反共政策，并且随时作为“反共复国”的后备军。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可以说弄得有声有色。可是，中国人多半改不了5分钟热度的习惯，“妇联会”到各处“劳军”、演讲、缝征衣等活动做久了，宋美龄难免觉得这些工作实在太无趣。试想，台湾也就这么一点大，可以玩的地方实在有限得很。
宋美龄都觉得无趣。其他的人大概也不见得会持久。所以，“妇联会”的活动大概最早的两三年，因为“反攻大陆”的口号叫得震天响，大家还对类似的活动，不敢放松，一旦夫人都不想做了，大家更是有理由改变玩的花样。
后来，也不知道是谁开玩笑说，何不大家一起来玩桥牌，玩牌一定有输赢，凡是有人输钱的，就把这些钱拿来做日后兴建若干慈善机构的经费。据说，日后“华兴”和“振兴”的开办基金中，就有少部分是来自当初官夫人玩桥牌捐献来的钱，而大部分是慈善捐献来的。
以“华兴”来说，它基本上是延续了宋美龄在大陆时期办的一所名为“国军遗族学校”之国民党官兵的子弟学校，而华兴育幼院，当初创立的宗旨，就有承继大陆该所学校香火的意味。
提起“华兴”的沿革，其实和当年国民党当局的政治局势有着密切的关系。
1955年1月1日，解放军大举进攻国民党当时在浙江沿海最后的一个据点——一江山，全迁这个孤岛的国民党守军部队。继而大陈岛的军民撤退来台。那时，有不少阵亡的国民党官兵的遗孤，处于孤苦无依的状态，遗孤和难童有几百人，接连来台之后，根本没有人照顾。
在这样的情况下，宋美龄出面解决这个问题。那时，“妇联会”多的是人力，或命令“妇联会”设法筹办一个类似早年国民军遗族学校的单位，负责这些难童的就学和收养。
“妇联会”最早在台北市的幸安、龙山两所学校，及台糖幼稚园等处，作为华兴育幼院的临时院址。
后来又在1955年的7月，在阳明山山腰的位置，为“华兴”找到新的院址。于是，华兴育幼院才有属于自己的学校场地，而华兴育幼院也在阳明山扎根，一直发展到今天的规模。
据说，那时，宋美龄对“华兴”学生的生活和日常教育，都相当重视。她当时对“华兴”学童的关怀程度，包括了对学童的伙食，例如，她特地亲自规定，华兴育幼院童每周的伙食状况是：每星期一要让孩子们吃面食，每星期二、五要让孩子们吃些水果，每星期三、六是孩子们的加菜日。
在教育方面，宋美龄最重视的是学生的生活教育，所谓的生活教育，她规定“华兴”的学生，一律自己动手洗衣、洗碗、洗厕所、打扫校园等等，整个“华兴”校区，除了办公室以外，凡是学生的生活空间，都是学生必须自己动手的地方。
而且，“华兴”学生的所有开销，都是由学校负责筹措，连学生的一针一线，都是学校提供的。晚近，华兴育幼院、“华兴”中学已经规模初具，华兴早年只以招收国民党军遗族为主，近年来，一些社会人士的子女，只要符合它的条件，也可以进入该校就读。
例如，当年台湾风行棒球运动时，因为有好几次派遣队伍“出国”比赛名列前茅的纪录。所以，“华兴”也在那个时期招收了若干青少年棒球选手，并且成立了华兴棒球队。
此外，像宋美龄或是孔令伟发觉社会上若是有无依无靠的儿童或青年，都会下条子要“华兴”设法收容这些可怜的儿童。
因而，“华兴”便从早期军方人员的子弟学校，摇身变为台湾社会的社会福利机构。当然，近年来，由于宋美龄避居美国，孔二小姐的主导力量退去。所以，“华兴”逐渐有式微的趋势，“华兴”的黄金时代不再，这实际上也象征着宋美龄时代的结束。
下篇Ⅰ “我将再起”？第三章 赴美求援，夫妻和战
蒋介石要不是有宋美龄，经常在幕后维系和美国之间的关系，恐怕台湾的历史就要改写。许多国民党要人都认为，台湾和美国的“外交”史，宋美龄绝对有不可磨灭的“贡献”。当然，宋美龄可以数度为台湾当局的安危，频频往返太平洋两岸，有相当一部分原因，还是为了巩固她的丈夫辛苦建立起来的“政权”。
1958年，是台湾海峡风云历来最紧急的一年，这一年，发生了震动太平洋的金门“8·23”炮战。蒋介石似乎早就知道这场战争的不可避免，早在当年的春天，就要宋美龄赴美国，向美国求援。
1958年7月，宋美龄先后接受了美国参、众两院外交委员会的邀请，到该两会各做了一次讲演。在参院，宋美龄以“美国行动的重要性”为题，发表演讲，她说：“自1946年以来，除去两三个例外行动之外，自由世界不幸始终处于守势地位，历史显示出那些受到鲸吞蚕食而仍然保持被动和怯懦的人总是要失败屈服的。”（见宋美龄著之《宋美龄言论集》下册，《美国行动的重要》一文）
宋美龄负有游说美国的任务，这是相当明显的。但是，她的目标绝对不仅仅只是要求美国协助台湾保卫金门、马祖，而是要求美国当局，协助她的丈夫，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的计划，宋美龄肩负的责任，是试探美国对此一行动支持的程度。
当时的总统艾森豪威尔，早在1955年，就同意美军协防金马外岛，这已经是美国对蒋介石友好宽容的最高极限。艾森豪威尔在面对当年日益严重的中东复杂局势，他没有必要再在西太平洋轻启战端，直接对抗中国大陆。所以，宋美龄几次三番，在美国各个场合游说，并且刺激美国要赶快行动，要立刻对共产党世界还以颜色。可是，这类的刺激显然效果有限。
试探艾森豪威尔对蒋介石借着金门炮战的机会“反攻大陆”的态度，宋美龄显然是遇到了阻碍，美国始终没有和中国大陆爆发正面热战的任何意愿，毕竟这是和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相违背的。宋美龄又遭逢和10年前，也就是1948年同样的命运。她是一个最无法忍受冷淡待遇的名门仕女。为此，她的心境坠入极度低潮的阶段。可是，就在她的心情开始萎顿的同时，一个更坏的消息来了。
最令人气馁的，是美国于宋美龄尚在美国访问的1958年9月15日，开始和中国在波兰首都华沙举行首度的接触谈判。在两次的会议中，中国代表要求美国从台湾撤军，而美国则主张中国应该先停止对大陆沿海国民党占领之岛屿的炮击再说。
蒋介石对此一会谈的气氛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