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聿铭谈贝聿铭-第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贝：　我的看法完全相同。如果我们从广义上去理解传统，那么您刚刚所提的想法也同样适用于建筑。我想再谈谈中国的传统，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也是很特殊的。　　　　
　　　　我说的只代表我的世代。您知道，儒家思想在中国社会扎根了二千五百多年，它并没有从中国消失，未来也会继续存在。但在我的年代，儒家思想所受到的重视逐渐降低，不如我父亲和祖父的世代。这有没有给我带来更多的自由？我想是有的。从某种意义上说：　按中国的传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很重要的，就是中文所谓的“待人接物”，一个人应该懂得如何得到、如何给予，我很小便接受这种教育。儒家的道德观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很实用的哲学，并不是一种宗教，西方人对此常常误解。儒家思想不是宗教，而是待人处世的方法，它如同道德关系，决非宗教。　　　　
　　　　波：　我也是这样想的。在传统中许多情况都已清楚界定，这些条条框框让事情变得简单多了，毋须做太多的讨论。而在这些框架内，人们还是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自由。　　　　
　　　　贝：　我的看法也是这样。但我认为中西方有着一个很大的不同点。对西方人来说，宗教是很重要的，虽然我不确定，但我认为信仰上帝并不会给西方人带来局限，这种抽象的信仰其实是行为的原动力。但我成长的文化中没有此一特质，因此也不知道这会对我产生什么影响，但我相信儒家思想和基督教之间有一定的共同点。孔子并不是中国社会唯一的哲人，孟子、老子等其他许多哲学家组成了中国社会的哲学根基。但与西方人相较下，我的一生缺乏了宗教精神的影响，我常想，如果有宗教影响的话，我会成为怎样的人？　　　　
　　　　波：　您是否觉得由于缺乏宗教影响，人生中缺少了什么？比如说信仰的能力？　　　　
　　　　贝：　是的，在某种意义上，我确实是缺少了某种能力。想想那些为赞美上帝而创造的许多美好的东西，想想那些艺术、音乐和建筑的巨作。这种设计灵感是我无从体会的，我也不知道我到底错过了多少。至于我的一生、我的道德行为，不管我是基督教徒还是佛教徒，我想我的做人准则不会改变。　　　　
　　　　波：　您的母亲是佛教信徒。　　　　
　　　　贝：　是的，她是虔诚的佛教徒。我还记得她经常带着我到她定期去清修的寺院里，我总是在那里静坐很长的时间。这便是我母亲对我的教诲之一：　学会在寂静中倾听。　　　　
　　　　波：　您母亲去世的时候，您才十三岁。　　　　
　　　　贝：　是的，我刚满十三岁，我伤心极了，这一点我的弟妹们都看到了。那个年纪的我已经明白母亲的重要性，所以她的去世对我打击很大。我并不是说我的弟妹们没有这样的感受，但对我来说打击更大。当时被召唤到她床前的是我，为她准备鸦片烟枪的也是我。她得了癌症，只能靠吸鸦片来止痛。她临终前叮咛我的最后一件事是照顾好弟妹，做他们的好榜样。对我来说她曾是那么重要。　　　　
　　　　波：　她显然对您早年有巨大的影响。您能谈谈这些影响吗？　　　　
　　　　贝：　我想她生活处世的方法对我的影响很大，她很受朋友喜爱，朋友很多，这一点我很佩服。母亲和她的朋友每每因某某人的阿姨到来就小聚一番，谈天说地。我有幸听过她们一些谈话，可以感受到她们之间的深厚友谊。我想这应该能使您感受到我母亲的为人，她待人热情，别人很尊敬她，这对我影响很深。　　　　
　　　　波：　您母亲去世，您失去了她——这个打击已经很大——但接着您还失去了自己的家？　　　　
　　　　贝：　由于我父亲不能亲自照顾我们，他把我和弟妹们交给管家抚养。我们是在管家的照顾下长大的。那之后，父亲也开始自己的生活，他是个大忙人，我们家已经不是一个家了。父亲为我和弟妹们找了一户很大的公寓居住，从那时起，父亲就与我们分开生活，我就在那种没有母亲的环境中生活了三、四年。母亲去世后，父亲一度很忧郁，银行董事会劝他出国旅行一阵，就在那时我父亲结识了我的继母。当时父亲奉派担任中国驻意大利公使，之后他们便结婚了。　　　　
　　　　


音乐的影响（一）

　　　　波：　您喜欢将建筑与音乐相比，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共同点？您年轻时什么音乐对您影响最深？　　　　
　　　　贝：　年轻时我在中国对西方音乐了解很少。我第一次听到西方音乐是在波士顿交响乐厅，那是美国最优秀的交响乐厅之一，当时我被贝多芬的交响乐深深地打动了。从此我就经常光顾唱片店并开始收集唱片，后来我把这些唱片都送给了收集古董的朋友。　　　　
　　　　波：　类似这种音乐的感受，您觉得是理性的，还是感性的居多？　　　　
　　　　贝：　可能在两者之间，当然首先一定有相当程度的情感震撼，听了以后觉得不错。我了解中国音乐，因为我的母亲擅长吹奏笛子，但西方音乐对当时的我来说是新的经验。我在上海曾经听过爵士乐，但那不是西方古典音乐。所以当我首次接触贝多芬（Beethoven）、莫札特（Mozart）、巴赫（Bach）和舒伯特（Schubert）的音乐时，我感到很新鲜，且如鱼得水。六十年后的今天，听古典音乐仍是我的嗜好。　　　　
　　　　波：　您在工作时听不听音乐？　　　　
　　　　贝：　有，但只听特定的几种，通常是钢琴乐。　　　　
　　　　波：　您认为什么音乐适合工作，什么更适合沉思？　　　　
　　　　贝：　好问题。我不能边工作边听瓦格纳（Wagner）、马勒（Mahler）和贝多芬后期的音乐，我工作时比较喜爱听萧邦的钢琴曲。我并不是说萧邦的音乐不重要，但他的音乐更适合于工作场合。我一向钟爱西方音乐，过去如此，现在更是如此，但我对西方音乐的了解仍然不够。真的，坦白说，我的知识连皮毛都谈不上。　　　　
　　　　波：　音乐与建筑有什么共通性？我想可能是形式、结构，或是其他的。　　　　
　　　　贝：　建筑和音乐都是由思维而来，都需要结构来构成形体，这也是构思的具体显现。另外还有时间的因素，时间是空间构成的顺序。音乐和建筑同时涉及了形体、结构、颜色和空间。　　　　
　　　　波：　您一向都知道如何设计一座完美的建筑，让人们能在其中好好地听一场贝多芬的音乐会。例如您在达拉斯梅尔森音乐厅（Monton　H．　Meyerson　Symphony　Center；　Dallas）的设计就证明了这一点，您是如何研究准备才设计出了这座出色的音乐厅？我每次到这个音乐厅都有身处于私宅的感觉，对我来说，这个特点很能吸引人去听一场既完美又亲切的音乐会。　　　　
　　　　贝：　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设计音乐厅，我要是对那个工程与您有相同感受就好了。设计这个工程时，我已经七十多岁了，我当时告诉评委，我热爱音乐，但知识有限，我只是想让他们了解我对音乐的钟爱。我原就很想设计音乐厅，终于也得偿夙愿，但这座音乐厅并不是最理想的，我想再设计一座，我知道我现在可以设计出更好的音乐厅。从设计梅尔森音乐厅当中我学到了不少东西。设计梅尔森音乐厅之前，我就经常出入欧洲的大型音乐厅，如果梅尔森音乐厅有成功之处，也应归功于我从那些音乐厅中所学到的。事实上，如果我没有去过维也纳歌剧院或阿姆斯特丹音乐厅，根本不敢想像自己可以设计音乐厅。音乐的情感面与它所处国家的文化传统、地点和时间密切相关。这对我来说仍是个新领域，而且可能永远都是。音乐的科学面，也就是音乐的物力，对我来说比较容易理解，音乐的声学方面，我可以学，虽说我不是声学专家，但我能理解。我母亲就是中国音乐家，只不过西方音乐比中国音乐更能感动我。西方音乐的丰富性是我无法从中国音乐中体会到的，但我的许多中国朋友不同意这一点，他们总说：“你对中国音乐了解不深，不该做这种比较”。可能真是如此。打从我听到贝多芬交响乐那一刻起，我的情感世界就彻底被震撼了。　　　　
　　　　波：　我知道您的梦想之一是在北京设计一座音乐厅。它是否会与达拉斯、纽约或柏林的音乐厅不同？　　　　
　　　　贝：　是的。北京确实要盖一座音乐厅，但这是个难题。因为中国的音乐厅需要满足音乐之外的许多功能，结果就减低了音乐的功能。您明白我的意思吗？中国的音乐厅不能只适合演奏西方音乐，但一个音乐厅又怎么能满足不同的各种需求？我听说北京想建一座纯音乐厅，我也希望是如此。听说他们已经开始筹备建筑比图竞赛了。　　　　
　　　　波：　专为亚洲音乐比如说中国音乐设计的音乐厅，设计概念上是否应该完全不同？　　　　
　　　　贝：　当然。首先，西方交响乐早先在中国并不存在。对我来说，运用少量的乐器是演奏中国音乐的最好方式，但少量的乐器在大厅中演奏并不成功，因为音量不够。要设计一座供中国音乐和西方交响乐合用的音乐厅，还真是个难题。我可以告诉您我想做的：　我想设计一座中国戏剧院。中国的戏剧与西方的歌剧相去甚远，我是在中国戏剧声中长大的，对它也理解。中国戏剧院不像西方歌剧院那样有复杂的机关，一点儿都没有，而且很简单。我很喜爱这种形式的戏剧，特别是昆曲。　　　　
　　　　波：　中国戏剧可能更重在演员的表演，而非场景的变化。　　　　
　　　　贝：　正是如此——中国戏剧中演员脸部表情变化和手脚动作都很重要，我想中国戏剧并不适合三千位听众那么大的表演场。中国的戏剧更像日本的舞台剧，可能处于歌舞伎和能剧（Noh）之间。　　　　
　　　　波：　再回到西方音乐上，您设计第一座音乐厅达拉斯梅尔森音乐厅时主要想表现什么？对我来说，这个设计是将音乐转化成了建筑，并通过圆形和弧形来体现。　　　　
　　　　贝：　那只是建筑的外部，是人们抵达或中场休息的地方。这个音乐厅的设计是很保守的，而其之所以保守的理由我现在已无法接受了。如果今天让我再设计一座音乐厅，我一定不会那么拘谨，我认为那个音乐厅并不完全代表我所希望做到的。那是我第一次设计音乐厅，当时我想了很久，最后还是深受那些西方著名的音乐厅所影响，但那些音乐厅多半建于18、19世纪。当时我也想到，音乐厅里必然会演奏大量莫札特、舒伯特、贝多芬和勃拉姆斯的音乐，所以整个音乐厅的环境——我指的是音乐厅本身，而不是外部空间——应该适合于那种音乐，我那时并不想为18、19世纪的音乐设计20世纪的环境。我想当时我不够自信，音乐厅的建筑设计也显示如此。如果我有机会再做一次，做法一定不同。后来我还去了柏林交响乐厅，为的是对自己证明确有新的做法存在。柏林交响乐厅里的乐队大致位在中间，大厅是环形的，这种处理方法我认为还不错。但我有点担心大厅的声音效果，与维也纳音乐厅（Musikverein）相比柏林音乐厅的效果略逊一筹。如果卡拉杨（Herbert　von　Karajan）还活着的话，他一定不同意我这个看法，但我就是觉得维也纳音乐厅的声音效果更出色。我也去过阿姆斯特丹音乐厅，从声学角度来看，它也同样出色。　　　　
　　　　波：　您在达拉斯采用的圆形是否来自音乐？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