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78-我的课桌在哪里-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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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自干活了，王阿根背起修鞋箱，走出了家门。先在杭州呆了一年，杭州修鞋的多，生意不好做。一九八五年开始，往西北跑，去过西安，去过西宁，去过兰州，最远跑到拉萨。一般是过了正月十五出去，腊月才回家，一年能挣个七八千元。这期间，他成了家，养了孩子。西北气候不好，风沙大，吃的也不习惯。一九九三年，他又回到杭州。杭州修鞋的人多，还是不好干。他父亲说，现在到处在盖楼房，你就跟我学学瓦工吧。他想想也是，就跟父亲学了两年瓦工。看看手艺学得差不多了，他又往外跑。当时，他们村里有些人在上海浦东盖房子，他也跑到浦东。后来，又转移到苏州。一九九九年，到了北京。
我问：“你怎么会想到来北京呢？”
王阿根说：“搞建筑这一行的，喜欢拉帮结伙，喜欢跟老乡、熟人在一起，这样有个事情好照应。比如我们正在干的这个小区，承包商是苏州一家公司，但干活的农民工，有浙江的，安徽的，还有四川的。瓦工浙江人最多。九九年春节，我们村一个在北京干木工的老乡，说北京房地产开发特别火爆，需要大量的建筑工。过了春节，我便串通了七个老乡，跟他到了北京。”
我们正说着，一位戴着顶黄色塑料安全帽的人，一脸怒气地走了进来。
王阿根问了句：“有事吗，老板？”
老板噼里啪啦用土话说了一通，我听不懂他说什么，好象跟什么“砖头”有关。
等老板走了以后，王阿根告诉我：“这是包工头的弟弟，刚才在工地上发现一些半截的砖头，他让几个工人拣起来，能用的尽量用，工人们不太乐意。这是经常会发生的矛盾，老板想省料、省钱，工人用整砖当然比用半截砖方便、省工。”
“看来你还是个头头罗！”
“瓦工有两个班，我是一班的班长，最多只能算个小头头。”
王阿根像是突然想起来似的，“矣，你好象对这些挺感兴趣？”
这时候我才实话实说，告诉他自己准备写一部有关农民工的报告文学，正在采访之中。
王阿根说：“写农民工，好呀，农民工被城里人看不起，但是要是没有农民工，行吗？城里盖楼的都是农民工，卖菜的也都是农民工，还有修鞋的、修自行车的、扫马路的、收废品的……哪行离得开农民工？我们说，这个城市要是一天没有农民工，光垃圾就要堆成山。不过，农民工苦啊，你要真写农民工，就要写写我们的苦处。”
“你说说都有哪些苦处？”
“农民工的苦处三天三夜也说不完。这样吧，我先说说干我们建筑这一行最怕的。”
“最怕的是什么？”
“一是拖欠工资，二是工伤事故。”王阿根又点燃一支烟。
我问：“你也被拖欠过工资？”
《我的课桌在哪里》 第一部分没有一盏灯是属于我们的（2）
王阿根说：“当建筑工哪有不被拖欠工资的？九六年在浦东，说好工资是每个月一千二，但实际上每个月发六百，剩下的年底统一结算。快过春节了，我们让老板结算工资，老板说业主给不了钱，自己也没办法。最后每人发了三百块钱路费，给打发了。第二年更惨，也是每个月发六百，快到春节时，房子盖好了，可要找老板结算时，老板卷铺盖卷儿早跑了。找业主，业主说已经把钱算给了老板了。当时把大家气得恨不得跳楼！九七、九八年到苏州干，基本上也只能拿到百分之七八十的工资。这还算不错的了，有的老乡辛辛苦苦干了一年，除了伙食费，一分钱都没拿到。前几天的《北京晚报》你没看到？老板拖欠工资不给，一群打工的爬到房顶不下来，公安局的消防车都出动了。”
“到北京以后是不是好一些？”我问。
“好一些，毕竟是祖国的首都嘛！”王阿根说，“不过，前两三年还是拖欠，后来中央抓了这个问题了，去年没拖欠。你不想想看，一个农民工进城累死累活干一年，就盼着春节前带点钱回家，这是全家第二年的生活费，还有的要靠这些钱给家里人看病，留着盖房，给孩子娶媳妇用……民工挣钱本来就不多，还拖欠工资，你说缺德不缺德？”
“你不是说，第二最怕的是工伤事故吗？”
“是的，搞建筑的免不了磕磕碰碰。小伤什么的无所谓，大事故就麻烦了。那年在浦东，我们一个老乡从脚手架上掉下去，把脊椎骨摔断了，半身瘫痪。老板说他是违章作业，要他自己负责。最后官司打到法院，法院判老板赔偿二十万元，老板说你就是把我杀了，也没有这么多钱，拖了一年多，给了三万元，不了了之，老乡现在还躺在床上。至于断胳膊、断腿的，每年都有。”
我问：“你这次把腿砸伤了怎么处理？”
王阿根说：“我们这个老板还不错，算我是工伤，医疗费报销，工资给发一半。”
“你家里人都来了吗？”
“老婆来了四年了，现在带了个五岁的儿子，大女儿在沙窝那边一所打工子弟中学上学。”
“为什么不到公办学校？”
“没有关系，又没有钱，能有书读就不错了！”
这时，进来一个小伙子找水喝，王阿根一见，忙说：“‘小秀才’，你来得正好，正好这位记者要了解一些情况。”
王阿根又给我介绍：“他叫欧阳强，高中生，是我们瓦工班文化水平最高的，大家叫他‘小秀才’。我去趟厕所，你们先聊聊。”
王阿根一瘸一瘸走了。
欧阳强问：“你是记者？你要了解什么情况？”
我说：“咱们随便聊聊。你是高中生，参加过高考吗？”
“参加过，大前年没考上，前年没考上，去年差了七分，还是没考上。不考了，索性出来打工了。”
欧阳强同王阿根是一个乡的。家里穷，他的两个姐姐，一个上到小学毕业，一个上到初中，都休学了。唯有他，一直读到了高中。全家人把所有的希望都放在他考上大学上。三次参加高考，三次落榜。他的大学梦破碎了，父母的心也破碎了。
去年九月，给父母留下了一封信，他独自去了杭州。当初高考第一志愿他填的是浙江工学院，花了大半天时间，他找到了这所心仪已久的学堂，当看到那些男男女女，从校门口出出入入时，他的心一酸，扭头走了。
不知该到哪儿去，也不知今后的路该怎么走，他盲目地在大街上走着走着……第三天，看到武陵门一个建设工地招收小工的小广告，他去报了名，成了搬运砖块的小工。每日从早晨七点干到晚上六点，日工资二十元。尽管在农村长大，也吃过苦，但毕竟没有干过这么强体力的活儿。头一个月，他说自己瘦了十二斤，不过总算咬牙坚持下来了。
年初，他听说同乡王阿根在北京，便投奔他来了。
“刚开始，阿根叔说我是高中生，还介绍我到他女儿那所学校当老师。我教了一个月就回来了。”欧阳强说。
“为什么？”
“别看那学校条件不怎么样，竞争也很厉害。好些东北、内蒙、河北师范学校毕业的学生，不愿在当地教书，也跑到北京。人家毕竟经过专门训练，我一天书都没教过，竞争不过他们，又跑到工地来了。”
“你现在每月工资多少？”
“我没有技术，只能当小工，每天二十五块。”
“你就想这样干下去？”
“只能先这样干下去，”欧阳强目光里含着一种无奈。片刻，他像似自言自语：“如果去年多考了七分，我走的会是完全不同的一条人生道路。现在我什么也不去想它了，走一步算一步……”
我不知道用什么语言来安慰眼前这个年轻人。
一旁的王阿根插了句：“小伙子，认命吧！”
快中午时，一些工人打着饭菜回来了。
听王阿根说我是记者，他们又是新奇，又是兴奋，七嘴八舌议论着：
“来了记者，好呀，写写我们！“
“我可是头一回看见记者！”
“给阿根写一篇吧，工地的劳动模范！”
“我们的工资太低了，帮我们反映反映！”
……
《我的课桌在哪里》 第一部分没有一盏灯是属于我们的（3）
我说：“现在，要是让你们每人只提一个要求的话，你们想提什么？——谁先开始？”
稍稍沉默了片刻，一个抢先说：“春节期间火车提价没有道理，平时不提价，为什么偏偏等我们这些打工的要回家就提价？”
一个说：“老板对打工的心不能太黑，我们就那么点可怜的工资，千万不能克扣，不能拖欠！
一个说：“北京人不能瞧不起我们乡下人，我们去坐公共汽车，有些女孩朝我们直撇嘴。”
一个接着说：“我们的孩子在北京上学太难了，要这个费，那个费，我们一共才挣多少钱？再说，都是国家的接班人，为什么乡下的孩子和城里的孩子不能一视同仁？”
……
突然，我想起了那首在北京乃至在全国流传的悲怆的《民工的歌》：
我们流浪，从八十年代到又一个世纪
我看见这个城市日新月异，万家灯火
没有一盏灯属于我
弟兄们，没有一盏灯是我们的……
《我的课桌在哪里》 第一部分天下农民工（1）
撩开历史的纱幔，穿越时间的隧道，我在寻找：
我在寻找一个群体；
一个名字叫“农民工”的群体——
他们，是我的老乡，我的可亲可敬的温州老乡。
著名农村问题专家吴象，二十几年前，曾对温州作过这样的描述：
在鱼米之乡的浙江省，温州算得上是一块贫困地带。全市人均只有四分地，比人多地少的珠江三角洲还少一半。自古以来，当地农民为了生存，不得不外出谋生，因而经商气氛特别浓烈，明清时代，温州便以“其货纤靡，其人商贾”而闻名。
建国以来，温州的工业基础极其薄弱，全市人均固定资产只相当于浙江平均数的28％。因而，在当地政府的默许下，家庭工业的火苗一直没有熄灭，一九七八年之后，这一形式更是蓬勃兴起，到一九八二年，温州已有家庭工业十万余户，从业人员四十万人。
在我老家苍南县金乡镇，有位颇具传奇色彩做小五金生意的老乡姓叶，有一天，他被报纸上的一则《读者来信》吸引住了。湖南一所大学的校办主任向编辑部反映，当时国内刚恢复高考，各大专院校出现了不知到哪儿订做校徽的情况。这位聪明的老乡心头一亮，校徽，不就是用冲床一冲便成的小铝片吗？他马上给那所学校去了封信，说可以大量提供校徽。不几天，一份要求订做两千枚校徽的订单来了。
叶家又给其他院校去信；而当地的乡亲，也纷纷仿效叶家的做法。一份份订单像雪片似的飞向这个小镇。一九八二年，金乡人做的校徽和塑料饭菜票，竟占全国总需求量的一半。
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