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78-我的课桌在哪里-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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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调查，收费过高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城市公立学校方面。尽管许多城市的正式文件里都规定了对流动儿童教育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但很难得到执行。
中国儿童中心主任赵顺义说：“目前近2000万的流动儿童是我国儿童群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处于接受教育和发育身体的关键时期，其保护和教育问题如得不到有效解决，将不利于国民素质的提高和社会的协调发展，甚至给社会稳定带来隐患。”
追求教育公平，是人类社会古老的社会公肇啬静收哪数理念。
早在两千五百年前，孔子就提出“有教无类”，即不分贫富贵贱，人人都应受教育的教育民主思想。孟子提倡“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就是要像培养教育自己的孩子一样去培育教育别人的孩子。在近代，联合国一九四八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更把“受教育权”确定为一项基本人权。规定“不论什么阶层，不论经济条件，也不论父母的居住地，一切儿童都有受教育的权利”。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九条第二款规定：“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
教育公平包括教育机会公平、教育过程公平和教育质量公平。一般来说，教育机会和教育过程公平相对容易做到，教育质量公平（即使人人都受到较高质量的教育，并使受教育者有同样成功的机会）则较难做到。
但是，对于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子女，连享受教育机会和教育过程公平都难以实现。
我的手头，有一篇农民工子女的作文：
……
我的老家在安徽风景秀丽的黄山脚下，黄山是城市人最喜欢去的地方。
三岁那年，爸爸妈妈离婚了，我被判给了妈妈。
四岁，妈妈为了生活，跟一位远方亲戚到北京打工。从此，我在外婆身边长大。
我在村里的小学上到三年级。那年春节，妈妈回来了，说要带我到北京上学，当时，我高兴地嚷了起来：我也要去北京上学了！我也可以见到天安门了！
费了许多周折，妈妈把我送进了“树人小学”。这里的学生，都是像我这样从农村来的。他们的父母都是从农村到北京打工的，有的卖菜，有的盖房子，有的扫大街……
那几年，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的学校老被查封，老要搬家，每次查封，都会来许多警察和一些干部模样的人，还开来许多卡车，把学校的课桌椅全部拉走。最厉害的是小学六年级下学期那一次，那天，我们刚刚升完旗，学校就被包围了。随着一声令下，有人封教室，有人搬课桌。校长哭了，老师哭了，我们学生也哭成一团。在我的脑海里，警察是对付坏蛋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也成了坏蛋了？
现在，我已经是一名初中生了，我终于慢慢明白了，为什么我们上学这么难：就因为我们是外地来京务工的农民工的子女，就因为我们没有北京户口。
北京的建设离得开农民工吗？
农民工的子女难道不是祖国的未来吗？
我们就算不是花朵，也是小草吧，难道小草就不应该享受阳光吗？
……
难道小草就不应该享受阳光吗？
这是在考问我们的政府，也是在考问我们的社会！
我的手头，还保留着一份访谈记录，接受采访的是河北来京的一位农民工：
笔者：你们夫妻是什么时候来京的，主要干什么活儿？
答：我们是九五年进的北京。头几年，我在建筑工地当小工，还卖过菜和水果；她当过保姆，干过小时工。这两年，我们开了个小门脸，卖面条和大饼。
《我的课桌在哪里》 第三部分难道小草就不应该享受阳光吗（2）
笔者：你们眼前想的最多的是什么？
答：我们两口子，没什么文化，只能靠打工，做点小生意度日子。不可能挣什么大钱，也不可能有大的发展。不行，几年以后还回老家去。可是，我们不希望孩子将来也同我们一样，希望他们能够像城市孩子一样，受到好的教育。
笔者：那么，现在孩子的教育情况怎样呢？
答：不好。我们的孩子现在在一所打工子弟学校上学，那样的学校同城市的公家学校根本无法比，学生就在一个旧仓库里上课，老师的水平也不一样。
笔者：你感觉到教学质量不行？
答：肯定不行。还有，政府和城里人对我们的孩子有一种歧视，前些日子过“六一”儿童节，孩子要我带他们去公园玩，公园里城市的孩子在演节目，在搞各种各样的活动，连儿童节都成了城市孩子的节日了，特别不公平。农民工的孩子也是祖国的明天，也可能拿成为人才，把他们耽误了也是国家的损失！
“把他们耽误了也是国家的损失！”
这位农民工的焦虑，难道不应成为我们政府和我们社会的焦虑吗？
一位城里人到乡村休闲，住在一老农家。吃完农家饭后，老农自言自语说：“城市是城市人的城市，不是乡下人的城市；乡村是乡村人的乡村，也是城市人的乡村。”城里人不解，老农反问：“你来乡村交了乡村费没有？交了过路费没有？你住我家再让你交暂住费没有？没有吧。可我们乡下人进城，什么费都得交。城市的道路是国家建设的，农用车上路要交费；乡村的路是我们农民自己修的，我们没有收你们费，哪个更应该收费？农民进城打工要收暂住费，孩子上学还要什么赞助费……”
老农话语中的“哲理”，道出了城乡之间的不公平。
城乡诸多的不公平中，教育不公平是最大的不公平。因为只有具备了教育的公平，社会的弱势群体才有可能与社会其他阶层在同一起跑线上起跑，才有通过知识改变命运的可能。现在的问题是，还没有起跑，农民工子女已经先输给城市孩子一大截了。
教育被认视为实现社会平等的“最伟大的工具”。
一个人能否成为一个具备现代社会特征的公民，能否理解和享受现代社会的基本文明，能否具备现代人的基本生活质量，取决于他是否受到现代社会的基本教育。
前些年，经常可以在农村的土墙上看到“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的标语，它很确定，不抽象，没余地，却道出了教育的最高境界，也是最低底线。
对于一个现代国家来说，应当把平等的教育条件，一视同仁地提供给每一位公民，这是实现社会公正的一个最基本的手段。
小草同样有享受阳光的权利！
《我的课桌在哪里》 第三部分帮他们就是帮自己（1）
二00五年七月，一起“阿星事件”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
二十岁的打工者阿星，七月八日晚，在激愤之下，失去理智，杀死了包工头。
一起简单的凶杀案，却折射出复杂的原因。阿星的背后，许许多多的新生代民工，都有着相似的困惑与挣扎。
来自广西一个偏僻小山村的阿星，从十五岁开始，就在广东打工，他的记忆是：“每天工作时间都超过十二小时。除了春节可以休息一星期外，整年只能休息一两天。即便这样卖苦力，一个月的工钱也只有几百元。”
七月六日，阿星被包工头炒了“鱿鱼”。八日晚，阿星找包工头结帐，包工头不仅拖欠他的工钱，还辱骂了他。忍无可忍的阿星，终于动了刀子。
阿星曾这样对记者说：“我觉得城里人就是那个高楼，高到天上去了，我们在下面仰望，看得帽子都掉下来了，都看不到人家。”
阿星知道“城市不是我们的。”
但阿星和新生代民工，却发出这样的声音：“做乞丐也愿意留在这个城市”、“就是死也要死在城市。”
而让人感到遗憾和悲哀的是，阿星他们还没有学会城市生活，却迷失了自己。
受国家发改委的委托，首都经贸大学劳动经济学院纪韶教授在做一个有关农村流动人口的课题。在珠江三角洲，纪教授见到许多年青打工者，三三两两坐在马路边打扑克，一问才知道他们大都没有工作，生活完全靠也在城里打工的父母。
这些像阿星一样十六七到二十五六岁的外出务工青年，被称为“新生代民工”。专家们把他们的特征归纳为“三高一低”：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高，物质和精神要求高；工作忍受力低。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外出打工的农民主要是农村家庭中青壮年男性，他们农闲时出外打工，农忙时回家种地。这是因为他们的生活保障仍然是土地，这也决定了他们的生活根基仍然在农村。对土地的依赖使他们只将在城里打工的收入作为家庭生活的辅助性收入，农民并不把城市作为赖以生存的环境。现在，随着农民在城市里的收入的不断增多，土地在他们生活中的保障性作用也在降低，他们对土地的依赖性也就越来越小，他们开始将土地或留给老人耕种，或转让给他人耕种，这就使他们与土地的关系也日渐脱离。同时，农民工的流动开始出现家庭化的倾向，把妻子儿女带在身边，既可以提高生活质量，也免去了往来探亲的成本。
纪韶教授认为：“他们的父母（第一代农民工）到城里打工的目的非常明确：挣钱。挣到钱后回老家盖房、结婚、生子，好些的再做点小买卖。新生代民工与他们的父辈已完全不同了，他们不再是老老实实地呆在最脏、最累、最‘下等’的工作岗位上，不再省吃俭用。即便挣到了钱，他们也不会回老家去过‘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日子。”
冰山出水，矛盾来了——一方面是新生代民工不愿意回农村；另一方面城市又不可能给他们城里人的待遇。
社会学家警告说：如果政府和社会想不出办法来处理好这种新情况，事情将变得越来越糟糕，越来越多的新生代民工会走上违法乱纪的道路。
新生代民工，实际上是大量进城农民工子女的一个影子。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史柏年，曾经对农民工子女（二代移民）的职业期望，作过一个专题调查，结果表明，大多数农民工子女做了在城市长期生活的打算。
陈姓男生（个案2）访谈记录片段：
问：如果现在让你挑选的话，你觉得自己想在哪儿发展？
答：在北京。
问：不会再回老家了吧？
答：回老家？肯定会。
问：不是问回不回家乡。我是问，是回去就业啊还是在北京就业？
答：让我选，肯定在北京。
周姓女生（个案3）访谈记录片段：
问：那以后想留在北京？
答：恩！
问：不想再回去啦？
答：因为那地方太穷了，实在是不想回家了。
叶姓男生（个案6）访谈记录片段：
问：（城乡）两种生活你都经历了，你自己比较喜欢哪一种？
答：当然是现在的生活了。
问：没想过再回去吗？
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