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78-我的课桌在哪里-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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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笑话她们,大家都在认真地欣赏着,大家都知道,能登上如此高雅的舞台,对于她们来说都是第一次。 九十三篇作文获得了一、二、三等奖,《给政府的一封信》是其中的一篇: 政府你好: 我叫胡竞。 我们都来自四方,我也有自己的梦想,我渴望知识的海洋。 有时候,我自己都搞不懂我们是谁,用温暖的词来形容我们的话,别人就叫我们城市新市民,用准确的词来形容我们,就叫打工子弟,倒不如干脆称我们为弱势群体。我觉得用弱势群体这个词儿来形容我们会比较确切、准确。 我们生活在一个很狭小的圈子里。是身份的低下,让我们觉得有些自卑,造成心理上的压力,让我们觉得自己不如别人。我们这代人,从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个繁华的大城市,希望永久的在这里生活,可是,由于我们身份的种种原因,使我们不得不向命运低头,可是我们又不希望回老家过那种贫穷的生活。我们不像我们的父辈那样从小生活在老家,习惯了那种艰难的生活,所以对它们无所谓,而我们就不同了,我们不想回家去种地耕田,炎热的夏天在田野里干活,可是城市又不接纳我们。这让我们如何是好?想留在北京过好日子,可是由于身份低下,城市不接纳我们。我们又不想回老家,使我们很矛盾。 请政府给我们这些打工子弟们的孩子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同在一片蓝天下,我们并不比北京孩子差。 我觉得我的这个愿望并不是SHE(奢)求,而是所有打工子弟的愿望,请帮助我们实现这个愿望吧! 清莲学校五·二班胡竞 2004年12月12日星期日 一个小学五年级的学生,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居然给政府写出了这么一封信,未免有些太沉重了。 而胡竞提出的是一个并不算高的要求:“请政府给我们这些打工子弟们的孩子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同在一片蓝天下,我们并不比北京孩子差。” 前些年,连农民工都不为社会所重视,更没有人去关心“民工第二代”。其实,由于特殊的家庭背景,这个特殊的群体——农民工子女,他们比起城市孩子来,“懂事”得更早。 他们时时用一双纯真的目光,在注视着这个复杂的世界。 他们唯一可以倾吐的“对象”便是作文: 多开放一些市场就业多开办一些打工子弟学校 我的家乡在湖北,家有6口人。以种田为生,收入不是很高。主要是种棉。种田得交种田费,还得交人头费、宅基费,上学交学费,这些钱是不够的。为了这个家,父亲决定来北京打工。 1989年,父亲离开老家,来到北京,当时我才两岁。经过三年的实践,父亲在北京站稳了脚跟。到第四年生意比较好,父亲一个人干不过来,妈妈只好托付邻居照顾两个比较大的姐姐。我和哥哥还小不懂事,不能放在老家,1993年,妈妈带着哥哥和我来到北京。来到北京我们既受到优待,也受到不平等的待遇。在北京一个月的收入,比在老家一年的收入还高。收入多了,支出也多了。去掉房租和杂费,每月的收入能达到1000元。 由我家的经历,使我想到了一些和我们家一样来北京打工的人。他们的生活可能不如我们的生活。现在已经是高科技时代,一些外地人因没有知识,只得靠卖菜、捡破烂来生活。对于这些问题,我认为政府应该多开放一些市场就业,让他们的生活能得到改善。还有就是一些外地学生在北京上学比较困难。一些正规学校一年交赞助费就得1万多元。希望政府能多开放一些打工学校,这样那些外地来的学生就可以有一个上学的机会了。 我认为政府不应该把一些没办暂住证的人抓走,并让他们返回老家。如果这样的话,那他们的孩子怎么办?办一个暂住证一年就得花一二百,政府应该为那些与家人失去联络的学生想想。
《我的课桌在哪里》 第二部分给政府的一封信(图)(2)
——胡利敏 对政府的两点希望 我的爸爸妈妈来京已经有10年了。没有文化,只能做一些小买卖,每月的收入只有几百元。每天乱七八糟的杂活,劳累一天,都不能好好休息,住在几平方米的小屋里过着打工者的生活。 对于“收容”这件事,我的看法是:我们身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来到自己国家的首都也算是犯法吗?“民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如果家乡好,家家户户都能过上小康生活,谁愿意来这里受苦? 父母对我的看法,考不了前5名就跟他们一起做生意。我非常需要政府给予一些照顾:1,希望可以让我继续在北京上学;2,可以让爸爸妈妈在北京踏踏实实地做生意。只有人民富了,素质提高了,国家才能强大。而要想人民富裕,就要使人民有个挣钱落脚之地。这才是真正的办法。“收容”那个办法绝对是不行的。 ——郑文 就业、上学和暂住 今天的班会,让我们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打工子弟,想起了以前的一些辛酸苦辣。 …… 1992年,父亲来京投靠小姨一家。他在北京找很多活,老板都说他年龄大,最后到一个老乡开的餐厅打杂。 1997年4月21日,父亲把妈妈、我和弟弟接到北京,一家四口住在一间12平方米的屋子里。 家里穷,先让弟弟上学,弟弟在一个“菜地小学”上学。那时候不知道我有多羡慕。直到1999年9月7日,我们家附近有了一所“打工子弟学校”,我也上学了。我真感谢我的学校的创办。 这个世界太不公平了,就业本地人什么样都行,有些工厂对我们这些外地来的人口要求很高。在我们住的地方好些办不起暂住证的人被遣送回了老家等等。我的父母也因为这些不公平条件的限制一直找不到稳定的工作。 天啊!政府要是对外来人口多施行些照顾政策,那该多好,比如说暂住证方面便宜点。还有很多我们的同龄人不能入学,要是你们能办点像我们打工学校这样的学校,本地学校少收借读费,那我就不用停学两年了,现在高中都快毕业了。还有,我今年上初三,中考时又得离别父母回老家,我想问问我能不能不回老家中考啊? ——于甲龙 “希望政府能多开放一些打工子女学校,这样那些外地来的学生就可以有一个上学的机会了”; “我非常需要政府给予一些照顾:希望可以让我继续在北京上学;可以让爸爸妈妈在北京踏踏实实地做生意”; “我想问问:我能不能不回老家中考啊?”; “我希望政府多给外来打工者一些机会”; …… 这些发自孩子们内心的呼声,令人震惊! 同样让我感到震惊的是,“城乡二元结构”,给农民工子女的心灵所造成的难以弥合的创伤。 在采访中,我对于农民工子女最难回答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我们同城里孩子的命运会不一样?” 以下是我访谈记录的片段,几乎每个孩子都提出了这个问题: 欧阳明:初二,来自河北保定。 问:你来北京几年了? 答:十四年。 问:十四年?那么长? 答:我就在北京出生的。妈妈告诉我,十四年前,她在北京的一间铁皮房里生下了我,当时是一九九0年六月七日。 问:那你可以算是北京人罗! 答:不是,我是保定人。 问:为什么? 答:我没有北京户口。 问:你在北京出生的嘛! 答:这个不算。如果我是北京人,我的爸爸妈妈就可以有固定工作了,我们也就不用住在这么个破地方了。我就不会经常遭别人白眼儿,我也不用在打工子弟学校上学了。 问:你觉得命运不公平吗? 答:是。 问:怎么不公平? 答:我也是在北京生的,我为什么就不算城里人?为什么我天生就要过穷日子? 张诚:初一,来自安徽金寨。 问:你一直在北京上学吗? 答:不,我是小学三年级到北京的。 问:一直在这所打工子弟学校上学吗? 答:不,我先在公办学校读了一年。 问:为什么不继续读下去? 答:他们要收好多钱,家里没有钱。 问:你觉得在公办学校好吗? 答:不好。 问:为什么? 答:我们农村来的和城市的学生不是一种命。
《我的课桌在哪里》 第二部分给政府的一封信(图)(3)
问:怎么解释? 答:他们可以穿名牌,我连运动鞋都没有。他们零花钱很多,我们没有。有一次学校组织春游,人家每人都带一背包吃的,就我们三个农村来的,每人只带一个面包,一瓶水。 高小丽:初三,来自山东荷泽。 问:你知道你初中毕业,必须回原籍考高中这个规定吗? 答:知道。 问:那你准备怎么打算? 答:只能是回老家。 问:你想回去吗? 答:不想。 问:为什么? 答:我在北京已经生活五年了,已经基本适应了这里的生活。现在又要离开父母,老家只有一个爷爷在,到时候连吃饭都成问题。再说,我的学习不错,如果用北京的标准的话,考个大本没问题。可老家的分数线比北京高一百多分,我这种成绩,连考个大专都成问题。为什么北京的学生和山东的学生标准不一样?这太不平等。 问:你们班的同学都回老家上高中吗? 答:不,最多三分之一成绩比较好的同学回老家继续上高中;还有一些在北京上个职高什么的;大多数就不上了,跟着父母打工或做生意。 “收容、遣送”,曾经被城市作为对农民工进行管理和惩罚的一种常用手段。却不知,这种手段像一把利箭一样,深深伤害了广大的农民兄弟,也刺痛了农民工子女的心: 陈一山:初三,来自河北张家口。 问:你父母在城里做什么工作? 答:种菜。 问:地从哪里来? 答:从北京郊区农民那里租来的。 问:你对北京最喜欢的是什么? 答:那可多了,大城市嘛,只要有钱,什么都可以买到,好玩的地方也特别多…… 问:最不喜欢的呢? 答:……动不动就把外地人遣送回老家。 问:你父母被遣送过吗? 答:遣送过。有一年快到国庆节时,晚上,我们一家人正在吃饭,突然来了几个人,有警察,还有其他戴红袖标的。一进门,就说是检查暂住证的。爸爸连忙把暂住证拿出来,警察一看,说已经过期三天了。爸爸说,我这几天实在是太忙了,明天马上就去补办。那些人说不行,让爸爸跟他们走。我们苦苦哀求,妈妈哭着跪在地上,爸爸还是被他们带走了。后来,爸爸被送到郊区一个农场干了几天活,我妈妈整天在家里哭,四处托人也没找到人。 问:后来,你爸爸是怎么回来的? 答:爸爸先是被送回老家,花了点钱,才被放出了。……这件事对我刺激特别大,我到现在还常常会做噩梦。 柯一根:初二,来自湖南湘潭。 问:你听说过农民工被遣送的事吗? 答:听说过。我们住的这块有许多老乡被遣送过。我们有个同学,有个星期天去打台球,正好遇到查暂住证的来了,大家都跑,他想,我是个学生怕什么?警察向他要暂住证,他说自己是个学生,没有暂住证。警察说,学生也得要有暂住证,没有就要带走。他不服,双方发生冲突,跟警察一起来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