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0-毛泽东-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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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显得十分突出，而且他也许还把他的谦谦君子意识传染给了他们。１９２０年至１９２１年间，他在法国组织了中国共产党小组，从那时起，他在外交和协调政治方面表现了卓越的才华。
此间对毛的行为和政策的批评越来越频繁。１９３１年９月１日，周在一份给根据地政府的训令中，反对毛有关战略、军队管理和土地改革的观点，毛被迫签署了一项土地法，而他本人关于对待富农的思想遭到驳斥。他曾经主张过的关于没收土地的激进理论，现在，由党的新领导推广到各地。
在自身的沉浮之中，毛还必须以铁石心肠去面对他的朋友和妻子所遭受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命运。除了早些时候他的妻子和妹妹被杀害，１９３１年的此刻，他又得知了蔡和森在香港被捕遇害的消息。蔡是他的同窗好友，党内最亲密的朋友，他曾多次住在蔡的家中，蔡被捕后，被港英当局引渡到广州，据传，在广州，反革命刽子手扯开他的四肢，把他钉在墙上，惨无人道地毒打致死，并剖开他的胸膛，把脏腑剁成碎片。
９月间，日本人展示了他们预谋征服中国的野心，用武力侵占了满洲，并强化了在华北已取得的各项特权。显然，只有进行全面抵抗，否则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很快就会扩展到整个中国。
第2部 奋斗第９章 遭贬（2）
毛起草并签署了一封红军致国民党军的公开信，号召他们起义：“士兵弟兄们你们必须另想出路呵你们的出路是有的——这出路就是革命你们手里现在有的是枪炮，你们首先把你们的反动长官杀掉，然后你们同当地的工人农民与一切劳苦群众联合起来，把国民党的鸟政府打倒。”③
毛强烈要求新的政治局讨论这些重大的民族政治问题。例如，１９３２年１月，日寇进攻上海之后，他主张建立联合政府，将所有愿意抗日的军队整编为一支统一的军队——这是一个受莫斯科影响的中国的政治局根本不能接受的政策。１９３２年４月，在毛的首倡下，江西政府对日宣战，但政治局再次未给予支持。
１９３１年１１月初，为制定新的政治局路线，由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主持，在瑞金召开了苏区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以迎接不久即将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通过的决议激烈地攻击毛的政策，谴责江西根据地的共产党领导“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和充分的群众工作”，非难他们未和其他根据地联合行动，并攻击毛的红四军的游击战术，还宣布他主持制定的１９３０年２月７日《赣西南苏维埃土地法》中规定平均分配土地是向富农投降。
毛个人的错误是犯有狭隘的经验主义，独裁专断的机会主义，以及思想意识极为空虚。新的党的全国领导重申土地革命应由无产阶级领导。红军应占领城市，使用正规战，抛弃旧式的游击思想。
在几天后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除了新来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成员外，在根据地，莫斯科路线并未得到有力的支持。毛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并保住了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位。因此，毛的许多支持者，像朱德、邓子恢、何叔衡等，也都当选了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主持政府和军队的各个部门，然而他的新对手却控制了党。
而且，据说是由于共产国际的支持，政治局施加了强大的压力，出席大会的代表们接受了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提出的实质性建议中的绝大部分，其中包括根据地建设、土地法和红军的指挥，只有少数修改是适中地采纳了毛主义的观点。
１９３２至１９３３年间的冬季，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中的高级领袖博古和洛甫，从上海到达瑞金，一道来的还有共产国际的德国顾问奥托·布劳恩，他的中国名字叫李德。从此，毛在数量上也不占优势了。
第四次“围剿”之前，１９３２至１９３３年间的冬季，红军抢先发起进攻。
５月，＊周取代毛任第一方面军总政委，＊＊成为红军中的高级权威。同时，周的支持者在根据地政府内，也攻击毛的土地政策是“右”倾。
尽管有这样的窘迫困扰，但毛仍专心致力于经济和社会问题的立法工作，并提出了很好的、细致的设想。８月，在一次经济建设工作会议上，他作了题为《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的演讲，强调共产党治理区域内的３００万群众，必须自力更生。他责备那些以为在革命战争时期，不可能从事经济建设，经济建设要等到最终胜利后的和平条件下才能进行的意见是不对的。他特别强调必须做好土特产品的生产。我们必须“恢复钨砂、樟脑、纸张、烟叶、夏布、香菇、薄荷油等特产过去的产量，并把它们大批地输出到白区去”。④
他还继续关注国际事务，在反对国联调查团报告书的通电中，表达了他对李顿报告书在中日问题上的虚伪态度的轻蔑：“国际联盟是各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强盗联盟。”⑤
第四次“围剿”在僵持中结束，毛作了一首词，谈论它的结局：
赤橙黄绿青蓝紫，
谁持彩练当空舞？
雨后复斜阳，
关山阵阵苍。
当年鏖战急，
弹洞前村壁。
装点此关山，
今朝更好看。
１１月，共产党取得了一次侥幸的胜利。国民党十九路军在福建举行兵变，试图建立一个与蒋介石对立的民治政府。起义之前，十九路军的领导人在上海与共产党有所接触，可是，过于谨慎的共产党人未作出明确反应。红军和根据地政府——即毛和朱——签署了一件与这个非共产党起义者联合的文件，但是，政治局却认为福建的起义者主张的是虚伪的民主，不值得支持。毛和朱则希望福建事变的发动者能真正给予该省人民以自由权利，并与共产党结成真诚的联盟。
正当毛争取实现联合时，兵变已被忠于国民党的军队镇压了。在结成有成效的联盟机会丧失后，毛也加入了对政治局的公开抨击。假如更为迅速地采取行动，福建的兵变军队就可以得到红军的支援，这样兵变就有可能成功，就可能控制相当大的领土和资源——尽管瑞金的军事战略家必须斟酌，从苏区派出援军，会不会危及自身的安全。后来毛抱怨他的党内对手，错误地处理了福建事变。
毛４０岁生日后不久，１月中央委员会召开中央全会，毛的所有政策都被攻击为右倾路线。毛已预料到会上将发生些什么，所以就通知一个同伴，以健康原因，未参加会议。可是，德国顾问奥托·布劳恩的回忆却说：“博古讽刺地说，毛又犯了‘外交病’。使毛感到愤忿不平的原因是《中国苏维埃运动与它的任务》的报告，将不是由他而是由洛甫来作；另外，他希望进入政治局常委会的要求，没有被批准。”⑥
在中国革命处于紧要关头之时，在瑞金所有的主要中国领导同志中，奥托·布劳恩发现：“给我印象最深的当然是毛泽东。他是一个身材修长的，几乎可以说是很瘦削的四十来岁的中年人。他给我的最初印象，与其说是一个政治家和军人，不如说是一个思想家和诗人。在很少的几个庆祝会上，我们见面时很随便。在这种场合，他总是保持一种威严而又谨慎的态度，总是鼓励别人喝酒、说话和唱歌，他自己则在谈话中插进一些格言，这些格言听起来好像是无关紧要的，但总有一字的含义，有时还含有一种恶意的暗示……当有人第一次提出，我们的主力是否应当突破敌人对中央苏区的封锁这个问题时，他用一句毫不相干的话我想可能是老子的话回答说：‘良庖岁更刀，割也；放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１９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类似这样的格言和比喻，我们还可以随意举出一些例子，这暴露了他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思维方法，但其效果还是明显的，因为它们毕竟适合了一定的具体情况。毛不仅在私人谈话中或小范围里运用这些格言和比喻，而且还把它们引用到他的讲话中，并以革命的激情从中引出令人铭记的口号。我自己就经常亲眼看到，他是怎样用这种办法深深地影响听他讲话的农民和士兵。
“……他的马克思主义的知识是很肤浅的……毛从来没有在国外生活过，不懂外语；中国又非常缺少马克思主义著作，有限的几本至多也是第二手的，原著更是屈指可数。＊糟糕的是，毛用折衷主义的方法，曲解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并加进其他的内容。例如他常常讲无产阶级，但是他所理解的无产阶级不仅仅是产业工人，而且包括所有最贫穷的阶层——雇农、半佃户、手工业者、小商贩、苦力，甚至乞丐……”⑦
但是，博古和他的朋友，以及共产国际都不想抛弃毛，他们意识到他在根据地已建立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１９３４年１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尽管三年以来毛派不断遭到斥责和排挤，毛还是再次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
但是，这一次他只是一个傀儡。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主席团中超过半数，并选举了自己团体的人担任主席。这样，他们就敢于选举毛，如果他不与他们合作，就可以随时撤换他。毛的职务是名誉性的，没有实权，而洛甫实际上差不多成了一个拥有无限权力的政府首脑。
毛在大会上所作的结论中的两段话，表明了他仍代表着的力量。
“我郑重地向大会提出，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命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妇女群众要学习犁耙，找什么人去教她们呢？小孩子要求读书，小学办起了没有呢？对面的木桥太小会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许多人生疮害病，想个什么办法呢？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应该讨论，应该决定，应该实行，应该检查。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要使他们从这些事情出发，了解我们提出来的最高的任务，革命战争的任务，拥护革命，把革命推到全国去，接受我们的政治号召，为革命的胜利斗争到底。
“国民党现在实行他们的堡垒政策，大筑其乌龟壳，以为这是他们的铜墙铁壁。同志们，这果然是铜墙铁壁吗？一点也不是你们看，几千年来，那些封建皇帝的城池宫殿还不坚固吗？群众一起来，一个个都倒了。俄国皇帝是世界上最凶恶的一个统治者；当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起来的时候，那个皇帝还有没有呢？没有了。铜墙铁壁呢？倒掉了。同志们，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⑧
第2部 奋斗第９章 遭贬（3）
可是，毛在政治上所受的屈辱仍然存在。２月间，他被免去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这样，又失掉了一个更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