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62-吓人的国粹教育-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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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禹帝姒文命先生治水的故事，可作我们的参考，他爹治水，只知道“堵”，堵的结果，天天忙得要命，而问题天天发生。记过啦、撤职啦，呼天抢地，似乎煞有介事，不过只在“堵”而已。呜呼，堵如果能成功，老太爷的头砍不下来矣。姒文命先生的办法是“浚”，就是一种崭新的观念，先瞧瞧它的源头，学院派谓之“正本清源”者也；先在源头上下功夫，然后才有希望把教育纳入正轨。
（柏老按：延长义务教育不能消灭恶补，我老人家在一九六○年代，就以铁嘴身份预言之矣，当时没人相信，而今一九八○年代，果然恶补得更为厉害，嗟夫。）
《吓人的国粹教育》 中文系毕业生何处去谁都阻挡不住
恶补是一种苛政，柳宗元先生认为：凡是苛政，都猛于虎；其实何止猛于虎而已，同时也毒如蛇。不过别的苛政，大家一致反对，只恶补这玩意，大家虽在表面上一致反对，私底下却喜之不暇。把活活泼泼的孩子蹂躏成小僵尸，该是多么惨酷的事，可是父母却甘心情愿，教习也甘心情愿，即令父母教习不甘心情愿，孩子们自己到了五六年级，已经懂事啦，一瞧前途茫茫，他自己也甘心情愿。正因为“都督打黄盖，愿打愿挨”，所以谁也禁止不住。政府官儿虽然努力在禁，但他们一面禁，一面却又努力制造非恶补便不行的情况，好像一个人一面嚷嚷烤死人啦，一面却往火堆里添柴，它怎么能不烤死人乎哉？
显然地这不单纯的是政治问题，更不单纯的是教育问题，而是社会问题，也就是需要问题。柏杨先生最近晕晕陶陶，想开一个“飞腿补习班”，专门教孩子们打各式各样飞腿，请问阁下，有人来乎哉？不要说柏杨先生，就是恶补大王补习打飞腿，都没人上钩。为啥没人上钩乎？学会了打飞腿，没有用也。不过一旦初中入学考试有一门功课是打飞腿的，把顽童们排到院子里，看谁的飞腿打得多，打得高，打得花样百出，谁就金榜题名，那时候你看柏杨先生门庭若市吧。不要说顽童啦，如果出国考试也考打飞腿，则妙龄女郎焉，半老徐娘焉，年轻小伙焉，恐怕都得拜我为师，届时我一小时收一百元，发了大财，第一件事就是天天吃一个荷包蛋（听说荷包蛋奇补）。
有需要才有供应，正人君子可能说该需要是不正当的，不过他如果有孩子读国民小学堂的话，他就知道这种需要正当的要命。即令是不正当的，但正当不正当是一回事，需要不需要又是一回事也。于是乎顺调大王大怒曰：“照你说来，我们对恶补没有办法啦。”呜呼，当然没有办法，越大怒越没办法。别瞧官儿拍桌子打板凳，认为靠着他那一点权力就可以消除恶补。他要能消除恶补，我输你一块钱。
这种畸形现象来自于强烈的竞争，苏秦先生把头发挂到梁上，用锥子扎自己的屁股，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他为啥如此，因他被其他的游说之士挤垮，要想战胜别的竞争者，惟一的办法只有如此；恶补的结果不辜负他，他最后终于佩上六国相印，连迎接他的嫂嫂，都趴到地下吻他的脚。他阁下如果一垮到底，顶多待在家里抱娃儿而已。孩子们国民小学堂毕业后，如果不能升初中，他将有什么遭遇哉？做事吧，学识太低；做工吧，年龄太小；只好在街上闲荡，断送一生，用他一生的前途和恶补比较起来，当然是非恶补不可。有几个做父母的，不下恶补的狠心耶。
延长义务教育和记过撤职，都不能解决恶补，明王朝末代皇帝朱由检先生，英明过度，对凡是失地失城的官儿，一律“逮京处斩”，虽然如此穷凶极恶，失地的照样失地，失城的也照样失城，盖非愿意也，是木法度也。记过撤职亦然，昨天晚上，我去台湾省教育厅一个官儿府上借钱，看见一幕奇景，原来他的自用汽车开到马路上吹风，而在汽车间里，摆上长桌，有六七个孩子，正埋头做功课；教习一人，双手后背，悠哉游哉，来回巡视。盖该官儿怕他孩子单独补习寂寞，所以招揽了一大群，共同奋斗。我眼前立刻浮起他对记者谈话时，要誓死根绝恶补的嘴脸，本来想问问他有啥感想的，可是问了又怕借不到钱，也就没问，不过心里却一直忍不住痒痒的焉。
恶补是一个阻挡不住的潮流，这种新的形势，不是硬化了的脑筋所能了解的，我们目前方法，仍是用防空壕对抗核子弹头的方法，挖再多的防空壕，一个个累得气喘如牛，仍没啥用。呜呼，这是一种剧烈的竞争，而竞争之所以剧烈，来自人口不断而英勇地增加。有人统计说，台湾人口一年增加一个高雄市，大家听啦，魂飞天外。其实恐怕还要严重，依马尔萨斯先生人口律，人口是按几何级数增加的，那就是说，前年增加了一个高雄市，今年增加的则不再是一个高雄市，而是两个高雄市矣。明年增加的不再是两个高雄市，而是四个高雄市矣。后年增加的同样也不再是四个高雄市，而是八个高雄市矣。盖新增加的高雄市逐渐成长，他本身也要生孩子，也要增加高雄市也。
现在国民小学堂多半实行两部制，上午制的学生上午上学，下午制的学生下午上学。柏杨先生有一次去彰化避寿，亲眼看见下午制的孩子，蹲在一棵大树下，阳光如箭，射到他们头上，昏昏沉沉，教习有气无力，其声如蚊。不禁唏嘘久之。不过这是两年前的事啦，经过两年的时光，我不但不再唏嘘啦，反而为他们庆幸不止，总算有棵大树可遮一下的。再过两年，连大树都分配不到，恐怕只能蹲到稻田里上课哩。
国民小学堂实行两部制，当然是因为教室不够，看起施政报告，每县市的教育经费差不多占全县总预算的六十、七十、八十，就有人猛嚷超过宪法啦，其实把全县的全部收入都用到教育上都不够，假如每年顶多不过盖五百幢教室，而出生的孩子却一千幢都装不下，在稻田里上课还算吉星高照，这样下去，终有一天一个孩子发给一个救生圈，泡到海水里上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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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恶补的原因是：人口日夜不断地滔滔增加。那就是说，同胞们都在勇不可当地猛生，而越是比较贫苦的家庭，小孩越是奇多。有些人说，这跟缺少娱乐节目有关。有钱人家，夫妻们跳跳舞啦、打打牌啦、看看电影电视啦、听听音乐啦、串串门传传闲话啦、烫烫头发做做衣服啦，赏心乐事多得很。而穷苦朋友则只有颠鸾倒凤一条路。我想这话当然也对，不过应该再加上一点，经济稍微宽裕的朋友，往往都有节育的认识，也有避孕的方法。而穷苦朋友，大多数都不知道生小孩还可以用人工控制。于是乎，顽童纷纷问世，把学堂挤得眼看就要爆炸，恶补自然应运而生。
罗素先生认为世界的灾难来自大家猛生，他在《科学与社会》大著上，有一段严厉警告，曰：“如果不及时抑制人口的增加，将会发生什么不可避免的结果乎哉？目前繁荣的国家，必将降低一般生活水准。生活水准降低之后，接踵而来的是工业产品需要的急剧减低，底特律只有停造小汽车而造大卡车矣。甚至，像书籍、钢琴、手表等，都将变成少数特权阶级的奢侈品，最后乃是普遍的艰难穷困。而马尔萨斯的人口律适用于天下，全世界在技术上是联合在一起的。全世界丰收时，人口就增加；歉收时，则因人们纷纷饿死而减少。现在的城市与工业中心大部分都变成无关重要的弃物，那里的居民如果还能活着，将备尝中世纪农夫所遭受的艰苦辛酸，世界将会获得一个新的安定，但付出的代价是牺牲一切赋予人生价值的任何东西。”
人口不断增加的远景是人类普遍贫困──本来还有破席子可睡的，届时只好睡门板。本来生活过得很好的，也被别人生的孩子拉下马来。罗素先生的预言，在今天台湾，已开始应验，学堂已经变成奢侈品矣，不经过可怖的恶性补习，便读不到也。
根绝恶补的惟一方法，只有节育，使建筑教室的速度跟生孩子的速度相配合；使兴学的数量跟升学的数量相差无几。台北市今年初中联考，如果招生总数一万人，而应考的顽童不过一万零三四百人，恐怕就是教习倒找学生一块钱，也恶补不起来。相反的，今年初中联考招生总数一万人，而考生却像曹操先生下江南的大军一样，浩浩荡荡八十万，八十个孩子只有一个孩子有机会考取。请问阁下，如果你是家长，或你是学生，你恶补耶？不恶补耶？
节育是一个崭新的观念，中国立国五千年，就是靠的人多，忽然间有人喊曰：“人多不行啦，应该节育啦。”除了吓一跳外，还一下子失去重心，站也站不稳，坐也坐不住，而且疑心生暗鬼，总以为有人要暗下毒手。好像清王朝末年，忽然间把科举取消，改成了洋学堂一样，简直全国哗然；一方面固然敲碎了很多人吃饭的家伙，一方面也是对洋学堂陌生。而人类有一个通病，对于陌生的，多半是恐惧的也。
农业社会，劳力就是资本，没有那么多人，就种不了那么多田。春秋战国时的齐国，本来是姜子牙先生后代当国王的。到了后来，出了一位姓田的，把姓姜的一脚踢下宝座，由他坐了上去。可是姓田的人数太少，似乎不太安全，他阁下乃生出一个妙法，那就是娶妻如云，然后侧门大开，以广招徕，不管该野男人是谁，反正生了男孩，他都姓田。这就是“人多势众”的精义，五千年来，深入人心。
所以说有些人忽然间听说提倡节育啦，直觉的就会不是滋味，因为不是滋味，坐在椅子上精神恍惚，自然觉得非努力反对，不足以心安理得。呜呼，任何一个进步的观念和进步的措施，铁定地会受到顽强而夹缠的反对。废掉科举，有人反对。不准女人缠脚，有人反对。剪掉辫子，有人反对。改用阳历，有人反对。用白话文，有人反对。用标点符号，有人反对。（台湾光复之初，有一位反对标点符号的朋友，当过嘉义中学堂校长，现在在教育厅当官，他说，标点符号好像一脸麻子，难看得要死。）于是，谈到节育，不用打听，也一定有人反对。
我想，反对社会进步的一些言论，都具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只诉诸直觉的感情，只诉诸非专家的权威，满篇累牍，除了恐吓，就是煽动，全盘论据好像一篇向治安机关打的小报告，而不像一篇学术上辩难的理论。我们且抄抄三位反对节育的立法委员的言论，作为例证。
第一位是廖维藩先生，他阁下于一九六四年九月十八日，向行政院提出书面质询，全文如下──（读者老爷一定要看完全文，才够朋友。）
该质询的大字标题曰：“为纽约肯尼博士伙同我国一二不肖之徒，在台湾省境内，推行全省‘生育年龄’之妇女少女，皆装置‘乐普’节育器具，以断绝其生育，不啻亡人国灭人种，殊属危害中华民族，应迅予抢救，事机迫切，特向行政院提出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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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德辉先生这一封信，掷地有金石声，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