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时书话-第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起原文来，很快就沉浸在原作的意境之中，好象眼前看见了平坦广阔的草原、
吉普赛人的篝火、帐篷和马车，甚至看见了真妃儿粗犷豪放、酷爱自由的目
光。”出发以前，秋白便把《茨冈》译稿送给彭玲，并说：“你喜欢，你就
拿去吧，作为你研究苏俄文学之助。”
抗战开始的第二年，穆木天和锡金正在武汉办诗刊《时调》，出版了五
期，又改出《五月》诗歌综合丛刊，1938 年5 月仅仅出了一期便告结束。就
在这小型的诗歌丛刊上第一次发表了秋白的译作《茨冈》，这是锡金从穆木
天那里得见秋白的手稿而整理发表的。彭玲是穆木天妻子彭慧的妹妹，多年
来一直珍藏着这部原稿。锡金把《茨冈》未竟的结尾写成了简介，并在刊物
上影印了手稿第一页，又把秋白用铅笔写在稿本衬页上的一行拉丁字译了出
来，放在诗的最前面，这一行字是：“这是我第一次用最普通的白话写诗的
尝试。”所以锡金在本书“附记”里说，秋白译稿《茨冈》的发表，为诗人
们更好地运用诗歌语言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茨冈》译稿的第一次结集出版是在1940 年3 月，当时作为“文艺新潮
社小丛书第一辑之一”，由上海万叶书店出版。（见图5）《文艺新潮》是
上海孤岛时期一份重要的文学期刊，由钱君匋、锡金主编。这套小丛书也由
他们二人主编。锡金为了本书的出版重新写了《后记》，说明他在武汉见到
《茨冈》的手稿以后，“我费上两个整天整夜的时间，翻着《露和字典》，
对着俄文原本，把可能整理出来的都从那些零碎纸片中整理了出来，第一次
发表在《五月》上。”这一次出书，没有在诗的前面印出秋白用拉丁字写的
那句话，只引入锡金写的《后记》中。据锡金介绍，1938 年4 月于汉口美的
咖啡店楼上举行的第五战区士兵诗歌奖金评赛会上，他和话剧演员王莹女
士、诗人高兰分段朗诵过《茨冈》，引起全场人聚精会神地听着。侍役特地
停了音乐，连楼下的客人也站在楼梯上来听。1939 年在上海举行的一次诗歌
讨论会上，女作家关露也朗诵了《茨冈》的一段。人们热爱普希金，人们也
怀着一种尊敬的感情怀念牺牲不久的秋白烈士。
《茨冈》的译本中，还收入张铁弦、陈冥译的苏联作家写的《普式庚·俄
国文学语言的创造者》和《普式庚怎样写作》两篇译文，作为本书的附录。
这个译本问世半个世纪了，包括更早一点在武汉出版的《五月》（见图6），
都成了稀见的珍本书。全国解放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在1953 年2 月重印了秋
白译的《茨冈》，原稿未译完的部分则由秋白的女婿李何同志补译完成。《出
版说明》中讲到当年第一次发表此稿的《五月诗丛》，是在上海出版的。刊
名和地点都弄错了，足见编辑部一时也找不到原刊了。
《尝试集批评与讨论》
胡适的《尝试集》，1920 年3 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印行，不管人们怎样评
价它，它是我国新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诗集却是无疑的。诗集问世以后，曾
经引起震动和争论，1923 年3 月上海泰东书局印行了《尝试集批评与讨论》
（见图7）一书，编者是胡怀琛（1886—1938）。胡怀琛在商务印书馆编译
所工作多年，并任上海几所大学的教授。按说这是一本关于中国新诗开创时
期的重要史料，可是历来不为史家所重，连总结我国新文学第一个十年历程
的《中国新文学大系》也没有给予一定的地位，看来这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尝试集批评与讨论》分上下两辑，全书一百四十余页。卷首有胡怀琛
的《序》，写于1921 年1 月，说明这是一家之言。他说：“这本册子，是我
批评《尝试集》，及和他人讨论《尝试集》的通信。。。自从民国9 年（1920）
4 月起，到民国10 年（1921 年）1 月止，半年多的时间。。我的批评是标明
旗帜，反对胡适之一派的诗；和我讨论的人又反对我，大家笔战了一场，到
底谁胜谁败，现在还没有定，还要等最后的解决。”读过胡怀琛的批评，我
发现他并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也不曾涉及《尝试集》的思想内容，只是就
诗中的用字、造句来判其优劣。最不恰当的是，他还任意代作者改诗，如对
《黄克强先生哀辞》一首，他改“先生”为“君”；把“字迹娟逸”改为“字
迹雄逸”。理由是前者可省一个字，借以求得诗行整齐，后者他以为黄的字
“并不娟”。这怎么能说是文艺批评呢？就这样凡是他以为不当者，都一一
改字添句。这当然不为作者所接受，胡适不无嘲讽地回答：“这种不收学费
的改诗先生，我自然很感谢。。我的意思以为改诗是很不容易的事，我自己
的经验，诗只有诗人自己能改的，替人改诗至多能贡献一两个字。”当时替
胡适来讲话的有诗人刘大白等，但大家讨论的重点仍陷入双声叠韵等在新诗
里的运用问题。如此反复纠缠，还是逃不脱以旧诗的程式来束缚新诗。民主
革命家朱执信也参加了讨论，他说：“克强的字是娟逸，是雄逸，是个人自
己的趣味感觉，不应该拿自己所见去勉强人家。”同时又说，写新诗不懂音
节是很危险的事，“将来要弄到诗的破产”。上辑所收十七篇讨论通信大体
如是。
下辑是以胡怀琛的《尝试集正谬》作为开篇，于《尝试集》的总体内容
仍然没有涉及，争论更趋烦琐，有人甚至画出词语表格。胡怀琛逼问胡适“平
心而论到底错不错”，胡适答道：“我是不愿意加入这种讨论的，为什么呢？
因为先生既然说是‘正谬’，先生‘正’我的‘谬’，并不是和我讨论，我
又何必加入呢，况且先生并不许我自己辩白。”胡适又抓住对方说的“我现
在的主张，不是主张旧诗，也不是主张新诗，是主张另一种诗”，因反击道：
“先生既不是主张新诗，既是主张‘另一种诗’，怪不得先生完全不懂我的
‘新诗’了。以后我们尽可以各人实行自己的‘主张’，我做我的‘新诗’，
先生做先生的‘合修词物理佛理的精华共组织成’的‘另一种诗’，这是最
妙的‘最后的解决’。”实际上从一开始讨论，胡适便把对方作为“守旧的
批评家”来看待。《尝试集批评与讨论》一书虽然也留有历史资料，严格地
说并非真正的诗歌批评，只能供研究新诗格律问题的人参考，它之不被史家
所重是可以理解的。
关于这场讨论还有一段余波，1924 年3 月，胡怀琛又在上海晓星书局出
版了一本《诗学讨论集》，继续与郭沫若、刘大白、吴芳吉等人讨论有关新
诗的音韵等问题。书中收有他的一篇《胡适之派新诗根本的缺点》，断定胡
适的新诗有两大缺点：“一，不能唱。只算白话文，不能算诗。二，纤巧。
只算词曲，不能算新诗。”又有一位他的学生王庚，作了一篇《尝试集批评
与讨论的结果到底怎样？》，他站在老师的立场上，指出尽管赞成胡适主张
的人数居多，但胡适“完全处于失败的地位；怀琛先生是完全对的。”这当
然是一篇感情用事的文章。
所幸的这两位姓胡的安徽同乡，并没有因为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论而反目
结怨。1926 年7 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胡怀琛诗歌丛稿》一书，书前
有胡适应作者之邀而写的题词手迹——
刚忘了昨儿的梦，又分明看见梦中的一笑。
小诗一章，寄尘先生索书。
适
胡怀琛号“寄尘”，他也作了答诗：“尘世原如梦，谁非梦里人。梦中还说
梦，非梦也非真。”两人的诗颇有值得玩味处。新诗到底顺应时代的潮流进
步、发展了。胡怀琛为了参加这场讨论，也试作了不少新诗，其中不乏清新
可喜之作，后来他还检讨了当年怀疑新诗的不妥。
《卷耳讨论集》
新诗诞生以来，以白话翻译《诗经》者不知有多少。1923 年8 月，郭沫
若在上海泰东书局出版了《卷耳集》，这是他较早的一次尝试。他说不想被
历代注释《诗经》的各种旧解所束缚，而期望人们能从原作中直接去感受古
诗的美，为此他把一切传统的注解都放在了一边，宁可作直观的解释。译古
典诗为白话，固然也是一种创作活动，然而各家的旧解可以完全不予照应吗？
唐彛谒摹痘掴质榛啊分兴担骸啊毒矶烦霭婧螅鹦淮蟛ǎ�
称赞之者，诋毁之者，遍及书报杂志，群众图书公司曾为辑成一集，曰《卷
耳讨论集》，今已绝版。”寒斋藏有此书（见图8），是1925 年6 月出版的。
不过唐先生误记了，该书不是由群众图书公司出版，而是由上海梁溪图书馆
印行，编者是作家曹聚仁。该书的封面右上方标有“一角丛书之二”的字样，
看来比上海良友出版公司印行的“一角丛书”要早。我还藏有“一角丛书之
一”《相对论》，1925 年6 月出版，是爱因斯坦原著，编译者轶名，校订者
之一是曹聚仁。梁溪图书馆为发行“一角丛书”发表了启事，说出版此丛书
主要鉴于学术界太贫乏了，“想替学术界效些微力”。
《卷耳讨论集》卷首有编者曹聚仁的一篇《引言》，原文称——
余董理《诗经》，又读《卷耳》一诗，旧日纠纷，都来眼底，爰检三年前友
朋讨论之文而阅之，觉昔日之悬案至今犹未决也！余之愚见，将于《诗经集解》中详之，
诚恐海内贤哲有所讨论，乃辑旧日论文都为一册以备参证焉！
曹聚仁四月十五日
郭沫若《卷耳集》收所译《诗经·国风》四十首；《卷耳讨论集》仅收
《卷耳》的原文及郭的译作，此外收入俞平伯、曹聚仁、郭沫若的讨论文章
各两篇（其中有的是以柬代文），还有施蛰存、胡浩川、蒋钟泽、小民的论
文各一篇。全书不过五十余页，是名副其实的一本小册子。
郭沫若译《卷耳》为白话，本不想纠缠各家的见解，然而他却无法拒绝
别人对他提出异议和商榷，因此这场讨论也是不可避免的。当然，一旦讨论
起来，意见纷呈，又不只是针对郭氏一人了。比如施蛰存既不完全同意于郭，
也对俞平伯、曹聚仁有不同的看法。施与曹的见解恰好相反，施以为《卷耳》
并非思妇自述之作，而是征夫行旅时的悲歌。为了印证自己的观点，他把《卷
耳》也试译成新诗。他同郭译不同，郭以第三人称来叙述，施以第一人称来
叙述。如果比较着来读，很有趣味。现在看来，七十年前的这场讨论虽然也
涉及对原作思想内容的理解，但主要还是限于对词意的不同理解，一时也无
法得出共同的结论。
在五四新思潮的冲击之下，既然主流是反对古文，那么全盘否定传统文
学的绝对化的观点，当时也就很自然地出现了。郭沫若《诗经》今译的诞生，
使人们开阔了视野，并冷静地注意到如何继承优秀的我国古典文学遗产问
题。因此这一讨论是十分有意义的，也是我国早期新诗运动中一个小插曲，
是中国现代诗歌史中不可漏掉的一段话题。
林纾的《剑腥录》
我的同事朱碧森君，送我一本他的新著《女国男儿泪——林琴南传》（福
建人民出版社），这是继19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