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时书话-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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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印书馆出版的。但是作者不及看到这本处女作，便在1943 年12 月贫病
而亡。他死在河南的一个小县城里，那时他的幼子刚刚夭折，妻子离婚，临
终时只有一个孤苦的妹妹守着他。
高深的死，向世人宣告在日伪占领下的沦陷区，一个有才能的作家怎样
在饥饿和疾病中挣扎着，终于倒下了。日本侵略者既用炸弹和枪炮屠杀中国
人，同时也用饥饿和疾病来杀人。高深原来生活在北京，写过长诗、散文，
主要写小说。当人们注意他的创作时，他已身染肺病，失业在家。由于付不
出医院的费用，家属只好眼看着他成茶杯地大口吐血，靠当卖衣物和借钱来
生活。为了挽救丈夫的生命，妻子曾经把喂儿子的母乳挤给丈夫吃。最后他
不得不投奔河南柘城的岳父家。到了那里也只能喝小米粥。此时他写信给北
京的朋友说——
现再寄上当票二张，一张是弟棉袍，其他毛衣，祈兄预支点钱赎出，邮包寄弟，如此
似迫兄太甚，但天寒地冻，屋中又无炉火，此中痛苦，实难尽述，尚有几张当票，但非急
需物，以后再说。
接着，“太太却和他苦打了一仗，把他兄妹逐出家门和他离婚了，这给他精
神和病体极大的打击，使他没有了温暖，失去了安慰，在他乡异域，断绝了
一线生路”。（参见《中国公论》第十卷五期的有关文章。）高深死后三个
月，《兼差》在北京问世了。人们发现在他的小说里，几乎离不开贫困和饥
饿的描写。《兼差》共收小说六篇，连那篇带点浪漫色彩的《新秋》，写一
个肺病患者和白俄少女的恋情，实际两个人也都是病与贫的化身，那美丽的
少女不过是个乞丐骗子。《兼差》更集中写一个小职员的悲惨命运。男主人
公是个文书，每月薪金养不活妻子和女儿，下班之后得兼差去拉人力车。拉
车时他最怕碰到熟人，偏偏让他碰到同事和上司，最不堪的是让他碰到自己
的女儿，而失学的女儿，已沦为暗娼。高深笔下的这幅饥饿图，令人读了喘
不出气来，然而又是非常真实的。高深吐着血在描绘善良人们的饥饿，他甚
至不及写出自己吃妻子奶汁的细节来。高深是死不瞑目的。
限于日伪统治的恶劣环境，高深对现实的揭露和批判也只能达到这种程
度。但是，他有勇气为“大东亚共荣圈”治下的平民作一幅真实的生活写照，
已经值得称道了。书中没有歌颂皇军的话，有的地方甚至写到日伪军的专横，
这也是我们不能忽略的。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也隐隐约约地写到一个不屈
服的女中学生，那是沦为暗娼的少女的同学，最后她下落不明，据说犯下了
可以枪毙的罪。现在我们已经无法查明作者创造这个人物的意图，也不知原
稿是否经过日伪当局的删节。总之，这是小说中的一线光明，可以引起读者
的种种联想。
高深是一个刚刚闪露创作才华便不幸陨落了的星辰，他的《兼差》也还
有不够深厚成熟的地方，但是把它放入整个抗日战争时期的小说之林，我看
是当之无愧的。
《弃余集》与《窥天集》
三十年代在北平有一位喜欢写书评的作家，常常在天津《大公报》的文
艺副刊，以及朱光潜先生主编的文学刊物《文学杂志》上发表书评。他的名
字叫常风，是一位研究欧美文学的学者，也曾经协助朱光潜编辑过《文学杂
志》，对于中国现代作家的作品更是一位热情的鼓吹者。
1944 年6 月，北京新民印书馆出版了他的书评集《弃余集》（见图79），
作为艺文社编印的“艺文丛书三”。这套丛书还有周作人的《书房一角》、
废名的《谈新诗》、闻国新的短篇小说集《落花时节》等，一般说都是格调
不低而又可读的书。作为文艺方面的书评集，我们平时还不太容易见到，常
风先生的《弃余集》具有先行的意义。
作家萧乾当年写过一本《书评研究》，常风也有志于此。他在战前数年
几乎成为职业的书评家，不知评过多少文艺书，带给读者多少有益的启示，
《弃余集》便是这段时间所作书评的结集。对于书评，他以为同文艺批评还
不太一样。书评可称批评的一种，但不等于批评。批评的视野比书评要广大，
“批评所着眼的是作者的整个精神活动，是比较抽象的理论，是从一部作品
或一个作家来阐明一种文学批评上的学说。书评却不必这样多，它只是着眼
一本书就够了。书评也需要有理论，它也许是根据某一点理论来评论，但它
却不必直接来称引”；甚至提出书评无妨注意书的枝叶和细节，“若干新作
出版了，这就需要书评者来赶忙看了，将这些新书不论好坏，告诉给读者，
那些书值得他去购来读，那些书不值得他花费精力与财力，那些书有什么可
取，那些书有什么可议的地方”。（《弃余集·书评家的限制》）常风的书
评和他的关于写作书评的经验，对于我们仍有参考价值。
《弃余集》里涉及中国现代作家的专题有老舍、张天翼、朱自清、萧乾、
李健吾、巴金、叶圣陶、艾芜、茅盾、顾一樵、萧军、周文、王统照、杜衡、
阿英、左兵、陈铨等人，论及的中国现代文学书籍近二十本。此外，还有关
于翻译作品和外国作家的书评，如斯诺编的《活的中国》、朱湘编译的《番
石榴集》等。欧美文学和中国现代作家的作品，是常风先生关注的两个方面，
多年来他就是如此执著地为读者工作。作为《弃余集》的一名读者，我从常
风先生的书评中受益匪浅。
1948 年5 月，在朱光潜先生主编的“正中文学丛书”中，常风先生又出
版了一本《窥天集》，由上海正中书局出版。这一次不是书评集了，其中有
论文、随笔和散文，是他在七七事变后所写文章的结集。作者在本书《后记》
里说：“事变后头四年开始靠一点翻译工作过生活，由于一点情感上的原因
不肯也不曾写过一篇文章。从22 年（1933）至26 年（1937）事变为止，几
乎成了我的职业似的写书评自然而然也停止了。”这种心情当然是可以理解
的。比如他写《小说家论小说》的时候，恰在所谓“大东亚战争”之后，讲
到英美和朱德、毛泽东时，日本官方命令必得在字旁加上犬旁，为了避免这
一野蛮的措施，他不得不别扭地写成“英吉利”，等等。
书中收有《亚里士多德论悲剧》、《人间词话》、《你往何处去》、《关
于苏曼殊》、《杜少卿》、《关于评价》、《关于传记》、《小说家论小说》、
《小说的故事》，以及关于作家李克异的两篇散文《面纱题记》和《怀袁犀》。
袁犀是常先生当年在艺文中学教过的学生，他认为作家的处女集《泥沼》是
成功的，放在事变前的创作集，如巴金编的“文学丛刊”中，一定会得到很
高的评价而毫不逊色。记得抗战胜利后，我在天津的《大公报》上，还看到
常先生的一篇散文，题目似乎是《一个知识阶级的心理演变》，叙述了抗战
发生以后，他在北平八年的生活经历，那是一个知识分子沉痛而爱国的回忆。
近四十多年，常先生在山西大学执教，前几年我还看到由他主持执编的欧美
古典优秀散文选两册，前面写有一篇很出色的前记。
《消息》半周刊
抗战胜利后，夏衍同志在上海主持复刊《救亡日报》工作，改名《建国
日报》，仅仅出版了十二天就被国民党市党部查封了。1946 年4 月7 日，他
又主持创办了《消息》半周刊（见图80），十六开本，每期十六页。每逢周
日、周四出版，编辑人宋明志、丁北成，实际是姚臻、方行。夏衍在《懒寻
旧梦录》（1985 年7 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中说：“我们决定办一
个‘匕首’、‘投枪’式的小刊物，但还是要争取公开合法。从正面说，目
的当然是反对内战，争取民主，但这样一个小刊物，不可能登长篇大论，所
以用它来讽刺和揭露一切反动小丑，反而可以起《周报》、《文萃》所不能
起的作用。”《周报》是柯灵、唐彛鞅嗟慕娇铮段妮汀肥抢桎韧�
志编辑的党办的刊物，两刊都以论文为重。《消息》半周刊以短文甚至以内
幕消息为主，巧妙地揭露了国民党的一切丑行和反动措施，实际是向广大读
者公布国民党发动内战、反人民的一些背景材料。借此也宣传了我党的主张
和介绍我解放区的情况，其中包括一些党的领导人的情况。这个刊物比较讲
究宣传艺术，标题不那么呆板，如《延安也有美国兵》、《共产党的“骂”》、
《CC 与CCC》等，很吸引人。第十期刊有《中共宣传部长“衣锦还乡”》，
副题是“新华日报出版有期”，以此来报道中共代表团已经到达南京的消息。
陆定一是江苏无锡人，这就会引起读者的兴趣，而“衣锦还乡”原来就是打
了引号的。所以从形式上看，《消息》半周刊的版面显得有些零碎，其实这
正是体现刊物特点的一种灵活性，也是争取刊物合法化的必要手段。创刊号
没有什么发刊词之类的话，仅仅在以后出现的《征稿小启》中，提出欢迎“言
之有物，反映现实”的通讯、小品、杂文、图片。不要论文和小说，正是体
现夏衍同志提出的“匕首”和“投枪”式的特点。刊物以内容取胜，又照顾
到国统区读者的欣赏习惯，因此问世以后不胫而走，很快就发行到两万册以
上，这个数字在当时是惊人的。
夏衍同志提到：“当时，国民党已经用封官许愿的办法，收买了青年党
和民社党，敌伪时期和汪精卫勾结过的青年党头子李璜又跳出来拥蒋反共。
过去一直留在上海的方行找到了一首李璜和汪精卫的唱和诗，于是我就写了
一篇短文，把这首诗发表出来，作为青年党叛国的证据，还故意恐吓他说：
‘本刊藏有不少李某与汪逆来往函件及唱和诗词，这些小丑如继续颠倒是
非，兴风作浪，本刊即将继续将此类材料制版发表。’。。”按此文登在1946
年4 月25 日出版的《消息》半周刊第六期，题名《曾琦梁鸿志唱和录》，作
者署名“古董家”。夏衍同志把曾琦的名字误为李璜了，把伪行政院长梁鸿
志的名字误为汪精卫。曾、李都是青年党的头目，汪、梁都是大汉奸，事实
和性质都没有错，估计夏公手头没有这份刊物而记错了人名。在文章的最后，
果有夏公所述的话：“曾先生近年墨宝，敝古董家搜罗尚丰，读者有兴趣，
鄙人当徐徐制版抄录而公诸于世也。甲申后三年，天昏地黑之日。古董家撰
于上海。”这种善于利用敌人的材料，从事宣传斗争的技巧，正表现了一个
成熟的革命者的才略，而夏公一生究竟用过多少笔名呢？“古董家”又是这
不计其数中的一个。为了斗争的需要，夏公的笔名确乎难以统计，所以前些
时候报上刊出一个确数，我是表示怀疑的。
夏公又提供：“这份小刊物是一位名叫贾进者的开明绅士资助了‘一根
大条’（黄金十两）而办起来的。”《消息》半周刊当然是由党组织和党员
办的刊物，但是如果当时没有“开明绅士”的资助也许就办不成，夏公不忘
旧情地在此记上一笔，体现了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