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时书话-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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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有个共同的爱好，治史之外都喜欢写小品文。多年来积下的随笔小品恐怕
不在他们的史学专著之下，可惜史学界目为小道，文艺界亦少人重视。其实
两位作家以自己的行动，说明文史不能分家的道理，他们的抱负理应得到肯
定。
五十年代初，谢国桢先生在南开大学任教授，常给天津《新生晚报》写
几百字一篇的文史小札。稍后调来北京，我才同他建立了忘年之交。谢兴尧
先生原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授，五十年代初他离开高等学府，参加新闻单位，
负责图书馆的工作，我们得有机会结为同事。他常给副刊写二三百字的补白
文章，笔名用“知非”。反右派运动之后，他写过一篇释“牛鬼蛇神”的小
品，看似平常，内行人懂得非真正的文史学家莫办。
“文革”兴起，他已退休在家，结果也变成“牛鬼蛇神”，被人拖到单
位来。说“拖”，并非夸张，因为他生来瘦弱，又胆小怕事，到了会场早已
吓得两腿发软，不能迈步，只好由两名壮汉拖他上台。罪名之一是，三十年
代他在上海曾经与简又文合办过小品文刊物《逸经》。这是三十年代颇有影
响的文史刊物，创刊于1936 年3 月，谢兴尧任主编。当年轰动一时的是该刊
全文披露了瞿秋白的《多余的话》，以及一篇《红军二万五千里西行记》。
1945 年4 月，他又在沦陷区的北京主编了文史刊物《逸文》（见图75），到
同年6 月出版了第二期而止，原因是日本投降在即，刊物办不下去了。撰稿
者有周作人、傅芸子、傅惜华、徐凌霄、徐一士、谢国桢，以及女作家雷妍
等。“文革”前后，他家居北城安定门，地名倒好听，看来他并未享受到真
正的安定，后来连续弦的夫人也离他而去了。近十几年，他一直在独居。
有一年因生煤炉不小心，中了煤气。事后我去看他，快到夏季了，火炉
仍摆在那里，煤灰也没清扫，桌案上的积土足有半寸厚，说是等待外省工作
的儿子来时清理。我问他的藏书呢，他说一半当废纸卖了，小贩连书的函套
都不收，只好当生炉子的引火柴用，现在晒台上还堆了不少。我到晒台上一
看，果然角落里堆有不少蓝布面的书套。不过我又看到晒台栏杆上洒有不少
面包屑，问他，说是给八方飞来的鸟雀食用的。我称他这不失赤子之心，是
对生活的热爱，可算一雅。还有一雅，他抽烟用的是长管的旱烟袋，看去实
在不伦不类，他却认真地指出我的粗心，原来这是用稀见的竹根制做的，乃
是贵州彝族兄弟的特种工艺。烟叶则来自云南。如果还有三雅的话，那便是
桌上几下养置的长满绿苔的山石，天津的书法家吴玉如先生还为他题了“斋
石斋”的匾额。这说明，他除了喂鸟之外，还喂无声而有形的石头。那年他
七十三岁，临别时他还跟我幽了一下默：“七十三，八十四，不知这个坎儿
过得去否？”
如今他早已安然过了坎儿，并移居有暖气煤气的新楼宿舍，煤球炉子早
扔掉了。在新居他送我近年由他整理序跋的两部清人笔记，一是《水穸春呓》，
一是《荣庆日记》，所据的是自藏的珍本和抄本。前者是有关太平天国的史
料，后者是一个晚清重臣的生活实录。如今他又重拾随笔小品之笔，回忆北
大的往事，写了过去不敢想、也不敢写的胡适，以及京华风俗。文采不减当
年，颇有一点知堂的余风，有点冲淡，似乎也有点絮叨，是老年人的文笔吧。
白天，他读书、写作，晚上独守一个九寸的黑白电视机自得其乐。我戏作半
联赠他：“九寸电视八瓦灯。”他脱口而出凑成：“老而不死是为贼。”我
说不吉祥也不对仗，他说：“无妨。我今年八十四了，又是一坎儿，未知过
得去否？”
我说不成问题，理由之一是去年夏天，我还见他站在街头的冷饮摊上大
食其冰琪凌，那兴致简直像身旁的一群无邪的孩子。
赵荫棠的小说
若是有人研究抗日战争时期我国沦陷区的文学史，人们会发现1944 年北
京新民印书馆出版过一本短篇小说集《父与子》（见图76）， 1945 年6 月
北京伪华北作家协会又出版过一本长篇小说《影》。两本书的作者都是赵荫
棠。
赵荫棠河南人，长期教书，北京成了他的第二故乡。近四十年，人们只
知道他是一位语言学家，早年著有《等韵源流》、《中原音韵研究》等书。
抗战胜利后，他从北京进入解放区的张家口。“文革”中病故于甘肃师范大
学。四十年代，当他回忆自己走过的文学道路时说，他的性格更接近文艺。
1921 年左右，他在北京的《微波》上写稿，1928 年后又同诗人许玉诺等在北
京合办《明天》、同女作家庐隐等办《华严》。他在这时期还出版过一本西
人文论《风格与表现》，由华严书店出版。1931 年以后，他开始专攻音韵。
到1936 年之后，有朋友接办《晨报副刊》，他又重新拾起文艺之笔。北平沦
陷之后，“一半为应付朋友的文债，一半为要稿费，于是又大写特写起来”
（《父与子·序》）。赵荫棠又喜作随笔，惜未结集。
《父与子》收小说二十篇，大多数写的是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笔端流
泻着幽默感，带有一点嘲讽的意味，诉说着这一阶层人物的辛酸和自身的弱
点。作品的环境多为二十年代前后的北京城。这样说可不可以称他为“京味
小说”家呢？不能。因为作家尽管生活、写作于此，但是他仍未忘记中原腹
地小城人民的生活。他熟悉那里的乡绅、土匪、小职员、生意人、村妇和歌
女，有的人物甚至是其他作家很少写到的，如《宋磁碗》中的小古董商、《白
面房里》的吸毒者群。在写作手法上，他坚持现实主义的浑厚自然，注意刻
画人物的心态。
长篇《影》，描写的是一位大学教授与一个烟花女子的纠葛。书的前半
部分以写风俗的笔调，介绍了北京南城一带的花街柳巷，包括前门外的八大
胡同，以及珠市西口万明路附近的暗娼。当然，也写了一些文人学士、公子
哥儿们在这里的进进出出。这是民国初年至三十年代前期北京社会生活的一
部分缩影。作者借着书中的人物，表白他所以要写妓院生活，是因为“在这
里也可以显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迟至战争以后，这种色彩恐怕都要全失
了”。曹禺在《日出》里只在第三幕集中写妓院，有着震撼人心的力量，而
《影》整部小说都没有离开妓院，却让人感受不到激动的场面。我看这是由
于作者过分追求民俗趣味的结果，于妓院的罪恶揭露少，客观描绘多，难免
不带着欣赏的眼光，这正是小说的一大缺点。
小说后半部集中写那个少女的吸毒成瘾，以及不可自拔的堕落行为。她
几番挣扎想重新做人，终于陷落地狱，最后倒卧在什刹海的雪地里。小说男
主人公的性格有些模糊，他是个善良温厚的教授，又是个喜好寻花问柳的俗
类，读者当会发现作者对这个人物寄予的偏爱，相信今天的读者可能会更加
感到隔膜。
但，可以肯定的是，赵荫棠的确是一位有独特风格的小说家，书中对北
京自然环境的描写，尤如是优美的散文，而专写吸毒者的长篇小说，或许在
中国现代小说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陈绵的剧本
1989 年第一期的《燕都》杂志，邓云乡先生发表了关于陈绵的一篇人物
记，介绍了中国话剧运动史上久未提及的一位故人。陈绵有“中旅保姆”之
称，既编剧，又作导演。谈唐槐秋、唐若青父女的中国旅行剧团，总会想起
他的名字。
邓先生说，北平沦陷后，陈绵写过一个话剧《候光》，可能暗示等待光
明之意。这是不错的。这个剧本于1943 年8 月由《中国公论》社出版，作者
在自序中对书名也有所解释：“我们感觉着黑暗么？光明是有的，等一等吧！
它迟早会来的！《候光》的含意如此。”《候光》的创作是受了一个外国剧
本《星期一八点》的启发，而完成以后的剧本与原著却大不相同。时间、地
点、人物完全中国化了，甚至有点北京化了。陈绵出身北京旧家，熟悉大宅
门的风俗人情，也经历过家族的破败，他写活了富贵人家的兴衰哀乐。他说：
“这是一段有钱的人家作排场请贵客的故事，表面上是热闹欢笑，但是骨子
里包藏着多少黑幕令人感叹令人怨恨令人悲哀。”尽管作者想在剧本里告诉
观众，对于光明不要悲观，不要失望，“也不能无作为地一味死等”。但，
作者只顾追求戏剧效果，批判的力量显得微弱，似乎题旨也不够鲜明。是不
是受了敌伪统治的影响，只能这样欲言又止，以至于不能畅晓明白呢？
在沦陷期间，除了《候光》之外，陈绵于1944 年3 月又出版了一本《半
夜》（见图77），作为华北文艺丛书之三，由伪华北作家协会出版。书中收
了两个多幕剧，一是三幕剧《天罗地网》，一是五幕剧《半夜》。后者是陈
绵根据他早年在巴黎看过的一个话剧，凭借记忆而改写的。原著者是匈牙利
作家拉若司·吉拉希，原剧名《火鸟》。陈绵看的是法国改编本，名为《那
一天晚上》，讲一个电影明星被暗杀的故事。陈绵有意把它改写成一个有侦
探剧意味的剧本，当然也是中国化了的故事。当时的日伪当局也只能允许上
演和出版这样讽喻平和的剧本。虽然《半夜》从社会伦理道德教育方面来说
并非无益，还是戏剧的商业色彩较明显了，所以陈绵也说，《半夜》和《天
罗地网》都是属于大众的剧本。我不记得《半夜》是否公演过。
《天罗地网》倒是比较有影响的，京津沪等地都演出过。剧中的人物很
少，是一个心理剧，陈绵也是根据法国剧本改编的，原作还有陈绵的中译本，
名为《缓期还债》。陈绵将它化为中国故事以后，剧名改为《干吗？》，一
方面是根据剧中人的最后一句台词来点题提问，一方面可能从梵文的谐音而
来。《干吗？》接近口语，《天罗地网》与剧情倒也贴切。剧本写一个谋财
害命人的矛盾心理，故事性并不强，重在刻画人物的心理活动，恰可给优秀
演员提供一个发挥才能的机会。作者把故事的背景设计在天津，当年我就是
在天津新中央剧场看的这场话剧。剧中男主角马金川是由名演员周刍扮演
的，他现在偶尔还演电影，已经改名周楚。这是一个很吃力的角色，可以说
费力不讨好，没有舞台经验的人是演不来的。
陈绵在十年动乱中被迫害致死，多年来默默无闻，猜想与他在沦陷区参
加过某些日伪的文学活动有关。但是，在这以前，我并不知道在日伪时期他
曾两度被日本宪兵司令部逮捕，并坐过监牢。这是否与他在中法大学这个教
会学校工作有关呢？到了“文革”时期，这些旧帐新帐一起算，他怎么承受
得了！
描写饥饿的作家
高深是一位不幸的作家。他仅仅出版了一本短篇小说集《兼差》（见图
78），那是1944 年3 月由小说家袁犀（李克异）编入“新进作家集”交北京
新民印书馆出版的。但是作者不及看到这本处女作，便在1943 年12 月贫病
而亡。他死在河南的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