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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余时书话-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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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晦庐主人随着当官的父亲到过河南、广西、江西,民国建立后才落脚
故乡北京通县。从这部随笔集里,可以看到谭鑫培在清末的一些艺术活动,
以及京剧在当时的盛行。当然,从一个侧面也可以看到官场子弟生活之一斑。
作者第一次看谭老板的戏,约光绪二十七年,那是谭鑫培第三次到上海演出,
已经五十余岁,被人誉为伶界大王。光绪二十九年,作者正在北京,看谭老
板的戏成了他每天的日程,往往兴奋得头一天便“喜而无寐”。谭到天津演
出,他也携仆人,赶到天津去看戏,不过是为了一出《捉放曹》而已。

由于痴迷谭鑫培的艺术,他终于成为谭老板的朋友。他们的相识和交往


情况,在《闻歌述忆》中也有记载。我以前读过四十年代舒湮写的六幕话剧
《浪淘沙》,因写庚子前后事,在第三幕中就有谭鑫培出场,笔者以为这是
中国现代文学中写“小叫天”的第一人,可以说把京戏高峰时期的一个代表
人物写得活灵活现。舒湮形容谭“目光炯炯,烟容满面。高瞻阔步,气概非
凡”。手中自然少不了胡珠盖的羊脂白玉鼻烟壶,手指上戴着亮晶晶的金钢
钻戒。自从谭叫天进入宫廷,成为供奉内庭的御班掌班、慈禧太后的宠儿,
在这个京剧演员身上也不免贵族的气派,剧作家舒湮说他“排场的阔绰,足
以傲王侯,超六部,而迈九卿了”。现在读了《闻歌述忆》,当然比《浪淘
沙》中的描写更加直接而生动了。比如作者初进谭府拜访叫天时,原在客厅
相候,见面之后又由谭领至内室,“至内院,见上房五间,东西两厢,院落
整洁幽静,女仆掀帘,谭肃客人西偏之曲室中。北首坑榻小几,中置陈白毯,
明净照人。榻西首,一条桌上列一玻璃匣,中有人焉,谭也。盘其辫结,裸
胸臂,手持箸方餐。凭一小桌,肴菜咸具,意极闲适而貌若甚自得者。谭曰:
‘此泥人张制以赠予者。’后指壁间挂镜,扮武侯像。曰:‘亦名笔也!’。。
又入内间,招余同莅,指榻上芙蓉盘曰:‘不客气,请试一口。’”说着自
己先侧卧着抽起鸦片烟来。时人云,京戏到了谭鑫培时方始完美起来,这位
鸣晦庐主人专为清末的这位大艺术家写照,实在难得。

抗战前的1934、1937 年,北京张次溪先后辑印了《清代燕都梨园史料》
正续编。当时郑振铎、顾颉刚、赵景深都为这部书写了序言,这也是中国新
文学家重视民族戏曲文化之一例。《清代燕都梨园史料》之续编中收入了《闻
歌述忆》,可惜编者张次溪也不知作者真实姓名。

1989 年春,我在无锡住了几天,日与黄裳兄相聚,偶然问及鸣晦庐主人
何人,黄兄回答:“可能是王孝慈。”我想是的,因为王正是通县人。北归
后即找出寒斋所藏杨云史的《江山万里楼诗钞》,因为记得《闻歌述忆》中,
作者述及曾将历年看戏所藏的谭鑫培的戏单装订成册,并广邀友朋题句,其
中有袁寒云、杨云史诸名流。在诗集卷五《壮年集》中,果然找到《题王孝
慈英秀册子》,时在民国2 年,即1913 年。谭鑫培一名“英秀”,故名“英
秀册子”。杨云史说:“王君孝慈,每夕听歌必存其曲目,凡四十日得四十
篇,辑为《英秀集》。”据说王孝慈还为谭写了传记,并著有《仙韶余沈》
三卷,被友人誉为论杂剧空前之作,因笔者未见原书,不知其详。

想不到这位王孝慈君,竟与鲁迅辑印中国古代版画的事联系在一起。应
该说,鲁迅与郑振铎合作刊印《十竹斋笺谱》,促成其事的关键人物就是王
孝慈。王孝慈除了喜爱京剧以外,也是一位藏书家,尤其珍藏古代版画。明
崇祯十七年刊本《十竹斋笺谱》留传世间的仅一两部,连鲁迅先生都没见过
原本,难得的是王君藏有一部,并慨然借与鲁迅、郑振铎重新翻印。1934 年
2 月9 日鲁迅致郑振铎信中说他“先前未见过《十竹斋笺谱》原本,故无从
比较,仅就翻本看来,亦颇有趣”。当时郑振铎曾向鲁迅建议,拟请北京的
王孝慈、马隅卿也担任该书的编辑,鲁迅于1934 年5 月16 日回信说——

加入王、马两位为编辑及作序,我极赞同,且以为在每书之首叶上,可记明
原本之所从来,如《四部丛刊》例,庶几不至掠美。《十竹斋笺谱》刻成印一二批后,以
板赠王君,我也赞成的,但此非繁销书,印售若干后,销路恐未必再能怎么盛大,王君又
非商人,不善经营,则得之亦何异于骏骨。其实何妨在印售时,即每本增价壹二成,作为


原本主人之报酬,买者所费不多,而一面反较有实益也。至于版,则当然仍然赠与耳。

从这封信里,人们可以看到鲁迅多么尊重原本藏主,不仅待人宽厚,想
得周到,也是尊重文化的一种表现。《鲁迅全集》的有关注释,仅仅说王孝
慈是一位古籍收藏家,也是不知底细而为之,等于不注。

王孝慈喜欢搜集古代版画不是偶然的,这同他一生喜爱艺术当然有关
系。他在《闻歌述忆》中谈到,他自小喜爱泥制儿童玩具,“购置年以千计”
“弗吝也”,“每展纸描其容度至夜分无倦容”,“稍长则购石印画谱与名
人相”。又因他出身书香门第,家藏《无双谱》等版画古籍也不少,为他后
来的搜集工作打下了基础。在这方面,他是郑振铎的一大对手,如郑颇重视
的明代版画刻工姓氏录一书便为王先得。图近三百余幅的明本《瑞世良英》,
也为王购得。郑在王孝慈家见到明刻《程氏墨苑》,不禁雀跃,赞曰:“此
书于版刻史、美术史大有关系,国宝也!”在旧书肆上每遇佳本,郑氏虽与
王君竞争而“竟不能夺之”。四十年代,郑氏编撰《中国版画史》时回忆:
“与余有同好者,在沪有鲁迅、周越然、周子竟诸氏;在平有王孝慈、马隅
卿、徐森玉、赵斐云诸氏,搜访探讨,兴皆甚豪。有得必以相视,或一见奇
书,获一秘籍,则皆大喜。孝慈竟因书发痫死。”郑振铎还为王孝慈殁后的
藏书哀叹,如那部原版《十竹斋笺谱》:“孝慈家事极窘迫,不能不尽去所
藏以谋葬事。笺谱遂归北平图书馆。余知孝慈书出售事,尝致北平诸友,欲
得其笺谱,但余时亦在奇穷之乡,虽曰欲之,而实则一钱莫名,并借贷之途
亦绝。”遗憾的是《十竹斋笺谱》印制过程延续了七年,到1941 年方始完成,
而鲁迅、王孝慈两位先生“均不及见其成矣”。

多年来关于王孝慈的史料无人顾及,我求教于史树青先生,他也不知鸣
晦庐主人是王孝慈,却查出王原名立承,字孝慈,河北通县人,监生,广西
法政学堂毕业,度支部主事,检查纸币清理财政处帮办,大总统秘书,政事
堂机要局佥事,国务院秘书厅佥事,授五等嘉禾章。据史先生说,以上他抄
自民国9 年7 月北京敷文社编辑出版的《最近官绅履历录》一书。看来王孝
慈在北洋政府的官运平常,他多年的积蓄大部都用来收藏古籍版画了,所以
落得身后窘迫异常,家人不得不靠卖他的书来办理丧葬事宜。王孝慈故于
1936 年2 月,鲁迅先生恐怕没有同他见过面和通信,1934 年11 月8 日鲁迅
给郑振铎的信中说:“王君生病,不惟可怜,且亦可惜,好像老实人是容易
发疯的。”话虽不多,却对王君充满了同情。这位被鲁迅誉为“老实人”的
王孝慈,生于1883 年,死时才五十三岁。

赵景深与鲁迅

读过鲁迅作品的人都会记得,当年为了翻译上的问题,鲁迅在《教授杂
咏》里曾经嘲讽过赵景深。事后证明赵先生并没有为此而节外生枝,表现得
洒脱而宽厚。如今已有翻译家出来提供事实,说明赵先生的译笔也是事出有
因,与任意胡撰者不同。

鲁迅与赵景深的交往不多,但赵先生结婚时,鲁迅先生曾经应邀赴宴,
这可能与李小峰也有关系。1930 年4 月19 日鲁迅日记载:“李小峰之妹希
同与赵景深结婚,因往贺,留晚饭,同席七人。夜回寓。”在对待鲁迅先生
的态度上,赵先生早在二十年代编辑《文学周刊》时,就不止一次地撰文推


荐鲁迅的短篇小说,又由于赵先生多年来从事古典戏曲、小说的研究,他也
推崇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专门写过论述文章,还发表过鲁迅与民
间文学的研究论文,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但,实际上又何限于此呢。在介
绍鲁迅作品方面,他至少还做了下述两件事。

三十年代,上海开明书店和北新书局各自推出了活页文选,作为学校的
课外辅助读物,也为了面向各方面自学的读者,影响不小。赵先生负责北新
书局的《初中活页文选》的编辑工作,高中部分由姜亮夫教授负责。赵先生
在编选和注释中国新文学作品方面,非常重视鲁迅的作品,选收了鲁迅先生
的杂文、散文、小说和翻译作品不下二十余篇,如《〈呐喊〉自序》、《论
雷峰塔的倒掉》、《维新与守旧》、《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老调子已
经唱完》、《雪》、《藤野先生》、《父亲的病》、《鸭的喜剧》、《白光》、
《狂人日记》等,详目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所选的作品全部加了注释。这
是一种默默无闻的编辑工作,很少有人提及。

第二件事是关于介绍鲁迅作品的英译方面,这在过去也是不被人们重视
的。1948 年10 月,赵先生编印了一本英汉文对照的《呐喊》(见图4),全
书厚达三百余页,由上海北新书局作为“现代中国文学丛刊”之一出版。书
内收有《狂人日记》、《孔乙己》、《药》、《一件小事》、《风波》、《故
乡》、《阿Q 正传》、《白光》等八篇小说的英译作品。赵先生为书中的英
文单词加了五百多条汉文的注释,这要花费不少心血,也属于默默无闻的编
辑工作,“聪明人”是不乐意干的。出书之际,已经是蒋政权风雨飘摇的时
候,当时只印了一千册,此后亦未见再版,历经四十余年,原书已不可得,
所以知道这件事的人也不多。赵先生一向不喜欢自我标榜,也从不向人提及
这些往事。如果他不是真心崇敬鲁迅先生,或对鲁迅的批评心存成见,他决
不会主动地去做这些平凡而又非常有意义的工作了。

瞿秋白与《茨冈》

俄罗斯诗人普希金的长诗《茨冈》(“茨冈”即“吉普赛人”),原作
于1824 年。瞿秋白于1933 年冬季在上海着手翻译。那时他在白色恐怖的压
迫下,曾经多次迁移隐居处所,但仍坚持每天十小时以上的著译工作。正当
《茨冈》译稿即将完工之际,他接到党中央让他赶赴江西苏区的命令,尽管
这个决定对病中的他是很不合适的,他还是在1934 年初做好了离开上海的准
备,并分别向鲁迅和茅盾等人告别。他把未完的译稿《茨冈》,送给前来为
他送行的彭玲女士。四十多年以后,彭玲在回忆秋白、之华夫妇的文章《难
忘的星期三》(刊1982 年第四期《新文学史料》)中说,《茨冈》译稿写在
一本黑色的漆布软面的簿子里,“他(按指秋白)一面打开译文,一面背诵
起原文来,很快就沉浸在原作的意境之中,好象眼前看见了平坦广阔的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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