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当务之急-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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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当务之急》 第一部分红色的麦子
在哥本哈根卡斯特洛普机场里，一个身着单薄袈裟的中国青年凝视着窗外漫天飞舞的大雪。这是1992年新春，京不特来到了丹麦。
他没有回那个不许他支边不许他写诗的上海，而是选择了在黑暗中延续光明的卖火柴的小女孩的家乡。他愉快地欣赏着雪景，早就忘记了北极的寒冷。无论在万象、曼谷还是西双版纳的日子，整整四年，他都没有见过冬天。冬天的空气是那么的冷冽，冬天的雪花是那么的绮丽。他厌倦了热带，他期望着清澈的风。
这个丹麦，在他上海小学的课本里，意思是红色的麦子；这个丹麦是世界上最北的国家之一，有女王，还有为世界儿童写故事的安徒生。
他摘下了眼皮里所有的梅花，他不知用什么去报答全世界各地向他伸出援助之手的人。他曾经说自己是“天才”，是一个“重要的、叛逆的中国诗人”，是一个心怀慈悲的“佛教共产主义者”，是一个“明星学生”，而面对别人给予恩惠自己却一无所报时，他想，他的一生又如何成为一首动人的歌？
他蜕去了身上黄色的袈裟，他想和所有的人一样，过一种平凡的生活，去当清洁工，去当邮递员，换上运动鞋和羽绒服，在哥本哈根积雪的街道翻滚……
1995年，相隔多年之久，我再次在北京的电话中真切地听到这个发小断断续续的声音后，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为他写了一首歌：
我的朋友京不特，
好久不见你的信。
听说你在缅甸住，
又说你在哥本哈根。
又到洞庭秋水凉，
不见波送你归来。
伊洛瓦底江涛怒，
难平人间坎坷路。
你我同在一个太阳下，
都想回到上海那个家。
当初为了真理去流浪，
大风大浪我们都不怕。
我的朋友京不特，
你的笑容有点涩。
那年聚在朋友家，
我们似乎已猜透彼此的选择。
替我去看看海的女儿，
告诉我童话家他说没说谎。
也许我们都在说谎，
只是大难不死天命难违抗。
一条大路笔直通天涯，
草叶行舟白云作快马。
心心念念浪子不回头，
每个脚印都开出一朵花。
我的朋友京不特，
真想给你写封信。
只是为了纸短情长，
许多话儿想好又不讲。
春风又绿江南岸，
春来江水绿如蓝。
姑娘们穿上花衣裳，
上面写着绮丽的梦想。
总有一天要回到黄浦江，
看够往来的千轮万船。
山水紧连心系亚非拉，
海阔天宽胸怀更远大。
我的朋友京不特，
你的偈语化做了歌。
爱你的姑娘僧侣如幻似梦，
留下的光阴永驻不灭。
我的朋友京不特，
你的青春走出了黑夜。
住过的学校寺院空空如也，
留下的空间是大千世界。
我的朋友京不特
你的偈语，你的诗歌，
你的姑娘，你的僧侣，
你的学校，你的寺院，
空空如也！
我的朋友京不特
你的青春，你的爱情，
你的生命，你的自由，
你的梦想，你的家园，
空空如也！
《人类的当务之急》 第一部分遗憾的缅甸之行
这本书的名字叫《人类的当务之急》，可是开篇竟花费那么多笔墨写我的朋友京不特的故事，似乎文不对题。孟子说：“知者无不知也，当务之为急；仁者无不爱也，急亲贤之为务。”这话意思是说，知己知彼，莫过于知当务之急。而前一章的故事，大家读得不紧不慢，又有何急可言？
今年从年初到七月中旬，我一直在做名为“理想主义三部曲”的三本舞台剧：《左岸》、《切·格瓦拉》和《圣人孔子》。在重庆演出的时候，有观众问我，什么是理想主义呢？你的理想主义内容是什么？我本不想就此做任何回答，但是看到演出前观众的拘谨，忍不住说了下面的话：
比方说，以前你来到这个会场，仰头望去，台上有位先生正襟危坐，侃侃而谈，这叫做“高台说教”。可是，有一天你再来，说是这位先生死了，上面的座位空空如也。你于是疑惑，而场子里又有人惊呼：“爸爸死了！”这就是所谓理想主义的缺失。但你究竟没有想，你自己也是可以说话的，是不必一定要高台说教地说话的。所以，我这个理想主义三部曲不需要你衣冠高峨、不苟言笑地在席上朝圣，这里也早就不是什么艺术的神圣殿堂，这里和食堂、澡堂、农贸市场没什么两样。我或许会做出许多你们看来亵渎的事情来，比方在台上小便。不过，你无须大惊小怪，你受不了可以退场，也可以要求退票，或者也在下面做你自己喜欢的事情，击掌击鼓都无妨，你爱干什么干什么。
一会儿，演出开始了。有观众见我盘坐在台口的汽油桶上吸烟，便在下面大声嚷嚷：“张广天，我可以吸支烟吗？”我通过麦克风回答他：“此事与我无关！”
故友引跃如、大不韪，还有安，也来看戏，见此景似有所得，散场后便不断追问。于是，我约他们在巡演的间隙与我同去缅甸，走一走京不特的路，或有感悟。
《人类的当务之急》 第一部分曼德勒火车站
避过了五一长假，我们几人从不同方向约会到瑞丽。从瑞丽的边境口岸，我们弄到了一辆车，打算穿越掸邦的崇山峻岭去到曼德勒。结果，我们走错了方向，选择了从木姐、登尼、腊戍、美谬一线进入缅甸腹地，途中还常因道路险涩，假想京不特当年的不易，每每大呼小叫地惊叹。谁想在曼德勒旅馆中接到京不特电话，说是原先他走打洛一线，在缅东北，而不是我们走的缅北。原来我们一路上都在虚掷激情，想来真是荒诞好笑。
一路颠簸，穿越于缅共、毒枭和民族分子频繁出没的森林、古镇和峡谷，我们一行四人终于在掌灯时分抵达曼德勒。下榻的客栈是台湾籍的华侨开的，对面就是曼德勒火车站。引跃如和大不韪要去找间酒吧喝一杯，我和安决定吃过饭后去火车站转转。
曼德勒火车站并不小，但一楼以上所有的房间都空着，黑灯瞎火的，死气十足。站台上横七竖八睡满了穷人——一些真正的穷人，就和全世界各地的影片中塑造的穷人一模一样。他们蜷缩在不同角落，苦苦地等待明晨的班车。
安是八十年代出生的女孩，没有见过如此衣衫褴褛的人群，她谨慎地绕过他们，表情有些窘迫。站台上的灯很暗，我几乎看不清安的脸。
安指着凸出地面很浅的铁轨，不无疑虑地问我：“从这儿可以去仰光吗？”我说：“当然可以，只不过这是窄轨，车子走起来有点晃，而且我在关卡听缅甸警察说，火车经常晚点，半途上时不时还会遭遇劫匪袭击。”安又问：“你那个神秘的朋友京不特坐过这样的火车吗？”我说：“大概没有。他是徒步跋涉进入缅甸的，我们比起他安逸多了。人家走的是比窄轨还窄的山路。我们算什么？不过背包客而已。”安很不服气地辩驳：“为什么吃苦就显得神圣呢？苦行僧那么好吗？自虐是天下伟人的必修课吗？”我说：“问题不在苦和乐，而是他总想摆脱一种群体的喧嚣。这点很难。比方我们这次来，要按常规的方式，我们可以在北京或者昆明坐飞机，当然从瑞丽口岸我们也可以找旅行社组个什么团，或者即使我们这样一路颠簸到了曼德勒，下一站总该乘飞机去仰光吧。可是为什么我们要在这里等晚点的火车呢？既不安全，又费钱，路上还随时有可能出现我们无法把握的未知情况；不论从经济上还是舒适方面考虑，我们这样做都有点自讨苦吃吧。这就是个人意愿。可是，在一般旅行问题上，你个人的意愿不合乎常规，倒也罢了，人们最多讥嘲你傻，但在人生的旅途中，就没有那么便宜了。你从孩提时代起，总抱着想干什么的念头成长，而到了后来，你就不得不慢慢顺从了人群，你变得世故，只好认同了应该干什么的现实。”
安想要到对面的站台看看，我拉着她的手跨过杂草丛生的铁轨，翻身爬上了水泥地。
安问：“你们那个时代的人都很有理想吗？”我指着黑压压的穷人说：“我们坐在台湾人的旅店里享受空调，隔着大玻璃窗，放眼望去那些光着脚扒满公共汽车的穷人，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妥，他们甚至是我们整个惊险旅程中不可或缺的花鸟鱼虫，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可是，你和我来到曼德勒的火车站，步行在蒸笼一般的潮热空气里，看着那些没有奶水嗷嗷待哺的儿童，心里就会有些不安。你对自己说，我们为他们做些什么吧，我们来组织一个社团，为了让普天下受苦人有饭吃，为了让所有的孩子不被人拐卖，不被人撅折了腿到街上去乞讨而奋斗。这话听起来相当美好，仿佛悲壮的音乐都忍不住要从地缝里钻出来为你伴奏。随后，你发现你一个人完成不了这些事情，你就想，要到富人中间、穷人中间去，把大家鼓动起来，为了那个美好的想法去牺牲。结果，假如你有幸弄成了，突然回首，却发现有好大一群人为了你的目标做了铺路的瓦砾。而你真的知道他们要什么吗？你去问问他们！”
安走过去，努力挨着靠她最近的一个妇女，跟她说话。妇女比画着，嘴里发出石头敲击一般的沉闷声音，神情茫然而不知所措。安起身对我说：“可是她不会英语。”我说：“在这里，我们只能和富人交流，因为只有富人会讲英语。”
安说她忽然觉得有点难受，想吃可爱多。我们出了火车站，找了好几家食品店，都没有什么可爱多。这里的冰激凌非常劣质，像是加了糖精的冰块儿。走了十几分钟，总算找到一家冷饮店，里面有卖冰柠檬茶和散装冰激凌的。我和安各自要了自己将就能吃的，找了个角落坐了下来。这儿常来常往的，都是些大学生和机关职员，但人不多，显然缅甸的小资数量有限，估计也不会有什么曼德勒话剧团或者人民剧院那样的玩意儿。
我接着说：“所以，不能说我们那个时代很有理想，只不过有很多人自以为很有理想罢了。都是为了别人的理想择群而居，诗的群体，时装的群体，气功的群体，学生会的群体，好人好事的群体。为了别人的事情上刀山下火海，你为什么心甘情愿呢？你为什么比打了鸡血还起劲呢？所以，我不认为我们那个时代有什么理想。我们那个时代的理想主义者凤毛麟角，比如京不特算一个。但是，他去支边纯属个人行为，去写诗去出家，都不在计划内，都不在族群里。谁会认为他是理想主义呢？”
安说：“有点意思。看来我们都把你看错了，原来你是披着无产阶级外衣的资产阶级。”
我说：“我只写了一本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