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85-韩国四总统合传-第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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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也是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他在朴正熙时代大举进军建筑业和造船业，使现代集团成为韩国的四大企业集团之一。 郑周永出生在一个世代务农、家境贫寒的山区农家，小时候常常挨饿，16岁勉强读完小学，毕业后外出谋生。19岁来到汉城打天下，起初在一家粮店卖苦力，23岁那年，郑周永凭借数年的积累自行开办一家粮店。不料好景不长，三年后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在韩国实行粮食配给制，郑周永的粮店被迫关门。好在此时郑周永已小有积蓄，汉城有家简易的汽车修理厂抛售，他便花钱买下，自此与汽车业结下不解之缘。 郑周永的发迹起始于建筑业，朝鲜战争期间，为迎接新上任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访韩，美国军方要求郑周永在15天之内将汉城的一家旧宫殿改造为符合西方人生活习惯的豪华宾馆。结果，郑周永提前三天完工，以高效率名噪一时，翌年又一鼓作气承建了高灵桥修复工程。1958年，他击败众多竞争对手承建汉江大桥，从此以后将触角伸到国外，在国际建筑市场上取得一席之地。现代集团承建海外工程的金额位居韩国首位，郑周永也成了韩国建筑业的头号财阀。 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福特公司拟与郑周永合作生产汽车。1968年3月，郑周永在蔚山建造厂房，对方预言需花三年时间完工，但在当年11月份，郑周永的汽车生产线便源源推出了“柯蒂那”牌轿车。1976年，首批全部零部件实现国产化的汽车———“福尼”牌轿车出厂后不久，郑周永的轿车便以“日本技术、韩国价格”打入国际市场，如今现代集团的汽车产量名列韩国第一。 70年代初期，世界海运市场空前繁荣，对船舶的需求量激增，而韩国尚无大企业家涉足造船业。郑周永率先进入这一新领域，1970年夏季，他在蔚山港购置了一块荒滩，开始实施建造25万吨级大油轮的梦想。根据测算，船厂投资高达六千三百万美元，比当时现代集团的总资产还要多，这个造船厂目前已成为现代集团的骨干企业。 80年代后期，现代财团已拥有造船、汽车、建筑、重机等26个公司，但这些公司大部分都集中在传统的重工业领域，郑周永认为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兴起，电子、石化等产业前途无量，遂涉足于这些新的领域。如今，现代财团已能生产通讯设备、半导体、计算机、机器人等高科技产品。截至1990年底，资产已达27亿韩元，职工17万人，1990年的销售额为28亿韩元。现代集团的发展曾得到朴正熙当局的大力扶植，作为回报，他每年向当局提供巨额的政治资金，郑周永已成为“汉江奇迹”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 郑周永虽然只有小学学历，但长期的实践造就了他的才干，他以大胆果敢、作风泼辣、敢于冒险而闻名海内外，他的管理方式可谓事必躬亲。对于新上马的大工程，他总要亲临现场，督阵指挥，超人的精力与干劲常使部下叫苦不迭。 但他脾气暴躁，惯于独断专行，所以部下称他为“不离前线的统帅与暴君”，当有人提到他的小学学历时，他并不气恼，称他在高丽大学建图书馆时，就在那里搬过砖头，所以早就上过大学了。
第三部分：民主斗的双雄者—金泳三与金大中金泳三成为总统（2）
1992年年初，郑周永正式宣布退出现代集团，宣布成立新党———统一国民党，并自任党的代表最高委员。统一国民党成立后不久，即在第十四届国会议员选举中异军突起，一举夺得31席，引起轰动。初尝胜果，郑周永喜出望外，他说，“从政要比经营企业简单得多”，于是决定参加总统竞选。5月15日，郑周永被推举为该党总统候选人，郑周永十分自信地宣称，自己有70％的当选可能。 卢泰愚宣布辞去民主自由党总裁并退出该党后，党内主流派重要核心人物纷纷归顺郑周永领导的统一国民党，如金复东（卢泰愚的妻舅）、朴哲彦（卢泰愚的外甥）、朴泰俊（原民主自由党最高委员）、李钟赞（原民主自由党少壮派领袖）等等，从而使郑周永如虎添翼。 郑周永认为，他出马竞选具有诸多有利条件：国民对原有的老政客已感到厌倦，希望有新星出现；国民期待经济恢复活力，自己长期从事实业，有出众的管理才能。郑周永表示倘若当选，他将重视发展中小企业，以中小企业的发展带动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并在任期内使人均国民收入达到两万美元。 雄厚的资金是他入主青瓦台的基本条件，然而到了临近总统竞选的12月初，政坛陡起波澜，现代集团建立秘密资金帮助郑周永竞选一事被曝光。 政府随即对现代集团的秘密资金进行了没收和追踪调查，警方宣布，现代集团积累了550亿韩元的秘密资金，其中110亿韩元已转移到统一国民党手中。有关涉案的人员已经被捕，这一事件立刻成为国人注目的焦点，也成为其他政党攻击的靶心，花钱贿选的利箭纷纷射出。 金泳三严厉斥责郑周永“进行金钱选举、破坏选举气氛、利用工人的血汗钱收买选票”，他说：“郑周永现在用企业资金买政权，将来也难免用纳税人的税金来买国家的权力。”金泳三的支持者们讥讽郑周永，说他是“游说时害怕尿裤子而带着尿布的糊涂老头”。 郑周永的追随者则反唇相讥：“金泳三只有小学一年级水平，他有一点小事就跑去告诉他父亲。他虽然绝食几次，但脸色实在很好。” 金大中指责金泳三和郑周永：“韩国病就是民主自由党病，民主自由党病的根源就在于金泳三，至于郑周永，则是靠剥削工人发财的财阀头目”。 郑周永以牙还牙，说金大中和金泳三是“一辈子只知道反对和斗争的过时人物，他们既反对建设京釜高速公路，也反对举办汉城奥运会”。 在竞选三巨头之外，总统候选人中还有四名势力较小的“轻量级选手”。他们都强调政权需要更新换代，称“二金一郑”是旧时代的旧人物，老得掉牙，而新时代需要新的领导人。 随着大选投票日的临近，火药味也越来越浓。 1992年12月18日，总统选举在相对平静的气氛中举行。 1992年12月19日清晨，大选揭晓，执政党总统候选人金泳三得票将近一千万张，拔得头筹。 1993年2月25日，金泳三终于实现了当总统的夙愿，正式就任韩国第十四届总统，文人民主政治时代拉开了帷幕。 金泳三一上台，就宣布自己的政策目标是通过三大改革，即清除腐败、振兴经济、整顿国家纲纪，来建立新韩国。但是如何满足选民的期盼，兑现他竞选时的承诺，使韩国在20世纪最后几年里再次腾飞，金泳三肩负的担子分量不轻。
第三部分：民主斗的双雄者—金泳三与金大中金泳三实现了清廉为民的誓言（1）
“不流血的反腐败斗争”，金泳三实现了清廉为民的誓言 1992年以来，韩国经济增长速度大大放慢，1991年经济增长率仅为4。7％，为13年来的最低水平，位次排在亚洲四小龙之末。世界银行为此将韩国排除在四小龙之外，降为亚洲新虎的档次，爱面子的韩国人很受刺激，各大报纸纷纷发出“韩国已不再是龙”的哀叹。 “韩国病”的主要症状被韩国舆论界列举了很多，可大体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国民自信心丧失，主要表现为创造意识正在消失、劳动热情减退、纪律观念松弛、拜金主义膨胀；二是官场和商界腐败严重，主要表现为政经勾结、官员腐败、消费过度、社会混乱。 金泳三认为，腐败是“韩国病”的症结所在。要根治“韩国病”，就必须反腐败。金泳三痛切地指出：“如今在韩国这块土地上，权威秩序崩溃，社会纲纪松弛，到处都弥漫着不负责任、舞弊腐败。一度著称于世的韩国人的吃苦耐劳精神已烟消云散，如今是金钱万能，穷奢极欲，乌烟瘴气。” 多年来，韩国经济的繁荣伴生着各种腐败现象，腐败与发展在韩国是孪生兄弟。韩国腐败现象已同经济奇迹一样蜚声海外，曾“荣登”亚洲最腐败的四个国家之榜首。 “韩国病”由来已久，腐败经过历届政府已扎根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关键在于政经勾结，而且根深蒂固，这与韩国的独裁政治密切相关，愈演愈烈。 李承晚政权后期，在处理美国的经济援助以及日本殖民统治时期遗留下来的财产时，曾经出现过腐败现象，但规模很小。 自1961年朴正熙发动政变夺取政权以后，韩国在政治上一直实行“军人政治”，在经济上实行财阀经济。自朴正熙上台的三十余年来，军人政治和财阀经济是驱动着国家发展的两个主轴，军人政治的强制手段，给予财阀以各种特别优惠；财阀们则为了争取优惠贷款、争取建设项目，除了缴纳各种名目繁多的手续费外，还必须奉献巨额贿赂。 结果，一种独特的官商勾结的体制随之形成，政府从政策上支持财阀，财阀从金钱上支持政府，官员们将获取提成的一部分用作执政党的政治资金，另一部分则中饱私囊，这就在政府和企业之间形成金钱交易的恶性循环，极大地助长了社会的贪污腐败之风。朴正熙本人就身先士卒，为筹措政治资金，曾密令其父走私进口化肥，以牟取暴利。 韩国总统的月薪只有250万韩元（约合3125美元），但是每逢政府高级官员离职时，总统往往给部属送“赠别金”，最多的达7亿韩元（约合86万美元），是其月薪的290倍，这么庞大的开支，不可能由总统掏自己的腰包，只能是挥霍国库或以各种名目向大财阀们“募捐”。全斗焕任总统时曾宣传要“开创一个廉洁政府的新时代”，却动用公款3亿韩元装修祖坟。其弟全敬焕、其兄全金焕等人，都靠贪污受贿发了大财，整个全氏家族都烂掉了。 韩国历届政府都是把精力用于维护政权上，而不是用于消除腐败上。在这种背景下，礼大办大事，礼小办小事，无礼不办事。在海关办事机构，官员明目张胆地向外方索要礼金，据有关方面估算，韩国官员受贿的总额每年达10亿美元以上。卢泰愚总统的政策顾问朴哲彦议员，曾经权倾朝野，被称为“第六共和国的皇太子”，贪污受贿无人能出其右。 财阀控制着国家的主要经济命脉，占据韩国经济总量的70％，通过垄断市场和封杀中小企业，严重阻碍了韩国经济在整体上的增长和发展。与此同时，财阀们利用手中的巨款大搞权钱交易，造成贿赂成风，严重毒化了韩国政坛。 郑周永便是突出的一例，他以雄厚的经济实力为后盾组建了统一国民党，在1992年的总统竞选过程中，以财力贿选。
第三部分：民主斗的双雄者—金泳三与金大中金泳三实现了清廉为民的誓言（2）
另一位钢铁工业巨头朴泰俊，曾饮誉海内外，在1989年至1992年间任执政党的代表委员，成为党的最高领导人之一。后来他的舞弊行为被揭露，其中受贿七百多万美元，隐瞒财产三百多万美元，偷税漏税九千多万美元，举国为之震惊。 由于财阀控制了“合法”经济，韩国的地下经济恶性泛滥，主要包括偷税漏税、非法转移资金等，其规模在1988年约为二百九十亿美元，到1992年则增加到四百多亿美元，与国家预算支出一样大。 政界官员和经济界巨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