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事背后-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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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俭约有道，无论是商业还是实业，绝对不做无用的支出。他从不把自己的生活费和公司的经费混在一起，也就是说，他的生活费从不用公司的经费结算。当然，他也从不拖欠为他工作的日本工作人员和秘书的薪水。
对不言而喻的道理进行确认也是契约。
人和上帝之间可以建立契约，人和人之间也应该订立契约。契约精神代表的是一种规则，一种进步的文明。
在香港凤凰大本营的400多人里面，港人占了300多，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根基。他们和公司签订的合约是非常详细的，而他们执行合约的严肃和认真也是一丝不苟的。他们有这样一个规定：每个月都会把每部电话打出去的号码打印出来，由大家认领，把私人电话勾出来，然后该电话费将从个人薪水里面支付。香港雇员会规规矩矩地划勾，绝不蒙混过关，公私分明。餐费也是一样，香港雇员很少报销餐费，占公司便宜在他们看来是人所不齿的行为。契约精神，也体现在职位上恪尽职守。干活的时候他们很少攀比，当主持人走红的时候，他们也不妒忌和暗中挤兑下绊子。
所以，凤凰的文化根基，其实是由典型的契约精神构筑，而这种精神在大陆目前的文化基础和商业文明的程度上，短时期内还难以真正建立起来。
第三部分契约精神（2）
大陆文化为什么较少契约传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葛晨虹在《伦理法与中国德治模式》一文中，对契约精神的源起、契约精神与儒家的诚信做了说明和比较：
在西方，明文规定的契约概念大概是在罗马法中出现的，但作为一种精神，却可上溯到古代希腊。古希腊的思想家们，在渐渐意识到人与自然的分离后，就不再像中国古代哲人那样，用自然的“天道”来说明社会“人道”的来源，而是用契约来解释人类社会规范的起源。我们在智者文化中，在苏格拉底、伊壁鸠鲁等人的思想中，都能感受到西方人很早就存在的契约意识。
中国古代儒家文化也强调守信，“信”甚至被作为“五常”中重要内容确定下来，但儒家的“信”更多是在“诚信”意义上提出的，并不相似于西方的“契约”。
契约的存在必须是两方以上主体的共在，否则达不成共同的约定，而诚信则完全可以是对每个单一主体提出。诚信作为个体的一种道德品质，诉诸的完全是自律的良知，而契约则更多诉诸于外在制裁力量。在儒家诚信伦理中，违反信诺更多得到的是良心的自责，而不像西方基督教文化那样，违约者是要遭灾祸和惩罚的。
西方契约精神并不仅仅停留在古代的法和宗教文化中，还被作为一种社会政治概念运用到政治制度和社会管理手段中。这一点在近代西方表现得尤为凸显。
可以说，西方传统的契约精神，是西方法律最终脱离伦理法走向形式化道路的重要背景因素。而中国古代“法自天出”、“圣人作法”观念，使中国法律失去了来自契约精神的内在推动。
简单地说，100年的殖民化过程，把西方人的契约精神深深根植在了香港人的心里，令他们溶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
在香港办公司，有一点特简单：不会按人划线，不会这边处理一个，那边十个人过来说情。程鹤麟说，我是在代表刘老板来管理资讯台，我告诉你们，我每一句话，说这个节目该怎么做，说那个节目怎么做，都是有出处的，或者是老板，或者是院长，但是我没必要每天解释几遍，说这是老板的指示，那是院长的意图。我们一个台，要有灵魂，有风格，就一定要有一个人说了算，否则就一盘散沙。换句话说，就是刘长乐的风格要通过我们的劳动体现出来。程鹤麟说，其实我有很多东西和刘老板的看法是完全不同的，比如说工作量、新闻观，可是他说的，我就必须执行，就是这样。
长时间的英式教育对于香港人来说，起码有一个好处，就是他们非常懂得规则，也懂得遵守规则。香港人在这一点上挺明白的，值得大陆人好好学习。资讯台的一个香港员工来工作了大约10个月的时候，突然生一场大病，休息了一个月，然后又来上班，一个月后又病了，第二次病愈再来就辞职了。说是内心愧疚，这样子给人家打工，一天到晚住院，老板不说，自己也不好意思。
糟糕的是，凤凰卫视有一些大陆过去的人常犯大陆人的毛病。他们并不是通过关系来的，是自己早期移民到的香港，原来在报纸，或者别的什么机构工作，看到凤凰是一个内地人做老板的电视台，就投奔而来。这些人在给真正的香港资本家打工的时候，会遵守那里的规矩，到这里一看，你刘老板是内地人，王院长是内地人，程鹤麟是内地人，就开始犯内地人的毛病，装傻充楞的事也时有发生。比如说泡病号，这是一个大陆专用词汇，用以形容小病大养、无病呻吟之人。有一个这样的人泡病号泡了足足三个月，已经不是养病，而属于钻法律的空子，有点吃大锅饭，不吃白不吃的无耻。程鹤麟气急败坏地跑到人事部说，这种人我不要他，我要炒掉他，但是我不知道这种“病号”能不能炒掉？人事部说，当然不能炒。如果把一个病号炒掉，是犯法的。程鹤麟忍气吞声地等了三个多月，才把这人炒掉。吃一堑长一智，以后遇到“大陆同胞”，老程先打“预防针”：这里是香港，不是大陆，咱们按香港的规矩办事。如果人家追问一句这话啥意思，程台俩眼一瞪：一句话，死得病不得。
第三部分对职业要有基本的尊重
闾丘露薇说敬业：对职业要有基本的尊重
（闾丘露薇 凤凰资讯台采编部采访主任，传播学硕士，国际关系硕士， 上海人。）
凤凰的框框比较少，自己想做一件事情的话，只要你的老板觉得是合理的，是对的，他会让你去做。人就是这样，你觉得自己的想法有发挥，或者说你自己想做的事情可以做到的话，他也会给很多的动力。我想这些不是钱，或者说其他的东西可以代替的。我就听到大陆这边有人说，香港记者那么敬业，是因为他们出一条新闻就有奖金。我一听，哎，怎么这么小看我们？第一我们真的没有奖金，第二，一些额外的事我做不做老板不知道，我不做，老板也不会说。但是为什么我们会努力去做，是因为我们对于职业有一个基本的尊重。这一点，我在和内地的同行接触的时候，感觉有很大的不同。我们这边会觉得既然让我做这件事情，我拿了这个工资，我一定要在能力范围内把它做好，这是一个很起码的对于职业尊重的精神，香港的整个氛围就是这样。
内地很多电视台为了提升员工之间的竞争力，生产效率，大家会用一个计件制的方法，就是希望你出好稿，出更多的稿件。但是电视新闻这个行业，是有特殊性的，它是一个团队的工作，一条好的新闻不是说我一个人去采访来了，我就能弄回一条好的新闻来。一条好的新闻其实涉及到很多方面的人，比如说事先的准备工作，资料的收集工作，即使是一条一分钟的新闻，我都希望有多方的观点。如果不是，观众会觉得你用的功夫不够。但是，这些东西是别的同事来做的。
我来到北京之后，发现北京记者站如果用统计工作量的方式，有一些不好的地方。比如说有的同事会抓住自己的资源不和大家分享，会说这条线是我的，有什么事情只能我去。这种事情在香港的任何一家电视台都不存在。我们是把一个新闻部看成是一个团队，我是采访主任，采访主任的工作就是每天晚上把第二天的工作安排好，谁跑主线，谁跑一些辅助性的新闻，谁去约人物访谈……让下面的记者非常清楚自己应该做什么事情。观众看新闻的时候，不是看谁在报道，而是会得到一个整体印象：凤凰的新闻做得好不好，或者是中央台的新闻做得好不好，而不会说闾丘的新闻做得好不好，或者是中央台某一个记者的新闻做得好不好。
还有一点，是我们把个人的想法和情绪与工作分得比较开，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会觉得我在工作就是工作，我在工作得到的乐趣和生活的乐趣是可以分开的。这样，你反而觉得更能够更好地控制你的这份工作，自己的烦恼会少一点，大家的合作也愉快一点。
第三部分盖会霞说融合：报纸拿到手还是热的
盖会霞说融合：报纸拿到手还是热的
（盖会霞 女性，资讯台新闻编审，广东人。）
说到文化融合，我觉得在以香港人为主导的传媒里面，大陆人不说受歧视吧，起码不受重视，我们再优秀，文字再好，你没有办法升到部门主管之上，而港人他们很多小孩出校门没几年，就做到什么总裁助理、总编辑助理。
话说回来，我觉得凤凰能发展到今天，港人也做出很大的贡献，港人在很多方面蛮优秀的，做事情认真，一板一眼，自律，有规矩。对港人的管理反而比较容易一点，不像有的大陆人。大陆来上班的人，可能会说，我们家今天有人来修厕所，我晚来一会，你帮我顶一顶。但是香港人也有一些弱点，比较喜欢推卸责任，就是说殖民地那种的心态，不去承担，没有承担感。为什么我们有时候会和导演去吵架？出了错他不承认，说这不是我的问题，是你的问题。
建台初期，这样的事每天都在上演。港人导演切换镜头或者在决定下一步动作的时候，必须用普通话表态，可是他们国语讲不利索，也听不太懂，我们许多主持人又听不懂他们的广东话，节目正在进行，听不懂话就误事，搞得我们主编急得跺脚，很恼火。有时候大型直播一播就是几十个钟头，这样交流多累呀。后来我们在直播间搞了一个电话，不通过导演，直接告诉主播下一步干什么，后来导演就不满意，他们说，不能是你们告诉主播干什么，必须是我们决定主播该干什么。但是他们讲又讲不清楚，我们去告诉他，他再拿电话跟主播去讲，而时间只有几秒钟。有时候就懒得给他们讲，干脆自己走到前面去讲。
就为了这个电话到底应该主编控制，还是通过导演控制，大家争过一段时间。最后香港导演很坚持，他们通过高层拿到尚方宝剑，由他们控制，要不然会乱。大家这么去协调、去妥协，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方式。
我原来在《北京日报》工作过四五年，后来就出国，在海外做传媒。在泰国、新加坡、香港，东南亚这一带工作。在泰国广播电视台做过播音员和主持人。虽然我的普通话不怎么标准，南方味儿重，但他们并不需要太标准的，何况我的口音比当地的人标准很多了。
出去走一走，看一看，眼界开拓了很多，对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观念，不同的政治观点，多了一种理解。懂得了不同的东西并不是截然相反的，而是相通的。我以前对别的文化是不认同的。在国外接触不同的人，不同政治理念的人，觉得能理解他们了。比如我接触了很多台湾人，他们有很多不同于大陆人的想法，对民族的概念，国家的发展，文化的传承等等，都有不一样的想法。在国外，你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