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事背后-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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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霞现在活得很健康很忙碌，她有了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基金会，努力地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刘春说策划：无事生非
（刘春 凤凰卫视中文台副台长。1994年中国传媒大学研究生毕业，安徽人。）
《生命20小时》这件事，实际上大部分工作是苏州电视台做的，咱们得感谢苏州电视台。凤凰在这次横跨两岸三地的直播中，作用有两个，一是拥有开放的理念，使大家的想法能实现。二是拥有协调台湾和香港媒体的能力与资源，这个优势非常强。作为一个亲历者，我起的作用是“傻大胆”的作用。当时说需要有人坐镇，协调各关系。我比较敢拍板，就让我去了。
直播是早晨六点多钟开始的。开始的时候乱成一团，吴小莉的画面切不出来，病房的情况切不出来，三个主播坐在一起，彼此的交流互动也不行。当然还有一个心照不宣的原因，每个台都希望多出自己的画面和主持人。结果，互相指责的事就发生了。我一看情况不对，立刻站起来给大家讲了一番话，他们说我那时候脸色铁青，面色凝重。
我主要说了三点：第一个，最核心的问题，不能互相指责。刚才的直播有点乱，问题很多，不要紧，现在是早晨，还没有多少观众看，从现在起，我们马上改进。但如果自己先乱了阵脚，互相埋怨，那就真的完蛋了。这个直播没什么大不了的，完全能够成功。
第二个，我们马上分析原因，找出问题，尽快解决。
第三个，需要我们凤凰解决的，我们一定全部解决。我现在就去打电话，一个个落实。
接下来的情况就比较顺利了。
第二部分电视的魅力在于过程的美丽（3）
那一次直播确实让我感到电视的魅力。使我对电视的表现力、影响力有了新的认识。只要策划得好，电视能表达出你内心的很多东西，因为它呈现出的状态与我们的生活最接近。它通过图像、语言、音乐、文字，四种信息触动人的感官，有点狂轰滥炸的感觉，想不被打动都难。
《生命20小时》，凤凰最大的贡献就是策划，什么叫策划？策划除了把一个正在发生的事情用好的角度表达出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无事生非。这是策划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我搞节目策划，一是敢想，二是敢说。老板和院长大人不计小人过，反而对我的建议比较看重。我这么做，一是性格使然，二是我跟院长很熟。凤凰卫视里喊他王老师的很多，但是要论这个师生关系最近的，那就是我。
为什么是我？我是他带的七八个研究生当中的一个，而我那一届，他只有我一个研究生。坦率地说，王老师虽然是我的老师，我也非常尊重他，但我们的出身、思想都完全不一样。王老师出身名门，我出身草根，有非常穷苦的童年。王老师热爱行动，我喜欢闭门思考；王老师是行万里路，我喜欢读万卷书；王老师对社会的方方面面懂很多东西，我最关注的只是人文情怀的东西。
我大学毕业后，在安徽省文联工作。我对哲学、美学和后现代主义文学感兴趣，写过很多东西，在20世纪80年代还编过一个思想比较激进的杂志，叫做《百家》，主要从事哲学研究和一些文学批评。我到了广播学院读研究生的时候，没有分专业。我对电视兴趣不大，却经常在学校发表文章，在校报上写西方学科简介，每期一万多字。实际上是介绍法兰克福学派、符号学、叙事学，电视学反而学得很少。所以我在广播学院跟学院主流的路子完全不一样。他们扛着摄像机，胸怀全球，我恢复到自己的一个小小的自我，每天想的都是哲学理论。但是阴错阳差，我后来成为王老师的研究生，是因为他当时是一名年轻的老师，他把好的学生都让给其他的老师了。我呢因为不大着调，别的老师也没看上我，所以我们俩人走到了一起。王老师第一句话就告诉我说，刘春以后别老往社科院哲学所跑，那个东西已经有无数人在里面成功了，中国的电视却是一块等待开垦的处女地。
他说话一贯是那种气吞山河的样子。他感染了我，我对电视的兴趣大了起来。
做电视以后，我把人文情怀与电视的一些实施手段结合起来，反而产生了很好的效果。体验到了欣悦的感受。特别在节目创意上，想出了一些好点子。《生命20小时》的直播故事，给我的启发就是，我们的生命在于创造，电视的生命也在于创造，设计策划的一个主要功能就是无事生非。我们直播中掺进了很多元素：两岸三地的元素，生命的元素，还有许多悬念。说书人讲故事为什么比普通人讲得好呢？就是有策划，什么时候让人笑，什么时候让人哭，什么时候抖包袱，都是根据人的情感变化事先设好的埋伏。你只要进入这个悬念的伏击圈，就必然中弹，心中最柔软的地方会被击中，成为策划的俘虏。
我越来越感觉到电视台的节目策划设计是非常重要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电视台里面非常需要的是创造性的劳动，就是你必须有崭新的思维。要突破电视里既定的、固有观念。
第三部分没人看的时候月亮还在那里吗？（1）
邱伟华说求新：就像溪水流过山石
你不看它，它也在那里。
你必能看见它，因为它在那里。
在海滨广场九层，资讯台忙忙碌碌而又十分安静地在人们眼前展开。在主播台冷光灯的强烈映照下，办公区的暗淡变成一种悦目的蓝，像干净的海。这种明暗关系，恰好也暗喻了主播与主编的关系，一边是阳光，一边是大海，阳光不在，大海平淡无奇，显得沉闷；阳光明媚，大海气象万千，波翻云诡。资讯台像是早已习惯了这样的明暗关系，日复一日地运行。明亮的主播台就是他们的人造小太阳，他们每天对着自己的太阳顶礼膜拜，日出而作，日没而息。这里就是程鹤麟形容的“所有的电视频道里头脑最简单脾气最温顺的频道”。对编辑们来说，它的确是一个声画背景，人们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开风气之先，在新闻史上写下“第一”二字并不难，难的是把这个开创性的工作进行到底，“我走的是一条前人从未走过的道路，而我的所作所为却会成为后人的前车之鉴。”没有人会告诉你怎么办，干什么，你要立规矩，搭框架，建立一整套运作模式。
经过一番折腾，资讯台不再是一个概念，一群人，一片办公区，而是一个有机有序的整体，一个初出茅庐的美少年。
据介绍，资讯台仅凭光纤网络采集、编辑及播出系统，就让一向自诩技术先进的美国、日本同行都来参观了几次。负责开发这套系统的凤凰卫视副总裁级人物王酉年一谈及此事就有点手舞足蹈。
列一大串第一当然痛快，问题是，扩大地盘，招募员工要花钱，天上买转发器，地下买新闻资源也要花钱。美联社、BBC、Fox News的画面和文字，哪一段也不吃素，都要白花花的银子买下。更让人难堪的问题还在后头，资讯台在大陆一直落不了地，也就是说，他们的信号发向天空，就成了没娘的孩子，四处流浪，自生自灭了。大把大把的银子撒到天上，就不见了，消失了，无影无踪了。
一个无法落地的电视台，无法争取广告，很难活下去。于品海早先就痛定思痛地说过，“在华人社会的媒体世界里，任何一个想赚钱的跨地域媒体若是缺少了中国大陆市场，最后都是要关门的。”
2002年6月，凤凰卫视的财务报表显示，亏损1。6亿港币，这恰恰是资讯台的资金投入数额。可以说凤凰的亏损完全由资讯台所累。
要求关闭资讯台的呼声是从凤凰内部最先传出的。董事局当时有两种意见，一种是暂时停止资讯台的运作，等大陆允许境外新闻频道落地时，再办起来不迟；一种是减少节目、播出时间和人员，让资讯台变成试播状态，静观待变。这两种意见刘长乐统统不同意。他的理由是，大陆的政策正在一步步放开，只要这个台在，它就能保持一种态势，就有落地的希望，但是如果资讯台不在了，或是处在休眠状态，这个事恐怕就结束了，连对话的基础都没有了。
生命中大部分最令人开心和大部分最令人失望的事，都是源自你对金钱的决定，究竟是体验心灵宁静还是焦虑不断，要看你是否能把钱用好。
把钱看成目的，还是把事业看成目的，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生观。刘长乐说，钱是什么？是流动的水。谁能把水留住？放在地上，它流走了；放在容器里，会干涸；即使喝到肚子里，它还会溜走。既然留它不住，何不顺水推舟，成全我们的事业？我们决不能因为图一时利益，而放弃原则。换个角度看，如果此时放弃资讯台，那么投进去的钱不就颗粒无收么？何况我们并没有穷到揭不开锅，我们还有9000万美元的现金，完全可以支撑一阵子。
那一阵子，凤凰资讯台的员工日子难过。刘长乐的日子更难过。程鹤麟回忆说，他的欢乐是能看出来的，他的痛苦是我猜出来的。当时，经营状况那么惨的时候，他在所有的大会小会上，只要提到资讯台，永远是一句话，办得很好。其实初创的时候我们办的不怎么样，但是他说，办得很好，高水平。所以我回过头去就会对弟兄们讲，老板对这个资讯台整个频道评价很高。我觉得他对资讯台就像对他的孩子一样，他50岁时得了这个孩子，那种钟爱，可想而知。他曾经说过一句话：我真想当这个资讯台台长。有一天，一个朋友对他讲，你这资讯台非常好，你得坚持办下去。我看见，他复述这句话的时候，眼圈红了。
事实上，2002年的时候，资讯台在强大的财务压力和舆论压力下，还是裁了一批员工。裁员的时候，刘长乐没有在家，有人说，他是躲了出去。有可能。刘长乐在为人上讲究义气又失之心软，看破红尘而不愤世嫉俗，三教九流都是朋友，四海之内皆兄弟，不到万不得已，决不会出此下策。因为财务问题而裁员，在刘长乐的内心深处，是绝不愿意接受的。他事后对人说，以后我绝不再裁员！
有人问程鹤麟，如果资讯台不办了，你怎么办？程说，我还真没有想过自己怎么办，只是想，当时咱们招人，把理想说得那么光明宏大，弟兄们相信咱们，辞了职投奔咱来了，可是咱们突然说这个台不办了，叫我怎么有脸面对他们呢？他们的生计怎么办？
节目落不了地，自然就没什么广告。没有广告不是更好吗？节目永远干干净净，不会有那些大声小气，莫名其妙的东西打扰我们看电视、看新闻。不对。对于一个商业电视台来说，你的节目没有广告，就意味着别的节目在养活你，就意味着你碗里的饭是别人分给你的，在人家是慷慨，在你就是惭愧。
第三部分没人看的时候月亮还在那里吗？（2）
资讯台的哥儿们姐儿们有的时候想想，资讯台的屏幕最亲切也最残忍，干净得让人不忍面对。程鹤麟脑子灵，为大家想出一个自我安慰的借口：虽然名为资讯台的人，但与中文台是同一个老板，同一个节目主管，他们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