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虎藏龙-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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卧虎藏龙 作者：王度庐
序 徐斯年
一
2001年，李安执导的电影《卧虎藏龙》一举荣获多项奥斯卡奖，此前还在世界各地捧下十四种奖座。美国上映该片仅七星期，票房收入就高达3760多万美元！它所造成的轰动效应之一，便是让观众发现了一个名字——王度庐；身为小说作家，他被历史遗忘已达半个世纪！
李安说，他拍武侠片“其实是对古典中国的一种向往”。武侠世界的非现实性，使他可以将很多内心体验“加以表象化、具体化”；而这里所蕴涵的爱、恨、情、义，又是具有永恒性的。他又说，自己之所以被王度庐的原著吸引，是因为以往武侠作品多以男性为中心，而“这里却出现了很有趣的女主角”——玉娇龙，她“才是真正性格上的英雄”。李安的上述见解，可以作为解读本书的一把钥匙。
但是《卧虎藏龙》原著的社会背景更为广阔，人物关系、矛盾冲突更为尖锐复杂，故事情节也更为曲折迷离。玉娇龙和罗小虎的性格，比李慕白和俞秀莲更富叛逆性和冲创性（the Power）。后者那种被压抑的情感，在他们这里得到了火山爆发般的喷放：后者的终身遗憾，在他们这里得到了“补偿”；然而，他们也没有进入“自由王国”，他们的痛苦，竞比那两位前辈更加摧心裂肺。
二
玉娇龙具有极其顽强的生命力和生命意志。但是她的性格又十分复杂：善中带恶，亦正亦邪，工于心计而又幼稚天真，尖刻狠辣而又优柔寡断，极富叛逆精神而又难以挣脱传统、战胜“自我”……这种性格通过盘根错节的矛盾冲突展现出来：她在八方受敌的处境之下，以四面出击的姿态，成为各种冲突的焦点、各组矛盾的主要方面。
玉娇龙首先面对的，是一股非常强大的侠义势力，其中包括李慕白、俞秀莲这样的“白道大侠”，铁贝勒、德啸峰、邱广超这样的“贵胄之侠”，以及刘泰保、蔡湘妹、史胖子、猴儿手等“闾巷之侠”。玉娇龙与他们结怨的近因，在于她的偷盗青冥剑和纵容耿六娘，并且因此而犯下一个无法弥补的大错——杀死湘妹之父蔡九。这既反映着她的任性和善恶不分．又透着一股不服“权威”管辖的“邪气”
（侠义道中的三类人物．对这“邪气”的态度是并不一致的）。从整体上看，玉娇龙与他们的冲突属于“善”与“善”的矛盾，是一个“互相认识”、“化敌为友”的过程。
玉娇龙与耿六娘形成既互相利用又互相挟制的关系，因而其中也蕴含着冲突，这在本质上是善与恶的冲突。她女扮男装闯荡江湖时与那些武林豪客、黑道匪类的争斗，也属于善与恶的冲突。李慕白、俞秀莲、孙正礼的“搅局”和她本人的任性，使这种矛盾更加复杂化，以致玉娇龙自己反倒成了“白道”侠客的大敌。李慕白斥责她“杀人放火”，主要指的就是这一阶段的行为，这种指责显然不够公允。
直接造成悲剧后果的，是玉娇龙的婚姻．主要矛盾是她与鲁君佩的冲突，鲁君佩的背后则有阴险的费伯绅等。这是一股有权有势、十分毒辣的邪恶势力。他们主要并不凭藉武力，而是看准玉娇龙的弱点，以她父兄的身家性命为挟制筹码，以她的天伦之情为打击重点，迫使天不怕、地不怕的玉娇龙不得不就范。围绕这对矛盾的是玉娇龙与家庭、与罗小虎的关系，这两层关系中也都包含着冲突。深爱着罗小虎的玉娇龙．为什么又肯接受“父母之命”？武功绝顶的玉娇龙，为什么要靠罗小虎的“强盗办法”才能脱离鲁府？她为什么必须设计如此复杂、诡秘的跳崖之计，来摆脱贵族社会的羁縻？这一切都可归结到一个答案：外部敌人不在话下，玉娇龙最难战胜的倒是“自己”，既包括自己的贵族身份、素养和观念，也包括自己与贵族家庭、上层社会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更包括自己的孝心和亲情。
传统武侠小说，着力宣扬的多是建功立业、除暴安良之类属于“外部范畴”的价值行为和观念，而对侠者的“内部世界”则普遍缺乏关注。王度庐研究过心理学，他不仅把玉娇龙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更把她作为一个具有复杂心理结构的“人”来描写。玉娇龙捍卫的主要不是那些“外部价值”，而是“爱的权利”，实质也是“人”的权利、心灵自由的权利。作者从这一点切入人物内心，着力渲染玉娇龙那种深入骨髓的孤独感。
书中第一次写到这种孤独感，是十六岁的玉娇龙随着父母从伊犁返回且末时，她有一种“如被囚在笼中的小鸟”似的心态。这是一种无人 “囚”之，却油然而生的“自囚”感：此时她身边的“外部生活”并未主动对她的“自由意志”施加抑制和压力。这种心态，在形而下的意义上，是对隐私里的草原生活、浪漫爱情的顾恋，而在形而上的意义上，则是“灵与肉（不应简单地阐释为肉欲）”的冲突在她“内部生活”中的发酵，是“灵”的觉醒和求索。
当玉娇龙经历一系列的争斗、挫折、挟制、屈辱之后，虽由罗小虎替她制服了鲁君佩，她却仍旧感到十分凄凉、颓唐。此时，作者又大力渲染她的孤独感：
“玉娇龙，这貌美多才，出于名门的玉娇龙，现今已被人目为一个可怕的东西。……赤手空拳揣着一颗受伤的心，可往哪里去呢？”这种无处可以立身的孤独感，与四年前在新疆的心态不同，它是真正被囚的“囚徒心态”，而且怀着鲜血淋漓的心灵创伤——人生最大的痛苦，不正是得不到人们的理解吗？然而，八方受敌的境遇，恰恰促进了玉娇龙叛逆精神和生命能量的积聚，酝酿着更加激烈的爆发。
三
但是，爆发之后，玉娇龙还是没有摆脱寂寞心境。当她“头也不回”地挥鞭离开罗小虎时，伴随她的仍是凄清和悲凉。这又是一种孤独，获得自由之后的孤独。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玉娇龙自己酿造的，但它又意味着生命力为克服内敌、外敌而进行的斗争不会停止，意味着生命力将向新的高度飞跃、突进——孤独者的生命意志和生命力是无比旺盛的，她是真正的强者。
“一朵莲花”刘泰保，又是一位具有旺盛生命力的人物，但他缺乏 “灵”的追求，没有玉娇龙似的孤独感。作为北京城里的“混混儿”，小说里的刘泰保有着不少咱们中国的“国民劣根性”。“酒、色、财、气” 四字：他全沾边，虽然“色”常表现为想人非非的白日梦，
“财”仅限于赌场上的少输多赢。他又好吹牛，死要面子，善用精神胜利法对自己的失败进行自我安慰，很有几分阿Q相。然而，这是一个生龙活虎的、相当清醒的“阿Q”
（就此而言，他又有几分近似金庸笔下的韦小宝——当然没有后者那些好运气）。他在大节上并不含糊，是个明是非、有骨气、有智能、有血性、肯为朋友两肋插刀的汉子。尤其是他那虽屡战屡败仍屡败屡战、遇事“咬住不放”的“青皮精神”，委实值得赞赏！初见蔡湘妹，他有一段“自我介绍”（见第一回）；被铁贝勒辞退时，他有一段“告别词”（见第四回），都是掷地有声的“混混儿宣言”。
刘泰保又是一个结构角色，全书主要情节都是经由他的推理和行动而得以层层演进的。他的归纳演绎能力颇强，虽然第一个演绎（以蔡九父女为盗剑者）是错误的，但这条错误的线索毕竟把他带近真正的“嫌疑对象”，并且使他得到了一个称心如意的老婆。尽管他的判断仍走过不少弯路，但是其观察、分析事象的细密，
“反侦察”手段的机智（例如擒伏、利用“长虫小二”），
“正面试探”行动的大胆，都显示着这位热衷于“出名”、“捞面子”的混混儿，确实不乏智慧、经验和能力。在武艺上，刘泰保是被动的，是弱者，然而在谋略上，他却步步为营地转化成了强者，以至令整个九门提督府惶惶不安、愁眉莫展，连年都过得忐忑而惨淡。
刘泰保的行为动机是复杂的，起先他想借玉娇龙的事“出风头，露一露脸，好找一碗饭”；但是随着情节发展，闪光的方面也逐渐显露出来。他的屡败屡战，小而言之是要替自己恢复名誉、为岳父报仇；大而言之，是要维护正义，打抱不平。当然，他对“正义”的认识也是逐步深入，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的。这认识的转变，始于追踪罗小虎并进而同情小虎的身世和爱情。此时，刘泰保的愤怒转而指向鲁君佩和下嫁鲁府的玉娇龙。直到发现玉、罗情缘的悲剧性和崇高性之后，他的“认识过程”方告结束，夫妻二人及其“哥儿们”，于是成为玉、罗的坚决支持者。也正是在这个关键点上，显示出了“闾巷之侠” 与铁贝勒、李慕白等“贵胄之侠”、
“白道大侠”的明显反差。
正如刘泰保嘲笑“大英雄”李慕白时所说的：
“幸亏还有我们这一伙不是英雄的！”这里显示着一种“平民精神”，鲁迅先生说得好：
“诚然，老百姓虽然不读诗书，不明史法，不解在瑜中求瑕，屎里觅道，但能从大概上看，明黑白，辨是非，往往有决非清高通达的士大夫所可几及之处的。”（《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至九）》）
四
王度庐出身于北京旗人家庭，自幼习染着与满族风情混为一体的京味文化。他把对于老北京城及其风土人情的体验糅人本书，为读者展现出一幅又一幅生动的“京味风俗画”。
本书并非历史小说，但是作者对清代北京地理的描述却很精确。当时的北京，除了皇城、紫禁城，还有内城、外城之分，内城全由八旗按区分驻；又有“东富西贵北贫南贱”之说，指的是内城东部多富户、西部多贵胄、北部多贫民，而南城（即外城）则聚居着以汉族为主的各色平民。作者把九门提督王府“设置”在鼓楼西大街的正黄旗驻地，这是有文献依据的；往西，有邱广超府；向北，偏僻的积水潭一带居住过蔡九父女，由此出德胜门，就是夜战耿六娘的土城。有趣的是：王度庐把丐头“长虫小二”的“据点”安排在鼓楼以南的“后门里”，其实这是王氏故居的所在地，属于镶黄旗；往东就是铁贝勒府和刘泰保婚后的住宅；德啸峰府则在东南面，属于正白旗。以玉娇龙为中心的许多故事．都发生在上述区域。
外城前门大街与骡马市大街的交叉点是珠市口。作者让罗小虎在此落脚；他与刘泰保打架的“绮梦楼”，就在东面的“八大胡同”；西北方向有煤市街，杨健堂的全兴镖局设在这里，蔡湘妹也曾在此暂住；附近的“打磨厂”是一条著名的长街，镖局和铁匠铺最多。与江湖人有关的许多故事，多发生在这个地区。
清代北京城由四重城墙层层包围，平民百姓不能进入紫禁城和皇城，所以内、外城两大区域之间以及对外地的交通，必须经由“内九外七”十六座城门。本书所写人物活动的交通路线，都严格遵循这一制约，经得起历史地图的检验。
满族文化有其特色。从玉娇龙的家庭生活，读者可以看出旗人对女孩的管束比较宽松；
“小姑当家”的风习，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