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86-千万别教坏孩子-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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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也要教育孩子树立较强的自我保护意识，尤其是要学会说“不”。当有人尤其是陌生人约自己到较偏僻的地方去时，一定要坚决拒绝；当侵害到来时，一定要想办法逃脱，并积极寻求帮助。此外，还要自觉增强法制意识，在侵害发生后，要能够和犯罪分子斗智斗勇，用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的正当权益。要知道，施暴者永远只是极少数人，而任何人，不管他是同学、老师、校长或家长，只要他们违犯了法律，就都必将要受到惩罚。
同时，还要培养孩子的非暴力情感，使孩子不会因为崇尚暴力，而加入校园暴力团伙。在家里，应推行清楚而不是模棱两可的原则：不要伤害他人！这对全家人都适用。当孩子对他人使用暴力时，家长不应对其进行任何形式的体罚。家长应首先给受害者密切的关注和亲切的照顾，而不给攻击者。然后，使攻击者清楚意识到受害者是怎样感受暴力的：“这样做真的伤害了别人。如果有人这样对你，你也不会高兴的。”这是培养孩子具有同情心，能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的能力。随着孩子的长大，当他变得很少以自我为中心，并有了更强的语言能力时，他就会开始理解攻击别人将会怎样的伤害别人，并且伤害自己。
第二辑 倡导法制精神这个问题真的没有答案吗？
当这个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提出时，我们曾经慷慨激昂指点江山的自信，尴尬地消失了；曾经红光满面浩气荡漾的神情，难堪地冻结了；曾经壮怀激烈笑傲江湖的勇气，羞辱地早谢了。
最近，我读到了一篇题为“最后一个问题”的文章，作者是北大法学院的学生。文章说，入学之初，他参加了学院某位经常参加央视“社会经纬”“今日说法”嘉宾讨论的教授举办的“正义与司法建设”讲座。在讲座就要结束时，一位旁听的女孩争取到了提最后一个问题的机会。
她说，自己的哥哥只因为和一位售货员争吵了几句，竟“惨死在有权有势的人的手中”，而她走遍了所有她认为能“申冤”的地方，也没任何人给她一个明确的答复。于是她问：“老师，您能不能告诉我，我要到哪里才能找到您所说的那种正义？”
在女孩和作者的共同期待中，教授回答说：“很抱歉，我很难给你一个满意的答案，因为这样的事实在太多了……”女孩流着泪走了，而这一幕留给作者的印象却是：“这就是我在法学院听的第一场讲座。我真的希望它不是我变得麻木、习惯与熟视无睹的开端。”
精粹的理论、高尚的理想、真诚的信仰，在无情的现实面前碰得粉碎。这固然是这位教授的无奈、难堪与悲哀，也固然使这位学子感到震惊、疑惑和痛苦，但更重要的是，它像一把闪着寒光的刺刀，直直地逼向所有施教者的良知，冷峻中不乏讽刺的喝问：三尺讲坛，是否是真理与正义的源泉？
在这丝毫不容置疑和回避的喝问声中，我相信，纵然有许多人包括这位教授，能找出种种冠冕堂皇的理由来解释，却永远也不会有人能给出一个毫不含糊的标准答案———即使从理论上说，这类问题本身非常简单。
我不知道这是否是孔子“述而不作”的教诲，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态，或“莫偏乎左，莫激乎右”的中庸思想影响的结果，使这些“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们收敛了张弓射虎的勇气、投鞭断水的豪情，而只知道当这个也许在现实中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提出时，我们曾经慷慨激昂指点江山的自信，尴尬地消失了；曾经红光满面浩气荡漾的神情，难堪地冻结了；曾经壮怀激烈笑傲江湖的勇气，也羞辱地早谢了。
英国学者卡莱尔在《文明的忧思》一书中说，逻辑之箭相对于耐久的皮肤和粗糙的事实是无能的。其中传达出的无奈的凄凉，曾使我陷入了久久的沉思。而今，在本文开头提到的这个关于最后一个问题的故事，和由此而联想开来的、无数发生在我们三尺讲坛上的、似乎同样没有答案的问题，更让我感到了身为教师和学者的悲哀———而这些恰恰是学生非常感兴趣，且经常向教师提出，并最能在思想品德上给予其深远影响的东西。
比如对社会上种种违法、不道德、不公正现象的看法，在现实生活中教师自身的种种实际作为，对所讲授理论尤其是思想政治理论的亲身实践情况等。当这些问题提出时，我相信，所有教师都真心愿意说出理论上的所谓“标准答案”，但当他们将目光投向现实或者自身行为时，随口而出的答案又往往是隔靴搔痒，甚至如这位北大教授一样难堪地回避了。
数千年来，“学高为师，德高为范”，一直是为师者的基本原则；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更替为师者圈定了具体可行的标准。然而，对照我们在现实中有意无意地回避诸如此类的、似乎没有答案的问题时的言行，我不能不说，“学高为师，德高为范”的原则和“传道、授业、解惑”的标准，已远远不够。因为在现实面前，学与德和单纯学识上的传道、授业与解惑，都并非实际的作为。而没有实际作为的理论，即不敢实践的理论，永远也不能成就它真正客观、公正、伟大的真理性和正义性。
从这个意义上说，学高不足为师，行高才可称范。所谓师者，非言行一致者不能为。惟其如此，为师者的无奈、难堪与悲哀才会不再出现，而学子们的震惊、疑惑和痛苦，也才会逐渐减少，从而在三尺讲坛上，没有答案的问题，最终蜕变成没有问题的、标准而完美的答案。
教育指南
在我们的实际教育生活中，类似的故事，实在是太多了，也许多得难以计数。作为老师，可能你也不只一次有过这样的遭遇，并且像那位北大教授一样尴尬。而其实，即便你是一位家长，你又何尝没有遇到过类似的事情？只是，向你提问的不是学生，而是你自己的孩子。
那么，当遇到这类事情时，又该怎么办呢？是像这位北大教授一样，选择回避还是直面问题，即便自己拿不出可以让提问者满意的答案，也不妨与他一起讨论，为什么自己拿不出答案？也许，讨论进行到最后，一样找不到所谓“真正的答案”，但是，至少你敢于面对了，至少让提问者知道，他的提问为什么很难找到答案。这样，你其实是引导着提问者，去思索一些更深刻的东西。
可是，遗憾的是，很多家长、老师，却都像这位北大教授一样，回避了提问者的目光，像鸵鸟一样，把头羞辱地埋进了沙子里。当你这样做时，你可能并不知道，你可能把提问者最后的一丝希望轻易地抹杀了。每一个人，只要有希望在，就总会有继续探寻答案的信心、勇气、动力；假如希望不在，或者完全破灭了，那么，他所能够得到的，将只有痛苦的眼泪。
因而，如果你作为被提问者，假如再一次遇到了类似的事情，不妨像我说的，坐下来，与提问者一起讨论，哪怕讨论的结果并太不理想，也一定要做。因为这样，你至少给了他一点点继续寻找答案的信心、勇气和动力。
第二辑 倡导法制精神勇告教育部的高中女生
栾倩、姜妍、张天珠们，已经开始成长为一代正在发出自己声音的新人，她们的所作所为，也正在化成一种看得见也摸得着的力量，开始影响着社会的前进方向。
2001年8月23日，3名当事人，青岛一中高三年级4班应届高考生栾倩、青岛铁一中高三年级4班应届高考生姜妍、青岛十五中高三年级9班应届高考生张天珠，在她们的代理律师李强、杨培银的陪同下，依照法定程序，直接到最高人民法院申请立案，状告教育部在高考问题上的地区歧视政策。可是，鉴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她们的申请被驳回，教育部的地区歧视政策依然继续，北京、上海等地的高考录取分数，依然远远低于山东、河南等内地省份。
尽管如此，认真思考这起由3名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女生直接引发的案件，我还是认为，在她们身上呈现出的五种精神，值得关注和思考。
精神一：敢于“第一个吃螃蟹”。
就本案来说，全国考生的受教育权不平等是客观存在的。教育部根据不同地域范围对招生人数的限定，使不同地域的考生被划分成了不同的等级，而各等级间差别之大，令考生感觉不公。可以说，自1978年恢复高考制度以来，这种不公就一直存在，但并没人敢站出来说“不”，而全部是“打掉牙往肚里吞”。现在，青岛市的3名女生不但站了出来，喊了出来，更付之以寻求公正的行动，这种精神自然弥足珍贵。
精神二：追求平等权利已不限于思想意识，而是付诸行动。
追求人人平等的权利，是所有崇尚自由、民主、文明的人的必然理想。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在保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在诸多社会领域中，的确还存在着一些被平等遗忘的角落。高考的等级制就是其中之一。从前，对平等权利的追求，大多停留在思想意识层面，很少有人直接付诸行动。3名女生终于打破了僵局，实在可喜可贺。
精神三：拿宪法论理。
在西方发达国家，拿宪法论理，是公民们常用的依法维权办法。因为作为国家第一大法，宪法的精神是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能违背，且必须无条件遵守的。这样，即便现行法律没对某一方面做出认定，也一样可以遵照宪法的精神作法理上的推论，并以此为据，采取行动。3名女生正是拿宪法赋予的公民平等享有受教育权这一精神，作自己的法理依据的。这种拿宪法论理的精神，正是国人所欠缺的素质，尽管在现实国情下，这种做法有着一些阻力。
精神四：要管他人的“瓦上霜”。
“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这种观念在很多人脑海中根深蒂固。而一向被认为索取多于奉献、自私多于合作、嬉皮多于实干的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一代，更以其新新人类的形象，被认为只会“自扫门前雪”。然而，3名女生明知自己即使胜诉，也无法享受由此带来的利益，却依然不屈不挠地寻求公正的行为，却又以铁的事实证明，她们要管的正是他人的“瓦上霜”。
精神五：对成败坦然面对。
在3名女生状告教育部的有关报道中，我注意到了这样一个细节：对此次诉讼，3人均表示无论成败与否，她们都将尽全力争取。栾倩说：“我们勇敢地站出来提起诉讼，就是一种胜利。”如果败诉了，张天珠的态度是：“成才之路千万条，我们会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去发展。”很明显，这是一种对成败坦然面对的精神。十七八岁的少年思想如此深刻，行动如此理性，值得我们高兴。
综合呈现在3名女生身上的这五种精神，我认为，栾倩、姜妍、张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