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华文化侵略-第4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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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佛教、神道教外，靠着军事武力的庇佑和开道，日本的基督教也纷纷登陆，在中国迅速地、大规模地展开活动，如1938年，圣教会来上海，日本基督教“迈吉斯特”（原文メソヂスト）教会来天津，1939年，基督教“自由迈吉斯特”（原文自由メソヂスト）教会来北京，救世军来济南。接着，日本基督教则有东亚传教会、日本基督教会、日本组合基督教会、日本迈吉斯特教会、日本西部“纳匝伦”（原文ナザレン）教会、“基尧麦”（原文きよめ）教会、圣教会等也纷纷来华，日本基督教会有二十个教派，其中在中国设有教会的有八个。根据东亚研究所编《日本在支文化事业》一书中《日本基督教各派在支教势一览表》的统计，这些基督教教派在中国各地设立了四十八个教会或教会支部，其中绝大部分是在1937年七七事变后设立的，设立的主要地点均在中国东部大城市，其中北京、天津、上海、青岛、济南五地最多。　　　　
　　　　除了日本的宗教大举登陆中国外，日本还对中国原有的宗教组织加以严格控制和管理，在日本军方的支持和授意下，一些附逆宗教人士成立了若干宗教组织机构，表面上由中国人任“会长”，但均有日本人做“顾问”，主要有：　　　　
　　　　一、同愿会，地址在北京，会长是夏莲居，另配“日本人顾问”十名，主要负责将僧人送往有关的佛教学院训练，并将训练过的僧人派往各地的中国寺院。经费由伪“临时政府”和“兴亚院”承担，其中1939年由兴亚院拨款十万元。　　　　
　　　　二、中国回教总联合会华北总部，地址在北京，1938年2月成立，会长是王瑞兰，顾问是高垣信造。成立六个区，即北京区、济南区、太原区、张家口区、包头区、河南区。经费由日军“特务部”提供，并受日军特务部的“指导联络”。　　　　
　　　　三、“中支宗教大同盟”，地址在上海虹口路。为日本人独立开设。分为神道部、佛教部、基督教部、总务局等四个分支机构，该组织的直接后台是日军特务部，后来交由兴亚院监督管理。　　　　
　　　　总之，在日本侵华过程中，日本的神道教成为“侵略神道”，日本的许多佛教宗派离经叛道，堕落为鼓吹战争和杀人的佛教，许多基督教的派别也被拖下战争泥潭。日本宗教在日本侵华战争、在对华文化侵略中的所作所为，在日本现代宗教文化史上留下了可耻的篇章。后记　　　　
　　　　五年前，也就是1999年7月，我的《“笔部队”和侵华战争——对日本侵华文学的研究和批判》一书，作为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精品工程项目”的第一本，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我在该书的后记中提到下一步我打算研究自鸦片战争至抗日战争结束百余年间的中国国难文学，书名暂定为《中国近现代国难文学史》。在同年9月举行的《“笔部队”和侵华战争》出版座谈会上，面对与会的四十多位专家学者和各媒体的编辑记者，我又说了这样的话：　　　　
　　　　现在，我正在为《“笔部队”和侵华战争》的姊妹篇——《中国近现代国难文学史》——收集和消化材料，计划到2001年底完成。我还准备在《“笔部队”和侵华战争》这本书的基础上，将研究范围由文学进一步扩大到文化领域，写一本题为《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的书。（见《中国教育报》1999年9月26日第2版）　　　　
　　　　


第四部分：在华情报组织、情报搜集与文化间谍活动日本宗教在沦陷区的宗教侵略（4）

　　　　这是一个郑重的承诺。2001年初我将《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申报了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十五”规划中的研究项目，不久就作为历史学重点研究课题得到批准立项并获得资助。为此，我要郑重感谢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及负责人王新华、李建平先生，感谢历史学科评议组的专家学者们。他们把这个属于历史学的研究课题交给我这个文学学科出身的人来承担，是对我的信任。没有北京市社科规划办的立项资助，这个课题的研究将不会像现在这样顺利。　　　　
　　　　后记正如当时我所预料的，这是一个特别需要资助的项目，因为所需资料绝大多数都是20世纪上半期的日文旧书，而且在国内有关图书馆只能查到一部分，大部分需要从日本各图书馆借阅。数万元的研究经费，对研究的推进大有帮助。我首先在国内图书馆查阅了有关资料。其中，在母校北师大图书馆的日文藏书中发现了许多有用的书。后来，妻亓华赴日本东京任教一年，帮我查到并复印了部分资料。2004年3月我来日本京都任教后，对相关书目又做了进一步充实补充。我通过大学附属图书馆的各种索引系统，进一步充实完善了我此前列出的相关书目，虽然还无法彻底做到我所理想的“竭泽而渔”或“拉网式排查”的程度，但我相信这些书完全可以反映出日本对华文化侵略的各个方面。所幸日本图书馆的信息服务系统相当先进，各图书馆之间图书信息交流非常密切，这使得我可以通过京都外大附属图书馆的情报服务中心，从日本各地图书馆“注文”（意即预借），对方在一周左右即以有偿邮寄的方式将书寄来，对读者来说十分方便。只是按规定这些书均不可复印，不可带出本大学的阅览室，并要在限定的时间内归还。我只好将电脑带进学校的阅览室，边看边写。这样被陆续寄来的一批批的资料驱赶着，讲完课就钻进图书馆，着实有些辛苦和紧张，却也因此而提高了工作效率。此外，我还注意充分利用日本的旧书店这一独特的学术信息资源。我曾专程去东京，用了三天时间逛了著名的神田书店街上的约五十家书店。那里的旧书店号称有一百二十多家，其中大部分是经营学术书和专业书的。由于日本的学术书印数很少且价格昂贵，使得许多藏书者在用完之后，愿意转手卖给旧书店，这十分有利于学术资料的流通与共享。日本不少学者教授也十分重视从旧书店里获取珍贵材料，以补充图书馆藏书的不足。我在神田书店街一次买了六十多册书，其中有几册对本书的写作很有用处。另外，京都的丸太町、四条河原町一带的几家旧书店学术书籍也很丰富。总之，我通过各种途径查到的、与本书有关的日文原始资料单行本有一百多种。我尽量充分地阅读和消化这些材料，同时本着去粗取“精”、甄别主次、突出重点的原则，筛选出有代表性的材料加以重点评述和研究，以免面面俱到地堆砌罗列材料而使一般读者感到沉闷。但同时也充分考虑到作为学术著作，缺乏可读性的某些珍贵资料也应该充分利用，故书中不少地方大段地、完整地将原文翻译出来，有些章节还使用了若干统计表格，这些都是为了“用事实说话”，强化本书的史料价值。　　　　
　　　　本书从发想、到立项、到写作完毕，五年过去了，我终于按照预定计划完成任务。准备了五年，其中执笔写作用了十个月。真是“五年计划，十月怀胎，一朝分娩”，从心底里生出“如释重负”之感。几年前，日本著名作家、在中国也颇有影响的山崎丰子女士在《〈大地之子〉和我》（1999）一书中，曾谈到自己耗时八年写完多卷本长篇小说《大地之子》时的心情，她说书斋的写作生活简直就是在蹲监狱。有一天终于写完，不由高兴地大叫：“完结！万岁！出狱！”我对山崎丰子女士“出狱”的感受倒没有多大共鸣，但写完一本书确实有一种“解放感”。相信这是所有著作者的共通感受。　　　　
　　　　实际上一本书只是写完了，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问世”。“问世”是以公开出版为标志的。本书的出版早已经被我的老友、昆仑出版社的张良村先生“预订”了。张兄以他那博士的博学和编辑的眼力，认定拙作有出版价值，并愿意将五年前出版的、现已脱销的《“笔部队”和侵华战争》一书的修订本，与我的新著《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学者、文化人的侵华战争》和《日本右翼言论批判——“皇国”史观与免罪情结的病理剖析》一起，作为“三部曲”纳入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研究丛书，作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图书，一并出版发行。　　　　
　　　　拙作能够在这个时候同时出版或再版，可谓生逢其时。60年，在人类历史长河中还较短暂，但对个体人生来说已经差不多就是“一辈子”了。现在我们有责任将60年之前的日本对华文化侵略的历史加以系统的呈现，否则历时弥久，人们对这段历史的感受就缺少切肤之痛。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讲，我希望本书能够填补中日关系研究和日本侵华史研究中的一个空白，填补一般读者历史知识中的一个空白。此外，如果本书能够对中国近代国难史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有所裨益，我将感到荣幸。作为一个无党无派的普通学者，我所理解的爱国主义不是急功近利的政治宣传，不是褊狭的民族主义；我认为中国人的爱国主义，总体上与反对外来侵略与奴役密切相关，但从来都不以侵略和危害他国为指向。我们的爱国主义的精髓就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要记住自己是一个中国人，不忘国耻，反对侵略，自尊自重，奋发图强。另一方面，我们的爱国主义也未必以某国为敌，因而爱国主义也不等于“反日”或反对任何一个国家。而按照时下日本的一些右翼学者、文化人的思想逻辑，本书或许要被他们归为所谓“反日”之列。但是我所“反”的，只是侵华的日本，是协力侵华战争的人，是至今仍继续对中国实施种种文化挑衅，故意抹杀、淡化乃至美化侵略历史，误导日本国民的那些学者、文化人，而绝没有反对、也不应该反对那些主张日中友好、爱好和平的善良的日本人。　　　　
　　　　我想，本书也可以算是对“跳梁跋扈”的当代日本右翼学者、文化人的一次小小的回敬。近二十多年来，日本右翼学者们大量著书刊文，打着反对“自虐史观”的旗号，不择手段地抹杀侵略史实，千方百计地证明日本所发动的不是侵略战争，而是将中国等亚洲国家从西方白人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大东亚战争”，是“自存自卫”的战争。而本书所揭露的战前与战中的日本文化人的有关言论，却是在明火执仗地鼓吹对华侵略、赤裸裸地主张奴役中国。不知日本右翼学者们看了自己的这些先祖与前辈的言论，又会做何感想。　　　　
　　　　最后需说明的是，本书使用文献较多，为强化可读性，在表明文献来源的前提下，尽量简化注释，免得刻板与繁琐，因而未用脚注形式，而用文内注，还请读者谅解。　　　　
　　　　王向远2004年8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