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华文化侵略-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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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当时的首相山县有朋提出了日本应尽快打进满洲，对当时及后来的政府决策无疑起了重要推动作用。不久，博士们又联名给政府上书，主张日本应独霸满洲，应当在满洲和俄国开战。据当时的《东京日日新闻》1900年6月21日报道：“东京帝国大学法科大学教授户水宽人等五六位，关于外交问题开始了热心的活动，他们向当局提出了建议书……他们认为现在是和俄国开战的最好时机，如果失掉了这个机会，恐今后再无战机云云。好事者皆赞同诸位的看法，并十分乐观其成。”几天后，该报及其他几家报纸全文登载了这份建议书，逗得日本社会众多“好事者”跃跃欲试。此事被后来的史学研究称为“七博士事件”。此后，在日本一般国民中“开战”的舆论逐渐占据上风，而反战论则成为少数派。可见民间学者文人的舆论对战争的引导作用如何巨大。这其中的蕴含也十分值得探究。
记得德国思想家卡尔·马克思说过这样的话：任何一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现在我们换一个角度似乎也可以说：任何一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都是有思想能力的那些人的思想，而任何一个时代“有思想能力”的人，都主要是那些被称为学者和文化人的一群。在日本近现代史上，“侵华”问题之所以成为“思想文化”课题，与许多文人学者在思想文化和学术研究的平台上对这个问题的反复“研究”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在有关中国的研究中，直接或间接地为侵华服务的所谓研究成果陆陆续续大量推出。例如，在中国历史研究（日本当时称为“支那史”研究）中，有不少学者自觉自愿地使自己的研究服务于侵华的现实需要。他们努力从历史上寻找侵华的理论根据，为日本的侵华献计献策，并极力将日本对华侵略合法化。这些所谓的“研究”事实上构成了日本对华文化侵略的一个重要方式和途径，有的甚至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充当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文化侵略的前锋，这些都在日本“支那史”、“东洋史”的主要代表人物，如内藤湖南、白鸟库吉、桑原骘藏、服部宇之吉、矢野仁一、有高岩、秋泽修二等人身上，不同程度地体现出来。特别是在日本侵华和中国抗日的大背景下，日本学术界十分热衷所谓“支那国民性研究”，其中有不少人恣意描画自己心目中的丑陋的中国人形象。他们将人性中一切负面和丑恶的东西都加于中国“国民性”中，认为中国人保守、顽固、愚昧、野蛮、肮脏、贪婪、好色、奢侈、懒惰、自大、虚伪、排外、残忍、变态、不团结、无国家观念等等，断言“支那国民性”已经彻底堕落，成了一个“老废的民族”，并进而运用这些“结论”来为日本侵华辩护，胡说中国人民的抗日行为都是受恶劣的国民性所驱动，声称日本侵华是用日本人优秀的国民性来改造支那人恶劣的国民性。在此情况下，日本的“支那国民性研究”实际上也已经成为对华文化侵略的重要一环。总之，日本的侵华，往往是“有思想能力”的学者文化人首先提出设想、加以论证，并首先在民间制造舆论，然后思想舆论一旦形成，则影响政府决策，并由政府来加以实施。这就是近代日本福泽谕吉所不断鼓吹的所谓“官民一致”的思想政治体制的特点。在任何一个社会，学者文化人作为“有思想能力和表达能力的人”，作为一个民族的“头脑”部分，对民族、对国家都负有特殊责任。在日本这样一个以尊重知识、尊重学问而自豪的国家，知识分子的作用和影响就显得更为重要。以侵华战争而言，从总体上看，最早、最系统地提出侵华设想的是民间学者文化人；为日本侵华制造理论根据并将侵略加以美化的，也是学者和文化人；在日本不断扩大、并最终全面发动侵略战争期间，登上中国土地而实施文化侵略的人，仍然主要是那些学者和文化人。
第一部分：数百年前日本民间文化人的侵华迷梦前言（5）
总之，日本对华实施文化侵略的主体成分是学者和文化人。所以，本书在“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的正标题下，又加了“学者、文化人的侵华战争”这样一个副标题，其用意就在于强调对华文化侵略的主体构成。通过本书的研究，笔者希望再次提醒读者注意，民间的、在野的学者、文化人对日本侵华战争负有重要的、有时甚至是关键的责任。那种认为日本侵华战争只是军国政府当局一意孤行发动起来的看法，是表面的和简单化的。本书的研究可以表明，日本侵华战争从设想到实施，大体经过了：
①学者文化人个人的侵华设想、方策的提出，但基本处于书斋状态；
→ ②学者文化人的侵华主张传媒化，并为许多民众所理解，也为政府所接受；
→ ③学者文化人战争舆论与军国政府之间的互动及侵华战争的发动；
→ ④学者文化人在侵华战争期间成为媒体宣传、情报搜集、文化教育、宗教入侵等文化侵略的主体。
这样四个阶段。而且，在战后半个多世纪中，日本学者文化人又成为日本人战争反思的主体阶层，并在反思中造成分化：大部分人承认战争的罪责，另一小部分则为侵略战争开脱，拒不认错甚至大肆美化。这部分右翼学者在50～60年代是极少数，在20世纪90年代后在右翼政治的庇护下迅速抬头，并日见猖獗。最近十几年来，由于种种综合性的、复杂的原因，日本右翼学者、文化人否定、美化侵略历史的倾向越来越严重。联系到日本对中国文化侵略的历史，不禁使人感到，历史上的现象与现实具有种种联系。历史上日本一些学者、文化人不断为侵略中国制造舆论，献计献策，而现在又有一些学者文化人在重蹈历史覆辙：他们蓄意刺激和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煽动反华情绪。有人鼓吹中国威胁论，有人宣扬中国崩溃论，有人在中国问题研究中肆意歪曲、丑化中国及中国人的形象，有人对中国社会在发展过程中的阴暗面大加渲染，丑化、妖魔化中国的书籍和文章陆续出笼，诸如《人民中国的堕落》、《瞎闯的中国》、《中国人犯罪集团》、《一个净找麻烦的国家：中国》、《中国的威压、日本的卑屈》、《所以说中国没救了》、《幻想的超大国：中国》、《“日中友好”是个幻想》、《靠“反日”苟延残喘的中国》之类的书，大行其道，且颇有市场。一个姓小林的漫画家连续出版了三卷本《战争论》和一卷本《台湾论》的漫画论集，为日本的侵略历史全面翻案，发行数百万册，成为日本近几年的最大畅销书之一，影响极为巨大和恶劣。特别是更有人将近年来中国人民对日本右翼政治的不满，蓄意夸大为“反日”，故意在日本人民中制造中国全民“反日”的假象。这些都不能不令人联想起19世纪末之后的日本学者文化人的所作所为。那时有人鼓吹中国（“清国”）威胁论，有人宣扬中国灭亡论，有人指责中国社会制度野蛮落后不开化，因此需要日本把先进文明输入中国，有人则历数中国“国民性”的种种丑恶，证明中国人民的堕落，更有人故意颠倒日本侵华与中国排日、抗日的因果关系，夸大日本人的受害，扬言出兵“膺惩暴支”……现在一百年过去了，历史与现实的某些相似，不能不令人把两者联系起来：果真有人要使历史再来一个“轮回”吗？在一定意义上似乎可以认为，当代日本右翼学者文化人的反华言论，是历史上日本对华文化侵略的一种变相、一种延续、一种当代形式，也是对中国人民的一种文化挑衅。右翼学者文化人打着反对“自虐史观”的旗号，压制和排斥日本国内正义学者的声音，蓄意掩盖、淡化乃至美化侵华战争，实则沉溺于“自恋史观”的病态中不能自拔，这是十分危险的。这种人的舆论一旦成为日本的主流舆论，历史的悲剧不是没有重演的可能。
本书所涉及的“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是一个历史问题，因此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也属于历史研究。应当指出的是，现在一些日本学者故意将历史问题“学术化”，就是把历史事实虚拟化，将史实作为一种假设，在此前提下进行所谓的“学术讨论”或“学术争鸣”。这种连史实都不予承认的所谓“学术”，实际上是对学术研究的亵渎。本书所研究的“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问题，不是一个可供争鸣的“学术”的问题，也不是“文学评论”似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那样见仁见智的问题，更不是“张三说有，李四说无”的问题。归根结底，对华文化侵略的历史是日本人自己制造的，它是一个客观的历史事实。笔者所要做的，就是要将这历史的、客观的存在描述出来、呈现出来。因而我在研究中也相应地采取了以历史文献学的方法为主的研究方法，并在行文中常常整段整段地引用原始文献，特别是那些稀见的文献。事实胜于雄辩，史料胜于评判，在很多情况下，那些文献本身就能够说明问题，而无须笔者做过多议论和评析。当然，正如一切学术研究一样，本书也包含了作者的主观性，这种主观性主要体现为作者的中国立场，体现为作者为什么要选取这样一个研究课题进行研究。这是因为我坚信，中日两国之间只有彻底解决了历史问题，才能很好地应对现实和面向未来。
第一部分：数百年前日本民间文化人的侵华迷梦一部侵华戏剧的上演及其轰动（1）
日本人觊觎中国，由来已久。16世纪大将军丰臣秀吉发动侵朝战争，扬言其目的是“直捣大明国”。在民间文人中，最早通过文艺的形式表达侵华意念的是17世纪日本著名戏剧家近松门左卫门，他在《国姓爷合战》中让日本人占领了南京。而最早系统全面地提出侵华方案的，是19世纪初的布衣学者佐藤信渊。他在《宇内混同秘策》中主张以神道教来“宇内混同”（统一世界），设计出了一个周密的入侵和占领中国的“秘策”，提出日本要先攻取满洲，然后“经略”整个中国。他甚至连日本各地方政府的作战分工和出兵顺序都设计好了。随后，被后人称为幕末维新志士的吉田松阴则又提出了“垦虾夷，收琉球，取朝鲜，拉满洲，压支那，临印度”的狂妄设想。
一、1715年一部侵华戏剧的上演及其轰动
日本觊觎中国领土由来已久。距今四百多年前，日本幕府“大将军”丰臣秀吉就曾提出了较明确、系统的进攻中国的计划。1577年10月，当时还只是普通武士的丰臣秀吉就对大将军织田信长说：“君欲赏臣功，愿以朝鲜为请。臣乃用朝鲜之兵，以入于明，庶几倚君灵威，席卷明国，合三国为一，是臣之宿志也。”1578年，丰臣秀吉奉织田信长之命率师征伐播磨国时说：“图朝鲜，窥中华，此乃臣之宿志。”在掌握了第一章数百年前日本民间文化人的侵华迷梦日本国家大权之后，丰臣秀吉将侵华计划付诸实施。1585年，他在日本大阪接见日本耶稣会副管区长柯艾留时称：“如今已统一全日本，地位晋升，领国在握，财富充裕，已无他求。唯望自己之名声与权势留播后世。待日本诸事稳定后，将让日本于兄弟，自己为征服朝鲜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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