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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

日本对华文化侵略-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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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框架之中。在30至40年代的宣扬“东亚协同体”、“大东亚共荣圈”之类的“东亚史”书籍中,普遍将“日、满、华”这所谓的“三国”并提,作为“共荣圈”的三个基本成员。    
    “大东亚史”研究者要做的另一件事情,就是为日本侵略和侵占满洲辩解。例如,“九·一八”事变不久,川武治在一本题为《满洲事变的世界史意义》(东京:自立社1936年)的书中,就试图从“世界史”的角度,阐述“满洲事变”的所谓“世界史意义”。他认为日清战争(甲午战争)是日本对欧美的第一次反击,日俄战争是日本对欧美的第二次反击,日德战争和日本对华二十一条要求,是日本对欧美的第三次反击,而“满洲事变”——即日本占领满洲的“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对欧美的第四次反击。似这样把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说成是对欧美的“反击”,把日本对中国领土的占领和蹂躏说成是帮助中国驱除欧美的入侵,正是日本“大东亚史”论者和所有侵华论客惯用的伎俩。川武治声称,“‘满洲事变’是将欧美侵略主义诱引到东亚的支那政治家的愚昧引发的”,他写道:    
    愚昧而不觉醒的支那政治家为了私欲,在日俄战争后,仍然把白人的侵略诱引过来,而不是从他们的威胁中摆脱出来。……我日本,继承了在日俄战争中明治大帝的果敢断行的金刚之信,决意采取所谓焦土外交,以世界为敌也在所不辞之大觉悟,以经济封锁与武力制裁也敢于面对的威武不屈的气魄,退出国际联盟,顽强死守圣地满洲。    
    满洲事变的世界史的意义,就在于此。而就满洲事变应该考察的大事实,就是日本的武力断行、日本的退出国际联盟,和满洲建国这三条。这三条事实,分别而又相互关联地显现了满洲事变的世界史的意义。……    
    而这一切,总的来看,都意味着白人在世界上的支配权的衰落,意味着有色人种的勃兴和上进,意味着白人文明权威的失坠,意味着真正的人类主义文明的强化。因而,它也使得日俄战争的世界史的意义越来越得以彻底的实现。(《满洲事变的世界史意义》第135~136页)    
    在川武治的笔下,俄国人在满洲的存在,属于“白人的侵略”,“国际联盟”阻止日本的入侵,也是“白人侵略”;“支那政治家”不能把白人赶走,就是“诱引侵略”,而日本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发动“满洲事变”,“武力断行”占领满洲,却不是侵略,而是“有色人种的勃兴和上进”,是“人类主义文明的强化”!以这样的强盗逻辑来书写历史和解释历史,川武治之流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    
    除上述的“大东亚史”、“支那史”的研究外,还有一些专门史的研究也表现出了为侵略服务的性质。如,对日本殖民思想史的研究,现实意图就十分的明显。黑田谦一的《日本殖民思想史》(东京,弘文堂书房1937年),从德川时代的“殖民思想”写到明治时代的殖民思想,系统地评述了三百多年间日本历史上许多代表人物的殖民思想。作者把德川时代的殖民思想分为“经济的开业论”、“国防的开业论”、“经济的·国防的开业论”几种类型;把明治时期的殖民思想分为“自由主义的殖民思想”、“保护主义·国民主义的殖民思想”等。作者对日本历史上的主张对外扩张和殖民的人士,给予高度评价,甚至视历史上的骚扰中国的“倭寇”为“我们民族向海外进出的先驱”,对他们的“雄飞”,中国等亚洲各国沿海表示赞赏。作者显然试图通过对历史上殖民思想的评介,从一个侧面为现代日本的殖民侵略呈现思想渊源并提供理论支持。    
    


第三部分:日本对华“思想宣传战”及其战略战术对中国人的歧视与偏见(1)

    在日本侵华和中国抗日的大背景下,日本学术界十分热衷谈论和研究所谓“支那国民性”,其中有不少“研究”者露骨地表现出服务于侵华的险恶用心。他们将人性中一切负面和丑恶的东西都加于中国“国民性”中,说中国人保守、顽固、愚昧、野蛮、肮脏、贪婪、好色、奢侈、懒惰、虚伪、残忍、变态、不团结、势利、排外、服大、非理性、歇斯底里、妄自尊大、盲目乐观、自暴自弃、无国家观念等等,恣意描画自己心目中丑陋的中国人形象,中国及中国人在他们笔下成了堕落的泥潭和罪恶的渊薮。他们断言中国人已经成了一个“老废的民族”,并进而运用这些“结论”来解释中国人民的排日和抗日,为日本的长期占领和奴役寻找根据和对策。    
    关于“国民性”或“民族性”的研究,是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学术界在西方学术的影响下,兴起的一个学术研究领域,它既被用来研究日本的国民性,如三宅雪岭的《真善美日本人》和《假恶丑日本人》(1891)、芳贺矢一的《国民性十论》(1909)、野田义夫的《日本国民性的研究》(1914)等,也被用来研究外国的国民性或民族性。而在当时日本意欲侵华的背景下,研究所谓“支那国民性”、“支那民族性”几乎成为一种时尚和潮流,出现了一批批文章与著作,数量之大,难以计数。    
    这其中有三种基本情况。    
    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第一种情况是,对中国国民性的研究基本是纯学术的和客观的研究,其中虽然有些偏见和不当,也不乏一些有价值的见解,如著名中国历史研究专家白鸟库吉在1908年发表的《关于清韩人的国民性》(载岩波书店《白鸟库吉全集》第10卷)一文中,通过对史料的概括提炼,总结了中国的五条国民性特征。认为中国人是“民主的”而不是“贵族的和阶级的”,是保守的而不是进步的,是和平的而不是侵略的,是实际的而不是空想的,是自尊的、惟我独尊主义的。虽然白鸟库吉在他的《支那古代史批判》中对中国文化给予严厉批判,在许多文章中也鼓吹侵华,但这篇阐述中国国民性的文章基本还算是学术性的。又如川合贞吉(1901~1981)在《支那的民族性与社会》(1937)一书中,对中国民族社会和历史做了较认真的考察,他认识到了“支那民族性的复杂性”,并试图寻求内在的答案,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渡边秀方的《支那国民性论》也较为严谨,虽然可以看出作者对中国及中国人没有什么好感,但对中国国民性中的正面负面、优点缺点的认识基本上还是客观的。    
    第二种情况,就是有些研究者虽在学术研究中极力保持一些学术性,但由于受日本军国主义的影响,或具有自觉地为日本侵华服务的意识,在研究中就想方设法地贬低中国历史文化,在研究中有意无意地放大中国国民性中的负面。如安冈秀夫的《从小说所见支那国民性》(东京:聚芳阁1926),从中国古典小说如《金瓶梅》、《水浒传》、《聊斋志异》等作品的人物描写中,来发现和归纳中国国民性,这当然未尝不可,也还算是学术的一种途径。但作者却专从中国小说中发掘那些能够说明中国人负面、缺点乃至丑陋一面的例子。我们只要看一看该书的目录就清楚了。该书共有十篇,除第一篇是“总说”外,以下各篇标题依次为:    
    第二篇 过度重视体面仪容;    
    第三篇 安于命运,遇事容易丧气断念;    
    第四篇 有耐性,善于忍耐;    
    第五篇 缺乏同情心,富于残忍性;    
    第六篇 个人主义、事大主义;    
    第七篇 过度的节俭和不正当的金钱欲;    
    第八篇 拘泥于虚礼,流于虚文;    
    第九篇 迷信很重;    
    第十篇 耽于享乐,淫风炽盛。    
    光看标题,就完全可以看出安冈秀夫眼中的“支那国民性”实在是够呛,九条中只有第四条勉强不算是缺点,其他不是野蛮愚昧,就是虚伪好色,中国人在他的笔下显然是丑陋的。


第三部分:日本对华“思想宣传战”及其战略战术对中国人的歧视与偏见(2)

    还有的人热衷于研究中国人中的野蛮习俗,如著名中国问题和中国历史研究专家桑原骘藏写了《支那人发辫的历史》(1913)、《支那人的吃人肉风习》(1919)、《支那人的文弱与保守》(1917)、《支那人的妥协性和猜忌心》(1921)、《支那的宦官》(1924)(均载岩波书店《桑原骘藏全集》第1卷)等一系列文章。其中在《支那人的吃人肉风习》一文中,列举历代文献中的有关资料,说明中国人“从上古时代就有吃人肉的风习”,而且还“绝不是稀有偶然的事件,在历代的正史中,随处都有记载”,并提醒日本“为了很好地领会支那人,一定要从表里两面进行观察”,不能光看到他们的诗文中表现出的优点,还要看到相反的一面,云云。    
    二、丑陋的中国人的描画    
    第三种,就是赤裸裸地为日本侵华张目、寻求理论根据的“支那国民性”、“支那民族性”的“研究”。20世纪30至40年代,日本出现了不少这样的东西。这里重点解剖四个人的四本书,即原惣兵卫的《支那民族性的解剖》、加藤虎之亮的《支那的民族性》、山崎百治的《这就是支那——支那民族性的科学的解析》、大谷孝太郎的《支那国民性与经济精神》。    
    原惣兵卫的《支那民族性的解剖》发表于1932年,即在伪满洲国刚刚出笼时出版的。作者在序言中称:“汉民族是满洲国三千万民众的一大部分,他们究竟是些什么东西,当此紧要关头,对于这一问题加以说明,我相信绝不是一件无意义的事情。”说他写此书的目的,就是“能够为关心对支问题的人提供一点参考”。实际上此书绝不是严肃的学术研究所得,而是为侵华服务的应时之作。《支那民族性的解剖》全书充满了对中国人的厌恶之情,他首先指出日本人所谓的支那与日本“同文同种”论,是“错误的对支观念”。在他看来,日本人与支那人既不同文,也不同种,因此也就没有“亲善”的基础,“不研究支那人的民族性而与之讲什么亲善,就像和手里拿着针的人握手一样,是自讨苦吃”,接着,他分章全面地论述了他眼里的“支那民族性”。只要看看各章节的标题,就知道他要说什么了。如“天命观”、“没法子”、“服大性”、“利己主义”、“侥幸心理”、“和平主义”、“非科学性”、“法律意识的缺乏”、“残虐性”、“猜疑性”、“变态心理”、“国家观念的缺乏”、“形式主义”、“保守性”、“面子”、“排外性”等等。例如,说到中国人的民族性格是“服大主义”,认为中国人一遇到难题,就喜欢说“没法子”,听天由命。他写道:    
    在强大的压力之下,就觉得“没法子”,于是顺从屈服。这种心理,就产生服大主义。……直到昨天,还站在排日运动最前线的济南、满洲、上海,在成为日本军队的占领区后,他们家家户户都打起日本旗,来欢迎日本军队了。广州市在国民党与共产党抗争的时候,曾经几次被两党占领,而广州市民,每次都扯起青天白日旗和红旗。这些事实,都暴露了他们的服大主义。    
    这种心理,现在都集中在他们排外运动的主要对象——日本身上。这对于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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