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华文化侵略-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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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文化停滞、落后论，在稍后的日本史学家中，成为更为普遍的议论。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秋泽修二，也援引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把中国历史社会说成是“亚细亚型的停滞性”的典型。他在1939年出版的《支那社会构成》（东京：白扬社）一书的序文中，将日本社会与“支那社会”做了一番比较，写道：　　　　
　　　　在本书中，我要探明从古代到现代的整个支那社会史中的几乎一以贯之的支那社会的根本性质，在那里发现了支那社会特有的停滞性——所谓“亚细亚式”的停滞性。然而，这种支那式的停滞性，在日本社会中却见不到。日本社会与支那社会的性格的根本的不同，实际上就体现在这一点上。日本社会比支那社会在出发时远远在后，但却努力输入、模仿支那文化，锐意赶超它，终于超过了支那社会，形成了远高于支那社会的大日本——这就是日本社会的后进性和进步性。　　　　
　　　　然而，与此相反，支那社会和巴比伦、埃及并称世界文明古国之一，至少在汉代处于亚细亚的“罗马”的地位，但由于其特有的停滞性——亚细亚的停滞性——的缘故，结果变成了欧美帝国主义的隶属国、欧美资本的半殖民地。所以，应该说，支那社会的最大的不幸，就是将支那社会导向隶属于欧美的这种特有的停滞性。至少，支那社会的停滞的性格，为欧美列强将支那半殖民地化提供了可能的根本条件。这是毫无疑问的。　　　　
　　　　不过所幸的是，这次的日支事变（指七七事变——引者注）的结果是给支那社会带去了光明。也就是说，皇军的武力，把支那社会“亚细亚式”停滞性的政治的支柱——军阀统治，从支那的主要区域清扫了出去。这样，由于和前进的、自立的日本的结合，就为支那社会特有的停滞性的最后克服，并获得真正自立的道路——东亚协同体实际如此——开辟了道路。（《支那社会构成》第4～5页）　　　　
　　　　秋泽修二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完全从根本上阉割了马克思主义的亚细亚社会理论。关于马克思图19《支那社会构成》书影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内涵、关于这个理论是否符合亚细亚各国的实际情况，学术界至今还有争论，但不管怎样，惟独将日本排除在“亚细亚式的停滞”之外，而将“亚细亚式的停滞”看成是中国所“特有”的，这显然是秋泽修二为了特定目的而对马克思理论所作的篡改。在这里，秋泽修二的逻辑再清楚不过了——中国是亚细亚社会停滞的典型，而日本则是亚细亚各国中不断进步的典型，日本“皇军的武力”侵入，其目的是为了打破中国的“亚细亚式的停滞性”——这样一来，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就有了神圣且堂皇的理由。由此可见，所谓“支那特有的停滞性”的理论，完全是为日本侵略中国服务的强盗理论。　　　　
　　　　第三，“大东亚史”极力渲染“英美侵略论”和日本对英美殖民地的“解放论”。　　　　
　　　　在形形色色的《大东亚史》、《支那史》之类的书籍中，几乎都有“英美侵略”的专章专节，而且都以相当的篇幅大讲特讲英美、西洋各国如何侵略亚洲国家。此外，专门讲述英美侵略中国及亚洲之历史的书也接二连三地出版。如大川周明的《美英东亚侵略史》、高桥勇的《亚细亚侵略史》等。兹以《亚细亚侵略史》（东京：霞关书房1941年版）为例。这本书在扉页上写着“谨以本书献给亚细亚十一亿同胞”，大有为“亚细亚十一亿同胞”打抱不平、伸冤报仇的气势。在序章《日本人为何而战》中，高桥勇写道：　　　　
　　　　大日本是神国。亚细亚之夜，给神国日本以长久的和平的甜睡。当日本醒来的时候，眼前乌烟瘴气，四周横卧着被包围的呻吟的亚细亚。四周汹涌而来的波浪，说不定会淹没刚刚醒来的日本的脚。日本愕然中睁大了神国特有的双眼，达观世界。不久确定了自己相应的姿势，一步一步地迈出了有力的、然而又是深谋远虑的步伐。神武天皇肇国的精神，在日本内心开始更生。看穿了笼罩在亚细亚之上的妖雾，在敏锐和冷静地观察中，神国首先焕发了内在的力量。


第二部分：“东洋史”、“支那史”研究中的侵华图谋“支那史学”“东洋史学”成为侵华史学（3）

　　　　这种力量和判断，已经以日清战争、日俄战争的形式呈现出来。由此，朝鲜、满洲、支那都得以生活在亚细亚的和平中。然而，支那人当中有令人吃惊的近视眼，他们对神国日本的精神一无所知，他们在欧美各国的隐藏了私欲的甜美的诱惑下，误把日本视为豺狼一样的侵略者，高唱反日、抗日。……蒋中正中了（欧美的）毒气，反抗神国日本。……　　　　
　　　　立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的上海某公园，到底是谁的国土？支那动不动就增加英美资本家的利益，而将本国经济导向毁灭，究竟是何人的阴谋？　　　　
　　　　欧美人的神，把我亚细亚投入了奴隶的深渊，而日本的神，却是以世界各国各得其所、各民族安身立命不侵略也不被侵略、实现万国亲和与和平之神。支那事变，不是支那的领土被侵略，也不是支那被屈服，而是以神国的灵光，惩戒犯了错误的支那人，唤醒了支那人生命深处的沉睡的心，和神国之心共同跳动。由此将支那从可怕的殖民地的阴霾中拯救出来，和日本一起把亚细亚从退缩的保守中拯救出来，使睡梦中的亚细亚觉醒过来，使其成为在现实中跃动的亚细亚，将被（欧美）统治下的亚细亚、变成统治者的亚细亚，并为此而战。如果这不叫圣战，什么叫圣战呢？（《亚细亚侵略史》第18～19页）　　　　
　　　　这一段话充满“神国日本”特有的狂诞。但他的意思还是相当清楚。众所周知，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等亚洲各国，是历史事实，这种事实也构成了中国近现代史的重要内容。在撰写中国历史乃至亚洲历史时，必须充分面对并呈现这一事实。但是，日本的“支那史”及“东洋史”研究对“英美侵略”的强调，却是别有用心。那就是借着强调“欧美侵略”，而将日本对亚洲各国的侵略合法化、合理化。在当年的日本的“支那史”及“亚细亚史”学者看来，欧美对亚洲的侵略是“侵略”，而日本对亚洲的侵略是为了赶走欧美侵略者，“拯救”亚洲，“惩戒”中了欧美“毒气”的支那人，因而就不是“侵略”，而是“圣战”。这些日本史学学者之所以热衷于撰写“欧美侵略史”，用意就在于此。其实质就是以日本的侵略排斥欧美的侵略，由欧美列强对亚洲的瓜分，变成日本的独占。《亚细亚侵略史》的作者坚信日本有这个能力，并情不自禁地炫耀日本的威力。他在《日本民族的本领》一节中有这样一段话：　　　　
　　　　曾在浦贺湾使〔美国的〕四艘黑船心惊胆战的日本，四十年后又拥有了能在黄海击破支那舰队的海军，五十年后成长为能在日本击破大舰队的无敌海军之国。陆军的精锐，阻止了自诩世界最强的俄国陆军对满洲的入侵，使他们遭到了有来无回的惨败。　　　　
　　　　正哉日本！　　　　
　　　　伟哉日本！　　　　
　　　　这喊叫将当年许多日本人“天下无敌”的狂妄心态暴露了出来。　　　　
　　　　第四，“大东亚史”极力为“满洲独立”和日本占领满洲寻找历史依据。　　　　
　　　　中国东北地区（旧时称满洲，日本当时又称“满蒙”）一直使日本帝国主义垂涎欲滴，将满洲据为己有，多年来令许多日本人朝思暮想。日本的历史学家、“大东亚史”专家们更不例外。例如，“支那史”研究的著名人物白鸟库吉就十分热衷于满洲的研究，早在日俄战争刚刚结束的时候，他就向当时日本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总裁后藤新平提出建议，希望有组织地对满洲的历史地理等各方面进行调查研究，他本人也直接参与其中。他在1912年发表的《满洲问题和支那的将来》（载岩波书店《白鸟库吉全集》第10卷）一文中说：“满洲这块地方与日本的命运交关，其重要性绝不亚于朝鲜。我国在朝鲜的势力能不能保持，取决于我国在满洲的策划是否得当。说得远一点，东洋的和平能否维持，是由满洲问题来决定的。对于这样有着重大干系的满洲，我国人民知之甚少，这是很令人忧虑的。”因此他认为：“研究满洲的过去和现在，而后才能定夺〔日本的〕百年大计。”他指出，“现在的满洲是处于一种奇妙状态的地域，其主权当然在支那，然而支那并没有在那里充分地行使权力。北边有俄罗斯在建铁路，南边有日本在建铁路，假如日俄不拥有这些特别的利权的话，那么这个地域就会沦为马贼的巢窟。而支那、日本和俄国之间，在满洲有一种奇妙的关系，即三国在该地域的势力成为冲突点，这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白鸟在这里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他研究满洲问题，就是为日本在满洲的扩张服务的。他接着从秦汉时代说起，一直说到清代，意思是中国从来都没有真正控制过满洲，满洲是一块“间空地”，日本应该积极介入。出于对满洲的觊觎之心，在白鸟库吉这样的著名学者的提倡和带动下，关于“满洲”——或称“满蒙”的研究——在20世纪20至40年代成为日本史学界及汉学界的一个研究热点。这方面的书籍文章大量涌现，以至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而又颇成规模的所谓“满洲学”。


第二部分：“东洋史”、“支那史”研究中的侵华图谋“支那史学”“东洋史学”成为侵华史学（4）

　　　　为了给日本侵占满洲制造理论根据，史学家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证明满洲原本就不属于中国，例如，早在明治维新之前，佐藤信渊、吉田松阴等人就把“满洲”与“支那”并提，提出了日本要“拉满洲、压支那”的国策。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公然提出把朝鲜、满洲及台湾作为日本的“生命线”。特别是日俄战争后，随着日本在满洲“权益”的展开，关于满洲的研究也迅速展开。许多研究者纷纷到满洲考察、调查和研究，在日本史学领域中逐渐形成了“满洲学”这样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并且在日本政府侵华的国策激励下很快成为一个热门的学科。现在看来，那些研究中也有一些是学术性质较浓的，但更多的是为日本长期占领满洲服务的。为此，他们在研究中预先设定了一些基本观念，首先是把“满洲”与“支那”分割开来，把它们说成是两个民族国家，如内藤湖南在他的《清朝衰亡论》（1911）、《清朝史通论》（1915）等一系列著作和文章中，认为满洲对“支那”而言是外国，“满人”对“支那人”而言是外国人，在内藤史学中，所谓“支那”只是汉民族的“支那”，支那不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的国家，满洲及蒙古、西藏一样是独立的民族国家。后来的日本史学家，大都承袭了内藤湖南的这一看法，并试图在历史研究中做进一步的论证。在这样的“研究”中，“满洲学”俨然与“支那学”并列起来，“满洲史”就成为“大东亚史”的一个独立的组成部分，并最终汇到了日本史学家们构造的所谓“大东亚史学”的框架之中。在30至40年代的宣扬“东亚协同体”、“大东亚共荣圈”之类的“东亚史”书籍中，普遍将“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