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46-美国与伊朗:曾经的亲密-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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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问题关注不多，这与《美国外交政策和国王：在伊朗建立一个附庸国》、《伊朗和美国：冷战案例研究》有所不同，后两本书都对伊朗的内政给予了相当多的论述。《出自好意：美国经历和伊朗》的另一特色是对美伊关系中的军事层面特别是美国对伊朗的武装出售给予了特别关注，这在同类著作中是比较突出的。该书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它有两个很有价值的附录，一个是媒体的角色（The　Role　of　the　Media），针对美国媒体在报道伊朗时的一边倒现象巴里·拉宾提出了批评，在他看来，产生这一现象的根源在于长期以来美国新闻界没有看清伊朗内部的实质问题，而只注意了巴列维国王统治下的伊朗的虚假繁荣。拉宾认为美国媒体对伊朗的不实报道误导了美国民众，使得他们在面对本可以轻易理解的伊朗伊斯兰革命洪流时显得迷惘无知。Barry　Rubin，Paved　with　Good　Intentions：The　American　Experience　and　Ira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0；pp337～364该书的另一个附录是1978~1980年美伊关系的事件表，列举得非常详细。Barry　Rubin，Paved　with　Good　Intentions：The　American　Experience　and　Iran前引书；pp365～380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该书虽然对了解美伊关系的脉络帮助较大，但是作为一本学术著作，其深度稍有欠缺，论证的力度显得较为单薄。　　　　
　　　　1953年美国策划的伊朗政变是当代美伊关系中的一个重大事件，直到今天，它的影响仍然存在。詹姆斯·古德的《美国和伊朗：在摩萨台的阴影下》就论述了美伊关系中的这一重要事件以及它对此后两国关系的影响。该书阐述了二战后美国对伊朗外交政策的转变以及美英两国在这一问题上的意见分歧，深入剖析了美国和伊朗1953年政变的关系，着重探讨了1953年政变对美伊长远关系的不利影响，而且还论述了政变后巴列维获得美国大额援助的具体过程。古德最后意味深长地感叹道：正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英国的情报部门联手策划的伊朗1953年政变，才给了霍梅尼在伊朗显山露水的机会和空间。古德曾在伊朗工作多年，对伊朗的情况有些亲身的体会，因此在他的书中不仅仅反映了美国方面的观点，对伊朗方面的观点也有所提及。该书的不足之处是他有时把个人的经历和性格对政策的影响力看得太重，例如在对艾森豪威尔的伊朗政策分析上就有这样的显现。《美国和伊朗：在摩萨台的阴影下》的价值主要在于它专门论述了伊朗1953年政变对美伊关系发展的不利影响，它的这一特点在同类著作中比较突出。

题记导言（6）

　　　　（2）个案类。关于巴列维国王时期的美伊关系研究，也有一些个案需要学者们的探讨，比如说美伊亲密关系的建立、美国与伊朗的1953年政变、美国和伊朗伊斯兰革命等等。可喜的是，对于上述这些问题的研究目前已经出现了一批相当有价值的成果。　　　　
　　　　二战后美国和伊朗建立了非常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怎样逐步形成的呢？里特尔的《伊朗美国联盟的起源：1941～1953》（Mark　Hamilton　Lytle；The　Origins　of　the　IranianAmerican　Alliance，1941～1953；New　York；1987）回答了这个问题。该书详细论证了美伊关系由二战前的淡漠到1953年形成事实上联盟的复杂历程。里特尔依次从二战、石油和冷战的角度，层层推进地阐述了美国对伊朗事务涉入的不断深化。在这一过程中，美国在伊朗的利己因素也逐渐增多。该书对从二战后期就开始的英、苏、美在伊朗的冲突给予了特别关注。起初盟国在那里冲突的根源是石油，随着二战的结束，冷战遂成为大国在伊朗竞争的主要因素。在激烈的竞争中，美国先是联手英国把苏联赶出伊朗，然后又借助伊朗民族主义势力发起的石油国有化运动把英国推向了尴尬境地，虽然英国也参与了伊朗1953年政变的策划，但是政变后收获果实的外部国家却是美国，1953年政变的成功标志着美伊特殊关系的最终建立。《伊朗美国联盟的起源：1941～1953》是在各种档案材料的支持下完成的，FRUS、FO（Foreign　Office）以及美国国务院、陆军部、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档案文件和联合国文献等都被里特尔广泛采用，此外还有他对众多当事人的采访。由于有丰富的档案、文献等一手资料的支持，使得该书在论证各种问题时具有相当的说服力。它还提供了二战时及其后盟国在伊朗的错综复杂关系的较为全面的阐述，这对研究者来说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不过作为一部严谨的学术著作，该书有一个非常值得商榷的问题，那就是个人的主观色彩在论述历史时有时显得过于浓重，这一点特别表现在对一些历史人物的评价上。比如在评价从1940年12月到1943年12月担任美国驻伊公使的德莱福斯（Louis　GDreyfus）时，里特尔就比较刻薄地说：“德莱福斯的外交官生涯中没有值得显耀的地方，也可以说是相当平庸的，因此他并不能被委以重任。”Mark　Hamilton　Lytle；The　Origins　of　the　IranianAmerican　Alliance，1941～1953；　New　York，1987，p11再比如他对1943年以总统特使身份到伊朗的帕特里克·赫尔利（Patrick　Hurley）的评价：“尽管他曾在赫尔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政府中担任过陆军部长，但是不管是作为外交官还是战略家，他都不具备条件。”Mark　Hamilton　Lytle，The　Origins　of　the　IranianAmerican　Alliance，1941～1953，前引书；p48对于该书还须注意的一点是，或许是因为可用材料众多的缘故，有时在一堆材料之后自己的观点反而显得并不那么明确。另外，米格列塔在《1945到1992年美国在中东的联盟政策：伊朗、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一书中对于美伊联盟的建立也有一定的论述。虽然这两位学者都肯定美伊建立的是“联盟”关系，不过即使两国真的是这种关系，那它们也是在力量、义务等方面极不对称的一对盟友，所以，本书没有贸然使用“联盟”这个词汇。　　　　
　　　　对于伊朗1953年政变的专门研究，最有说服力的当然是政变的主要策划、指挥者科尔米特于1979年3月出版的《反政变：控制伊朗的斗争》（Kermit　Roosevelt；Countercoup：The　Struggle　for　the　Control　of　IranNew　York：McGrawhill；1979）。科尔米特所谓的“反政变”，是指反共产党的政变，但是后来事态的发展证明，它反对的其实是损害英美自身利益的伊朗摩萨台民族主义政府。《反政变：控制伊朗的斗争》这本书详细记述了美国参与策划伊朗1953年政变的来龙去脉，言之确凿地证明了美国高层在这一事件中的积极作用。其中，它特别强调为了详细制定政变计划，美国各方于1953年6月25日在国务院召开会议，与会的包括国务卿、中央情报局局长、国防部长等11名高官。正是在这次会议上，伊朗政变计划，即“阿加克斯行动”最终获得通过。Kermit　Roosevelt；Countercoup：The　Struggle　for　the　Control　of　Iran，McGrawhill，1979，pp2～8科尔米特是第一个将伊朗1953年政变阴谋详细公布于众的人，因为他特殊的身份，使得《反政变：控制伊朗的斗争》这本书具有非常高的可信度。也正由于这一原因，这本书一经出版，立即引起世人特别是伊朗人的密切关注，它在伊朗民间广为流传，激进学生几乎人手一本，它进一步深化了伊朗人在1978～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中本就已经十分高涨的反美情绪。Mohamed　Heikal，The　Return　of　the　Ayatollah：The　Iranian　Revolution　From　Mossadeq　to　Khomeini；London；1983；pp23；62在该书中，对于共产主义和苏联的担忧随处可见，比如“苏联的威胁千真万确，它是现实和危险的”，“摩萨台和人民党（Tudeh）伊朗左翼政党，成立于1941年10月，在其成立后的近10年中，是伊朗组织最为严密、群众面最广的政党。该党因为被控和1949年暗杀巴列维国王有染而被取缔，后在伊朗石油国有化运动中重新崛起，不过随着1953年巴列维国王的重新掌权，人民党也日渐衰落，自此再也没有恢复元气。结合”，“摩萨台不断依赖苏联”，“苏联支持人民党，人民党支持摩萨台”，“苏联在伊朗越来越活跃，他们控制人民党的领导也越来越强烈”等等举不胜举。Kermit　Roosevelt；Countercoup：The　Struggle　for　the　Control　of　Iran前引书；pp2；3；11其实，在这方面科尔米特显然是夸大其词了，因为1949年人民党曾被摩萨台宣布为非法政党。1951年7月15日，摩萨台政府还严厉镇压了人民党支持的游行，致使死伤数百人，人民党怎么可能会和摩萨台结盟呢？再者，斯大林在1953年3月5日去世，苏联朝野上下正忙于举办国丧和权力转移事务，那时他们对到伊朗扩展自己影响的关注力度不会太大。关于美国和1953年政变问题，伊朗学者扎赫拉尼（Mostafa　TZahrani）、当时参与政变的英国军情六处（M—6）驻伊朗主管伍德豪斯（Christopher　Montague　Woodhouse）以及卡拉贝尔（Zachary　Karabell）等人也曾进行过专门论述。Mostafa　TZahrani；“The　Coup　That　Changed　the　Middle　East：Mossadeq　vThe　CIA　in　Retrospect”；pp93～99，World　Policy　Journal　v19　no2　（Summer　2002）；CMWoodhouse；Something　Ventured；London；1982；Zachary　Karabell，Architects　of　intervention：the　United　States，the　Third　World，and　the　Cold　War，1946～1962，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c1999　　　　
　　　　伊朗伊斯兰革命是二战后美伊关系的一个分水岭，因此关于这一时期的美伊关系研究成果非常丰富。例如詹姆斯·贝尔的《鹰与狮：美国伊朗关系的悲剧》（James　ABill；The　Eagle　and　the　Lion：The　Tragedy　of　AmericanIranian　Relations　Yale　University　Press，1988）、娄尼德斯的《美国的伊朗：侮辱和宣泄》（Christos　PIoannides；Americas　Iran：injury　and　catharsis；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c1984）、雷蒂恩和莱维斯合著的《崩溃：美国在伊朗的失败》（ALedeen　and　WLewis；Debacle：The　American　Failure　in　Iran；New　York；1981）等。另外还有大量美国官员的回忆录或亲历记，例如在1977年6月到1979年4月担任美国驻伊朗大使的沙利文（William　HSullivan）的《出使伊朗》（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革命期间被卡特总统派往德黑兰的军方领导人休塞的《出使德黑兰》（Robert　EHuyser；Mission　to　Tehran；　New　York；1986）、伊朗革命期间在国家安全委会负责伊朗事务的盖里·希克的《全面轰塌：美国与伊朗的悲剧性交往》（Gary　Sick；All　Fall　Down：Americas　Tragic　Encounter　with　Iran，New　York：Random　House；1985）等。此外卡特总统在《保持信心——吉米·卡特总统回忆录》（中译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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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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