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盗墓传奇 作者:岳南-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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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中国大地上涌起的盗墓狂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和世界进步人士，都感到莫大的耻辱和痛心。无论是古墓葬还是古文化遗址，都是不可再生的人类文明成果和人类遗产。当历史进入21世纪之时，中国华北地区的盗墓贼，已从挖掘墓穴转向劫掠地面文明遗址、遗物，这是地下文物告罄的一个不祥之兆。对此，有观察家预言，等到21世纪结束之时，便是考古学家失业和考古学科消亡之日。这个预言看上去有些危言耸听，但却道出了一种无可奈何的现实和内心的忧虑。但愿今天的人们能从历代盗墓和劫掠、毁灭人类自身文明成果的罪恶中得到教训，并能从中思考些什么，从而以群体觉醒的力量来共同扼制这一人类毒素的发展蔓延，使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残存的硕果得以长久保存，文化的香火得以延续，这便是我们撰写此书的本意。
第一章悲剧的诞生
坟包突起人世间（1）
在以土葬为主流的古代中国，坟墓便是人生的最终归宿，所以古人云：入土为安。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无论其生前是享受着荣华富贵，还是过着屋无片瓦、地无三分的贫苦生活，喧闹都是一生的主题。正是基于在世时的浮华，在地下世界得到安息和宁静，便成为人类的一个梦想。那些生前享有特权的贵族阶层，除了梦想在地下世界安息，还想继续过那种骄奢淫逸、钟鸣鼎食的人间生活，建造气派的陵墓与豪华宽敞的地宫，就成为其追求的目标。但事实上，生前美好的心愿和布置的如意算盘，死后并不总能如愿，有时恰恰相反。“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者，是无不掘之墓”，为这一梦想和行为做了历史性注脚。
当然，人不是在猴子时代就开始建造坟墓的，也不是从猴子变成人那一天突发奇想，要打造个豪华地宫，以便死后安葬，继续享受人世间的舒畅与快乐的。有史可查的是，坟墓的建造，距今也不过是三千多年的时间。
在远古时代，人们还没有安葬死者的习惯。原始人类对于同伴死亡的处理，要么是在快饿死之时，不得已将其吃掉，这可称之为“腹葬”；要么将尸体随便丢弃于野外，这可称之为“野葬”。正如《孟子·滕文公上》说的那样：“盖上世尝有不葬其亲者矣，其亲死，则举而委之于壑。”实际上“腹葬”和“野葬”都算不上丧葬。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活的安定，出现了埋葬死者的现象，但当时墓而不坟，且无任何标记，“古之葬者，厚之以薪，葬之于野，不封不树。”
真正意义上的墓葬制度的出现是灵魂不死观念产生之后的事情。这一观念的产生彻底改变了人们对于死亡的态度。这种观念认为，人死了，只是迁居，要过另一种新的生活，因而，要按照死者生前的生活方式来安葬，所谓“事死如事生”。正如古人所说，“丧礼者，以生者饰死者也。”正是在这一观念支配下，经历漫长的岁月，才逐渐形成了一套隆重而复杂的丧葬制度。
所谓中国奴隶社会的代表——商，是至今唯一可以证明中国开始进入“文明时代”的朝代。就是在这样一个大时代里，兴起了历史上第一个厚葬高峰。这个时期统治者的墓葬十分奢侈，并有大量的奴隶殉葬。现代考古发掘证明，安阳的商王陵墓，墓室面积约330平方米，加上墓道面积共达1800平方米；高级贵族的墓，墓室面积加墓道面积共300多平方米，其形式有“亚字形墓”，即墓室南北各留一条墓道；有“甲字形墓”，即南面留一条墓道。中等贵族的墓，无墓道，面积约20平方米；一般小贵族的墓，面积不足10平方米；平民墓室面积仅2～4平方米。统治者的墓葬，随葬有大量青铜器、玉器，并殉葬大量的人、畜。当时流行在墓坑中部挖一“腰坑”，以殉葬人、畜和随葬器物；在墓上建房屋，以供祭祀，称为“享堂”。《礼记·檀弓上》所记载：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及围，殷人棺、椁。殷代的大墓中，多有棺、椁。棺上一般涂红、黄漆一至数层，少数棺上还有彩绘。
中国的丧葬史在西周时拐了一个弯。这一时期，由于农业民族比游牧、经商民族更讲礼制，更重伦理，故有薄葬之趋势。而尤为重要的是，西周时期，丧葬礼仪开始走向制度化、法律化。据《周礼》载，当时专门设有“冢人”，专司王室贵族的“公墓”。他根据贵族的班辈、级别来确定墓室大小、享堂（墓上房屋）的标准和植树数目；又设“墓大夫”，掌管平民的墓葬。随着时间的发展，人们对于墓葬越来越重视，灵魂不灭的观念也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中越来越强烈。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非常低下，人类的活动经常随着自然环境的变化而不断迁徙。在这诸多情况的限制下，人们还没有把墓葬作为永远祭祀的打算，所以当死者被埋葬之后，地面上并没有留下什么特殊的标志。正如《礼记·檀弓》所言：“古也，墓而不坟。”并解释说：“凡墓而不坟，不封不树者，谓之墓。”说明早期的墓葬是既无封土的坟头，也无树木或标志的。这一点已被考古发掘所证实。
大约从周代起，在墓上开始出现封土。《礼记》中有一段孔子寻找父母之墓的故事，为后人研究墓葬的变革提供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信息。这个故事说，当孔子三岁的时候，父亲叔梁纥就死了。当孔子长大成人后，想祭祀一下他的父亲，却找不到墓葬的处所。后来经过许多老人的回忆，经过很长时间才找到。孔子是个重“礼”之人，他认为子孙祭祀祖宗是必要的礼节，为了便于以后经常前来祭祀而不致迷失方位，他想了一个办法，即在父亲的墓葬处所上培土垒坟，作为下次寻找的标志。关于在墓葬处所培土垒坟的做法，可能在孔子之前就有人做过尝试，但后人大多还是以这个故事发生的年代作为封土的起源。据《礼记·檀弓上》载，孔子在合葬其父母时说：“吾闻之，古也墓也不坟，今丘也，东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识也，于是封之，崇四尺。”
战国中晚期，出现了以国君为中心的陵墓制度。在商周时，帝王的墓仍称为墓，春秋时有的称丘。从文献记载看，春秋战国以后，坟头的封土逐渐高大起来，大者形状好似山丘，因此有人把这类的墓葬处所称之为邱。如当时赵武灵王、燕昭王的墓葬处所，分别称为赵邱、昭邱等等。后来，便出现了帝王将相等封建贵族的陵。从战国秦惠王开始专称陵，这也是帝王丧葬史上的一个分水岭。
秦汉时期，逐渐进入第二个厚葬高潮。这个时期，统治者的墓葬自然是穷奢极欲，一般庶民百姓也大有讲究，新型墓葬不断涌现。秦始皇陵堪称“超级天子大墓”。它的地宫设施与地面设施一样，墓内地低见水，用铜加固，上置棺椁，陵区现发现的陪葬坑多达300余个，重要文物3万多件，特别是兵马俑的发掘，被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
从西汉开始，墓葬习俗有了重大变化。在墓室内外，描绘、模印有各种图像，题材十分广泛，从神话传说、历史故事，到墓主经历、家庭生活、劳动生产等都有涉及。长期以来杀人殉葬、以人祭祀的习俗，至汉代基本被废止。在随葬品中，过去杀殉奴婢的习俗被木俑、陶俑取代；真车马被木陶模型代之；青铜器为主改为陶、漆器为主；出现了大量的陶质物器，如仓、灶、井、猪圈、田地、楼阁等。汉代的皇帝，即位一年后便开始营建自己的陵墓。其耗费之巨，难以想象。西汉的帝陵较为集中，11个帝陵，9个在今咸阳原上，另外的霸陵在西安市东郊的霸陵原上，杜陵在今西安市南郊的杜陵原上。除汉文帝的霸陵因薄葬而“因山为藏”外，其余皆有高大的土堆。帝后合葬，同茔而不同陵。帝陵在西，后陵在东。当时的陵园之旁，建有寝殿。寝殿内建有东、西阶厢、神座等，陈列着主人的衣冠几杖等日常用品；宫人必须像主人生前那样，每天准时整理被枕，准备用水，摆设梳妆具等。西汉诸陵还有一个特点，即都有高级官吏、宠臣的陪葬墓地，一般在帝陵之东。众多陪葬者，每人一个大坟丘，整个陵区星罗棋布。晋代张载《七哀诗》中写道：“北邙何垒垒，高陵有四五，借问谁人坟，皆云汉代主。”这首诗形象地反映了当时陵区的分布情况。
东汉墓中，开始流行“买地券”，象征死者对墓地的所有权。一些地区，随葬品中还出现了“摇钱树”，反映了货币经济的冲击。在墓形上，出现了记载死者姓氏、埋葬年月、埋葬者、易于识别的墓碑；出现了表明死者身份、等级并使冢墓更像官府的墓阙；出现了列于墓前，用于昭示祥瑞的石兽。墓中常见一种镇墓文字，或写于陶瓶、铅券之上，或石刻、砖刻于墓内。其内容包括纪年月日，以天帝使者的名义告死者之家或丘丞墓伯，给活人除殃免祸，为死者解迫谢罪。值得注意的是，墓中还多随葬铅人，据说是为了代替死者在阴间服役。
东汉至魏晋南北朝，厚葬再一次演变为薄葬。东汉后期，道教兴起，佛教传入。道教主张薄葬，佛教崇尚火葬，亦是薄葬，其影响相当之大。魏晋南北朝时，少数民族势力进入中原，其主张薄葬也有不小的影响。多种原因，促成了薄葬风气的流行。三国时期，有识之士率先带头施行。魏文帝曹丕，依山为陵，无寝殿、园邑神道。魏晋时的豪族世家，生前奢靡极欲，但死后也实行相对的薄葬。
南北朝时，为了让墓室更像现实的府第院落，普遍加长墓道，顶部开天井，一个天井象征一重院落，又在室内砌棺床、台桌等。还出现了放在墓内，主要用于记载死者生平的墓志和用于避邪的陶质“镇墓兽”。这一时期，陵制多聚族而葬，家庭墓进一步取代了氏族墓地。此后，帝陵的基本类型都是承接前代而建。
唐陵有“积土为陵”和“依山为陵”两种形式，陵园的平面布局仿长安城，墓室则仿皇帝内宫。帝陵的陪陵制度在唐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如昭陵，其陪陵墓已确定的有167座。
在唐以后的法律中，多有丧葬坟墓的规定。这些规定使得人们一看坟墓的大小高低，便可知埋葬者的官位品级。
唐陵平面布局既不同于秦汉以来的坐西向东，也不同于南北朝的“潜葬”之制，而是仿唐长安的建制设计。陵寝高居于陵园最北部，相当于长安的宫城，可以拟皇宫苑。其地下是玄宫，在地面上围绕山顶或封土堆建方型小城，城周有四垣，四面各一门，门外有双阙、双狮，南面为正门。唐皇帝死后，选择陵地只考虑风水龙脉，不统一规划。唐陵前均有大型石刻。如唐高祖献陵有石虎、石犀和华表，昭陵有“昭陵六骏”石刻和石翁仲等。
北宋、南宋时代，由于政治孱弱，其皇陵规模较小，亦无突出之处，而且多遭浩劫。陆游《南宋杂事诗》云：“回首东都老泪垂，水晶遗注忍重窥。南朝还有伤心处，九庙春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