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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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储安平，不能不涉及他的基本思想背景。他们那一代的中国自由主义者，有一个大体共同的特点，几乎都受到拉斯基（HaroldLaski）的影响。拉斯基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著名的费边主义思想家，在伦敦经济学院任教，费边社的要角，后来成为英国工党主要的理论家，1945年出任工党的主席，当红一时。像储安平以及前面谈到的罗隆基，还有费孝通、王造时、、张君劢当年这些留学欧美的学人，在不同程度上，都成了拉式的信徒。
当时美国杜威的弟子胡适引领一大批英国费边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新月》杂志为中心，组织了一个费边社式的小团体「平社」，翻译拉斯基的著作，研究费边主义的理论，探讨中国的问题。在知识圈中有重要的影响。
此外，当年储安平所处的思想世界，是社会主义思潮的上升阶段。即普遍左倾化的时代。当时，苏联的社会主义试验尚未暴露出他的全部真相和弊端，各国知识分子大多是既想要欧美的政治自由，又想要社会主义所许诺的经济平等。企图“鱼与熊掌，二者得兼”。当年拉斯基、萧伯纳等人的费边主义，大体上迎合了这一主流倾向。它力图在自由主义的框架内部发展出一变种，即左翼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体系。这种试图调和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新理论，投合了多数中国自由主义者，似乎是某种期盼已久的福音。因为当资本主义在中国开始起步的时候，资本主义初始阶段所暴露的种种问题在西方已经遭到了社会主义思潮的铺天盖地的批判，已经部分地失去了其可接受性。西方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理论，几乎是同时输入中国的。古典的自由主义理论，作为为现代民主和市场经济的精神基地，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是找不到任何对应的精神资源的，而社会主义理论，无论是苏俄式的，还是费边式或基尔特式的，都有可能在中国文化中的家族主义集体主义和“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均主义中获得强有力的支持。
中国的自由知识界，一方面是清醒地意识到民主和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可避免，另一方面又不可抑制地对社会主义怀有偏好，这一两难的思想困境，在中国当年的自由主义者身上，体现得相当明显，因此，他们的左翼色彩是不容抹杀的。这也就容易解释，何以在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斗争中，他们的同情常常落在共产党方面，这一点从民盟对国共两党的亲疏关系中可以看得相当清楚。基本的原因在于：首先，国民党当时是执政党，代表现实的压迫性政治权力，是当下的现实的“恶”，势必成为自由主义质疑乃至挑战的主要对象；而共产党却是在野，并未构成现实的剥夺自由的国家权力，因而有时甚至成为自由派挑战执政当局的同盟军。其次，自由主义者当年费边式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也使他们在感情上向左翼的共产党倾斜。
储安平，就是这一思潮中人。虽然，在对共产党的认识上，它比章伯钧等要清醒得多，甚至比张东逊也要明白，他能清楚地看到在共产党治理下自由是“有无”的问题。然而，他同时又是一位感情相当激烈的人。譬如，储安平的政论文字凡批评政府多取激烈态度，而胡适在批评政府时多注意分寸。因此，当1949年的历史性抉择摆在面前的时候，在局促的历史空间的催迫下，在被国民党查封《观察》的背景下，他最后不由自主，仍追随大多数自由派同仁，留在了中国大陆，埋下了悲剧性命运的种子。在这一点上，比较而言，胡适和傅斯年等当年被认为有点过时甚至保守的自由知识分子，应当说，是更稳健更智慧更有历史洞察力的。
“党天下”一语成绝响
1949年大变之际，由于储安平在此前《观察》被封，不见容于国民党，于是留在了中国大陆。1949年，中共政权成立，储安平希望恢复《观察》，在周恩来批准下，《观察》复刊，但已经面目全非。于是，储安平无奈地离开了《新观察》。往后几年，他已几乎失语。
然而，到一九五七年四月一日，《光明日报》党组撤消，在胡乔木推荐下，储安平被任命为《光明日报》总编辑。这次重新出山，他突然焕发了青春。储安平初到《光明日报》社的时候，精神很快就恢复到了1949年前的状态，也可以说他是压抑了好多年，这回应该出一出气了。他在报社说：“报纸与党和政府存在着根本矛盾，那就是报纸要登，党和政府不许登”。他还说：“我们的目的在揭露，分析和解决问题，是共产党的事”。在一九五七年的夏天，储安平又一次让人们看到了他那自由主义的真面目。许多年了，在沉沉铁幕下，他缄口不言，或心口不一。这次既然让放，何不一泻千里？他在《光明日报》社说：“我们这些人是以批评政府为职业的”。他反对报纸报道工作，宣传政策，认为不必管什么政策。他认为：“报纸就是报纸。报纸过去就叫新闻纸，它是报道消息的”。“只要是事实，什么新闻都可以登”。当有人问储安平，对于重大新闻要不要向中共中央宣传部请示时，他直率地回答：“我们是民主党派的报纸，用不着。”说到“民主党派独立自主地去办光明日报”的方针时，储安平多次说过：“这句话说得好，我倒要看看怎样让我独立自主，我要撞撞暗礁，担担风险，用我的肩膀扛扛斤两，看到什么时候会受到阻力！”（穆欣《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
储安平是在6月1日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做了“党天下”的发言的。这是他郁积多年的思想，长期无从流溢。那天，他终于把他说出来了，终于获得了精神的救赎。
六月八日，他因为在统战部的党天下发言而受批判，他提出辞职。十一月十二日，储安平和《光明日报》社长章伯钧被同时免职。他在总编辑任上只有七十多天，
在一九五七年所有的右派检讨中，储安平的检讨是极少涉及别人的，尤其是他同时代的朋友，从这里可以看出储安平的人品。
一九五七年成为右派之后，储安平已经失去了任何言论阵地。他闭门谢客，寂寂独处，郁郁寡欢。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以后，他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在血雨腥风暴力横行的情势下，以他的孤傲性格，难免遭受巨大侮辱。于是，在一九六六年九月上旬，储安平“失踪”而去，不知所终。
自由主义政论家储安平的一生命运，用它自己的一句名言来形容，恐怕是最恰当不过：
“在国民党底下，自由是多少的问题，”确实，在国民党统治下，他主办《客观》，创办《观察》，尚能办成，并且相当成功；激评时政，风靡一时。是的，有时自由受到限制，甚至受到威胁，自由缩小，最后被迫停办。但自由毕竟时多时少，《观察》风光天下几近三年。
他又说：“在共产党底下，自由恐怕就是有无的问题了。”确实，在中共统治下，他几乎无语。自由全失。最后，被“阳谋”诱出一句“党天下”，竟成绝响，赔上了生命的代价。
这就是在现代政治学词典中，“威权主义”与“极权主义”区别的活生生的悲剧范例。
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19、20）
张东逊：自由派哲学家
重个体尊自由
张东逊（18861973），中国现代哲学家，浙江余杭人。他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辛亥之后，曾主编《时事新报》等，移译西书，传播新学。二十年代之后，专门从事哲学研究，任燕京等多所大学教授，著述颇丰，广有影响。
作为一位对东西方哲学有相当造诣的哲学家，张东逊之进入自由主义，是通过比较哲学而获得启迪的。他的哲学洞见使他直指不同政治理念的哲学本体论差异：个人（个体）主义和集体（整体）主义。通过论述中西的社会本体观念的差异，他指出中国政治上没有民主的症结在于思想上不重个体：
“故我说中国没有‘个体哲学’（individuality philosophy）。这一点却又影响给予政治社会。就是中国人自始至终注眼于职司相配 ，上下有别的秩序，而不侧重于个人的‘人格’。所以中国人没有个体的思想，即不认宇宙是一个大群，其中分子都是一个独立的精神 。因此中国人在学理上不了解什么是‘自由’。须知西方的‘个体’，‘人格’，‘自由’等概念不是单纯的政治思想，乃是一套哲学 。倘没有哲学上的根底，决不会那样深入于西方人心中。
反之，中国人却始终有‘整体’（integral whole）的思想，即主张万物一体。我们却不可把整体即认为是‘本体’。须知西方人所谓 本体（即本质）即是指宇宙的原本材料（ultimate stuffor substratum）而我们中国却不注重于这个材料本身与材料所造者之分别。 因此我们中国人所追求者不是万物的根底，而是部份如何对于整体的适应。这就是所谓天与人的关系。……根据中国思想上不重个体之 故，所以中国政治上没有民主。”（百年中国哲学经典＇19281949＇，pp。179180）
张东逊在分析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与西方传统的区别时，敏锐地注意到了西方的教会与政府的二元对峙制衡结构与中国式的政治上的“天人合一”的一元论权力结构之差异。他提出：
“总之，儒，道，墨三家的政治论，都是把天列为贯通于治者与被治者之间的第三者。且皆以此第三者之性质以决定那二个的性质。。。。。。
有人说这是和西方的神权政治相仿佛，我以为不尽然。西方中古时代的人，如Augustine；ThomasAquinas所讲的政治理论。如CityofGod等书却总是主张在政府之外尚有“教会”（church）。这乃是根据实际的状态，教会直接代表上帝，政府至多不过助理而已。所以后来方能演为政府与教会的分离而对抗。中国不然，中国的天直接为天子所代表而没有教会。因此中国的神权政治后来只有退步到实际政治。而西方的情形却因为有教会，教会对人民直接可以教化。故政府有暴政，教会有时亦可率人民出来抵抗。并且在最初是政权反在教会之下，故政权比较上易于清明。所以西方的‘人权’思想未尝不是得力于政教分开，而‘人格’的思想亦有这里造出来。所以中国在古代虽亦如西方在古代一样，同样是以神权为政权的基础，但其情形却并不相同。以致后来的推演却就大大不同了。”（百年中国哲学经典＇19281949＇，p。182）
上述两点，是理解生发于欧洲的自由主义的关键。这使张东逊的思想在当年中国自由派营垒中别具一种深度，得到国内外相当程度的公认，并赋有学院派的色彩。
坐而言起而行
作为自由主义者，张与大多数中国自由派一样，属于带社会主义倾向的左翼。但他的思想来源主要不是费边派的拉斯基等人，而是深受基尔特（Guild）社会主义的影响，同时也受了美国哲学家杜威（JohnDewey）的实用主义思想熏染。他是在中国传播实用主义杜威思想的最早的哲学家，并撰写了《实用主义的真理观》一书。
作为基尔特社会主义和杜威实用主义笼罩下的自由主义者，他对中国自由主义的思想背景贡献了多元的色调。然而，不必讳言，由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