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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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其右。”
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面对国民党的党化教育或所谓三民主义教育，傅斯年尖锐地指出：“教育如无相当的独立，是办不好的。官治化最重之国家，当无过于普鲁士……当年以德皇威廉第二之专横，免一个大学校长的职，竟是大难……其用人行政，一秉法规，行政官是不能率然变更的。”
1949年国民政府迁移台湾后，国民党从反面总结在大伦失败的教训，强化了镇压异议的恐怖气氛，大学独立和学术自由遭遇更为严酷的政治环境。当局推行联保制度：一人因政治思想“不纯正”被判罪，其他人要连坐。
傅斯年面对这种高压，仗义而起：一面不准军警随意入校捕人，一面对当局声明，台大师生由他一人担保，发生问题，他负全部责任！从而迫使这个联保制度在台大无法推行。在当时的恐怖气氛下，这样做是需要极大的道义勇气和崇高的担当精神的。
维护大学独立和学术自由的又一重要方面，是革除权贵子弟降格入学的陋习。为此，他特地在校长办公室门上贴上一张字条：“有为子女入学说项者，请免开尊口。傅斯年！”即便因此而得罪权门也在所不惜。
傅斯年在去世前不久致友人信中谈到台湾大学时，不无欣慰地写道：“这一年半大学有惊人的进步……学校在一切环境下，尚能维持其应有之liberaltraditionofuniversities（大学的自由传统）。虽然不是没有麻烦。”在当时的情势下，这一成就更加值得大书特书，势将载入史册。
学术自由是大学不可或缺的条件；但仅止于此是不够的。傅斯年关注大学的另一焦点是如何保持高度的学术水准。为此，他提出了台大办学的基本宗旨：
1。办学思想上不能以功利主义为主宰。他说：不但清末的教育“以富强之目前功利为主宰”，而且“直到民国初年，大学只是一个大的学堂。”“今之大学制度仍不能发展学术，而足以误青年、病国家。”如此状况，必须改弦更张。他强调通才教育，高深学术。
2。严格挑选校长和教授，不能让政客和不学无术之辈混迹其间。“做校长的必须教员出身，否则无直接的经验、切近的意识，其议论必成空谈，其行为当每近于政客。”。而“大学以教授之胜任与否为兴亡所系，故大学教育之资格及保障皆须明白规定，严切执行”。
3。严格区分大学和中学的教学方法。“大学教育是则是培养一人入于学术的法门中的。”“大学生之训练正是研究室之入门手续也。”不能将“大学化为中学”！
傅斯年的这些办学方针与蔡元培、胡适一脉相通。这是一缕自由主义的教育脉络，它影响了中国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大学教育，从而使大学在当年中国社会的混乱局面中，相对独立，相对干净，与国际社会主流教育界的差距在日益缩小。然而，自从1949年之后，中国大陆的大学盲目追随苏联，强行实施所谓“院系调整”，把原有的已经建成体系的中国教育降格为党的“驯服工具制造厂”，以培养“革命的螺丝钉”或“技术文盲”一类的“专家”、“工程师”相标榜，毁了几代中国青年，至今后遗症仍然严重。以此对照傅斯年当年对中国教育界的告诫及其深谋远虑，人们不能不佩服他的超绝卓识和博大胸襟。
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13、14、15）
罗隆基──人权理论家与政治活动家
一、学者兼政客
罗隆基（1898─1965）字努生，人权理论家，政治活动家，民盟创始人之一。在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中，一身而兼有学者和政治活动家双重身份的人很少，罗隆基是其中突出者。他才华外露，个性鲜明，敢恨敢爱，不拘小节，是一位有棱有角、毁誉交加的人物。
早在五四时期，罗隆基就是走在游行前列的一名学生领袖。他的清华校友潘大逵这样介绍罗隆基：“他是清华的一个高材生，中英文俱佳，中文尤为擅长，能写作，善辩论，得过清华国语演说比赛第一名。他颇有领导才能，是个才华横溢的政治家。”
1922年7月，罗隆基与同班同学钱宗堡、闻一多、何浩若等人相伴赴美，在英美留学期间，他与闻一多等人发起组织过国家主义团体大江社。后来赴英国伦敦经济学院，从师于拉斯基（HaroldJ。Laski）教授。1928年秋天，罗隆基从英国归来任上海光华大学政治学教授，同时兼任由胡适担任校长的吴淞中国公学政治经济系主任及教授。当年，作为“新月”派的重要人物、胡适自由主义大旗下的火枪手之一，他一度从胡适手中接编过《新月》杂志，纵横笔墨，书生言政。在民盟创立和发展的历史中，罗隆基起草了民盟一大纲领，并积极投入民盟反国民党的政治活动。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政坛上，罗隆基是被国共两党竭力拉拢争取的人物。1949年之后，毛泽东也给了他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委员、森林工业部部长、全国政协常委和民盟中央副主席诸种头衔。
1930年11月4日，罗隆基在光华大学任教期间，被国民党当局以“言论反动，侮辱总理”的罪名逮捕，被捕后，胡适等人动用自己的社会关系，八方营救，使罗当日即获得释放。后来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期间，罗隆基在《沈阳事变》等一系列《益世报》社评中，对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进行了猛烈抨击，《益世报》因此曾受到停止发行的处分。一度被捕，一度停刊，罗隆基遭遇的这两项经历在其一生中留下了很深的痕迹。从此，他对国民政府没有丝毫好感，丧失了信心，并不遗余力批评国民党侵犯人权的行径。与此相对照，他对一切反对国民党的政治运动和团体，譬如共产党，就滋生了一种身处同一条战线的同情，从而有时就丧失了理性的批判能力。当然，由于那时国民党是当下的、即在的、现实的压迫，自由派知识分子日日感同身受；而共产党在野，并未掌权，其统治的严酷尚未呈现，同时中共当时又高调赞美民主自由，自然就俘获了自由派知识界的主流情绪。
从思想理念方面的原因追溯，罗隆基他们这一代自由主义者（包括储安平、费孝通、潘光旦等），受到当时英国的费边社，特别是其政治学者拉斯基（HaroldJ。Laski）以及弗布（即Webb）夫妇等的思想影响，属于自由主义左翼，染有社会民主主义甚至部分社会主义的色彩。
有鉴于上述两方面的因素，自由派营垒不少人把其政治同情转向共产党方面是有其历史和思想渊源的。
四十年代抗战结束后，罗隆基异常活跃，参与创建民盟，出任民盟宣传部长，已成一位专职政治活动家了。从1943年下半年开始，中国出现了一股强大的自由主义运动，围绕着国民党的「还政于民」、战后中国政治秩序的安排等热点问题，开展得轰轰烈烈，不仅在公共传媒上占据了舆论的制高点，而且进入了实际的政治操作程序。前者自然是「观念人物」的汗马功劳，而后者则要归功于以民盟为首的「行动人物」的不懈努力。
从成立之初到抗战胜利的短短四年期间，民盟已经迅速成长为遍布全国主要城市、拥有三千名盟员（大都为知识界精英）、仅次于国共的「第三大党」。鉴于当时暂时出现的和平气氛与力量均势，民盟成为各方都要努力争取的举足轻重的砝码。1945年秋天召开的民盟一大，宣布民盟是「一个具有独立性与中立性的民主大集团」，其神圣使命是「把握住这个千载一时的机会」，「把中国造成一个十足道地的民主国家」。大会通过的政治报告及其纲领，可视作中国自由主义运动的大宪章。
在这部由罗隆基起草的自由主义大宪章中，中心的理念和架构实际上是左翼自由主义，甚至是社会民主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发展到40年代，在国际上变得更加汹涌澎湃。尤其是战后英国工党的执政，给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以巨大的精神鼓舞。知识分子普遍认为战后的中国民主模式，应该也可以仿效英国工党所施行的「中间道路」；在政治上实行英美式的议会民主政治，在经济上参照苏联的社会主义平等原则，也就是所谓的「拿苏联的经济民主来充实英美的政治民主」。
尽管民盟的这一中间道路在学理上的依据并不充分，但它紧紧地抓住了中国当时两大主要社会问题：国家政治体制的不民主与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公正，并富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施政改革方案。这一方案能够在1946年初被国共两方所接受，成为政协五项决议的蓝本，证明了它的确是一个出色的、有效的改革纲领。在这以前，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如以胡适为代表的《努力》和《独立评论》派）所关心的往往是都市知识分子感受最深刻的政治不自由，而对社会底层（尤其是农村）更关切的社会公正和经济平等问题漠然无视。这样，他们既不能响应民粹主义的深刻挑战，即资本主义发展中的社会公正问题；也远远游离中国社会底层的最基本需求，也就是罗斯福著名的「四大自由」中所称的「免于匮乏的自由」。民盟的社会民主主义中间道路，则成功地将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原则相结合，从而有效地响应了民粹主义提出的深刻挑战，满足了社会底层的经济平等要求。
可惜的是，国共之间的分裂与内战，使得这一出色的社会民主主义纲领无法获得其实践的机会，中国也就从此与自由主义的中间道路失去交臂。一旦战争的暴力替代了理性的对话，自由主义也就失去了其生存的最基本空间。1947年民盟被迫解散，象征着自由主义运动在中国的毁灭性挫折。
梁实秋评价他是“固定偏左的自由主义者”，即是比较倾向中共。当时罗隆基在早年朋友当中已是一个很有争议的人物，作为他的朋友，梁实秋对他的变化也很不以为然。他曾直率地说：“我曾和罗隆基开玩笑，我说他是才高于学，学高于品。这话虽是有意挖苦他，其实也正是我的意见。”
作为一位自由主义者，罗隆基不是看不到共产主义的基本问题，实际上，他在撰写人权理论文章时，也指出国民党的「党治」和中共的暴力革命都是侵犯人权，并写有专门论文论及马克思主义的诸多错误。但政治情感常常比理论更能左右一个人的政治实践。罗隆基就是最好的注脚。
二、罗隆基论人权
我们提到胡适在二十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发起过一场“人权运动”，而罗隆基，正是那场“人权论战”的主将。在中国自由主义者中间，罗隆基作为政治活动家是引人注目的，但人们却因此而常常忽略了他对中国自由主义的理论建树。实际上，他的理论贡献在其一生事业中，占有相当的地位，这就是他建构的人权理论体系。在这方面，在他之前和同时的中国自由派中，无人能出其右。
罗隆基在1929年7月10日出版的《新月》上发表“论人权”一文，充满自信的说：“我们目前要的人权是些什么？已到了我们回答这问题的时候了。”由此，他开列了三十五条他认为最重要的权利，全面阐明了他的人权主张。仅仅举其荦荦大者，则有：
国家的功用，是保障全体国民的人权。
国家的主权在全体国民。任何个人或团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