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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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清醒独立坚守不渝
五四当时及以后，在学术界，文化界，思想界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争论，胡适都参与其中，甚至差不多经常都是主角。譬如，关于整理国故，关于问题与主义之争，关于科学与人生观的论争，关于东西文化的论争，关于人权问题的论争，关于民主与独裁的论争等。五四时期，影响中国文化的思想家和学者，作为领袖人物，人们一般容易提到三位：胡适、陈独秀和鲁迅。论及所受外来影响，鲁迅和陈独秀主要受日本的影响，胡适受美国影响。有人常说，受日本影响的思想家更深刻，而受英美影响的思想家比较浅，比较明白。但是这一印象有其盲点。我自己更看重思想的内涵、倾向及生命力。
论及胡适在中国思想文化学术界的影响，显然，他这种所谓〃浅〃，并不是没有内涵，而是把一种久经考验的思想深入浅出地表达出来。这是一项很了不起的才能。从长远的影响来看，从正确性看，从与人性的黏结程度看， 胡适在历史上，就对中国思想的影响而言，要超越上面提的那两位。陈独秀先生走过的曲折道路就不必提了。若论及胡鲁二位，这里特别想指出，胡适是比较有建设性的，其思想相当健康。而鲁迅，基本上只有否定性，只是挖中国社会的黑暗面。而鲁迅在晚年思想逐渐左倾化，这一点实际上和中国后来的政治社会的悲剧发展有一定的关系。鲁迅诚然比较深刻，他对中国社会的黑暗面，极其痛恨，但是由于过于偏激，且受到共产主义的影响以后，恐怕对中国的知识界的影响，就不完全是正面的，有时候，甚至是负面的，这使他在晚年一度走入歧途。鲁迅在近代中国的否定性思潮中，占有很高的位置。但这种否定思潮后来流于一种虚无主义了。胡适给中国指出的路，像民主与科学，是经得起考验的，这方面他的贡献无人能出其右。若仅有破坏而无建设来平衡，最后造成的结果，就是一片废墟。简单说，鲁迅的思想很难作为一个建设社会的主流思想，或者说作为一个建设法治社会的主体思想。而胡适的思想则可以说和整个世界的文明潮流融合。比如胡适对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关于人权，关于法治，关于民主，关于自由，他一生都坚守不渝。
开初胡适是想完全作一个学人。他从海外归国之后，曾有一句话：从今二十年内不谈政治。他的想法是现在有些东西还没有弄清楚，需要研究清楚后再说话。但是后来却身不由己的卷入了很多的中国的政治社会事件中去了。那恐怕在当时中国国情下是很难避免的。列强在中国的横行，特别是三十年代日本逼着中国没有办法冷静下来，中国就走上一条靠发动群众来进行抗日的风潮。而共产党为了自己的生存，必须争取跟日本人打战，抗日也确实是一个正大光明的题目，胡适当然也是主张抗日的。但是他希望能够效法列宁，接受类似当时德国《布雷斯特条约》这样要求，然后一步一步建设自己，最后再站起来抗击。这是两种不同的方式。但这种方式在抗战激昂时代，没人会听的进去的。他变得非常孤立。他的老朋友像丁文江，像蒋廷黻都主张新式独裁，但他认为独裁不是办法。独裁只能饮鸩止渴，会使中国现代化往回倒退。这就是当时一场著名的论战。民主与独裁之争。其实蒋廷黻跟丁文江这些人也是受了现代教育，他们也是推崇自由民主的，但是他们觉得中国当时必须要独裁才能应付危局。然而历史表明，恐怕胡适是想得更深远一些。
三、反极权的政治自由主义
胡适作为中国自由主义承前启后的核心人物，他早期关注的重点，如前所述，主要是自由主义的本体哲学，即它的伦理基地：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及其方法论——实验主义、怀疑主义、重估价值——等等。简言之，其中心是强调个性独立、实验精神和负责任的态度。在他的后半生，则主要关注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其中心倾斜到了政治自由的问题。胡适自由主义思想的系统发挥是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后，1941年胡适在美国发表《民主
与极权的冲突》英文演讲，提出民主与极权的两大本质区别：渐进的与革命的，以个人为本位的与以整体为本位的。1948年9月他又 发表了题为《自由主义》的文章，很明显，此时，他思考的焦点已经转到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上来了。他说：“我们现在讲的〃自由〃；不是那种（中国式的）内心境界；我们现在说的〃自由〃；是不受外力拘束压迫的权利。是在某一方面的生活不受外力限制束缚的权利。”这就是政治自由。他感慨的是在近代历史上，“东方自由主义运动始终没有抓住政治自由的特殊重要性；所以始终没有走上建设民主政治的路子。西方的自由主义绝大贡献正在这一点；……”。他列举了各种近代民主制度的创设均与东方人无缘，指出“世界只有安格罗撒克逊民族在七百年中逐渐发展出好几种民主政治的方式与制度；这些制度可以用在小国；也可以用在大国。（1）代议政治；起源很早；但史家指一二九五年为正式起始。（2）成文宪；最早的一二一五年的大宪章；近代的是美国宪法（一七八七）。（3）无记名投票（政府预备选举票；票上印各党候选人的姓名；选民秘密填记）是一八五六年SouthAustralia（澳洲南部）最早采用的。自由主义在这两百年的演进史上；还有一个特殊的；空前的政治意义；就是容忍反对党；保障少数人的自由权利。”胡适指明：“总结起来，自由主义的第一个意义是自由，第二个意义是民主，第三个意义是容忍——容忍反对党；第四个意义是和平的渐进改革。”他提到”容忍”时，特别指出“自由主义在这两百年的演进史上；还有一个特殊的；空前的政治意义；就是容忍反对党；保障少数人的自由权利。向来政治斗争不是东风压了西风；就是西风压了东风；被压的人是没有好日子过的；但近代西方的民主政治却渐渐养成了一种容忍异己的度量与风气。”这就与鲁迅先生的“决不宽恕一人”形成了显著的对比。
苏联的社会主义试验曾经被认为代表了人类未来，当时吸引了许多知识分子，胡适本人也曾去苏联考察过。胡适的一些朋友包括研究国际法的专家周硬生先生，对苏联这个样板都抱有热切的希望。但胡适并不如此，他特意撰写了《我们必须坚持我们的方向》、《关于国际形势里的两个问题——致周硬生先生的一封信》两文来阐述自己对苏联的不同看法，对苏联的非民主制度提出批评。他预测到“战后的苏联可能是一个很可怕的侵略势力”。余英时先生指出：胡适“在1947年的中国公开宣称以苏联为首的集团是历史上‘一个小小的逆流’，更是一个胆大包天的举动，如果没有绝对的自信是不可能说这句话的。但是1989年东欧国家的全面崩溃、苏联的遽速变革……竟证实了他在42年前的观察，胡适似乎成为一个‘伟大的先知’了。”这表现了胡适的远见及其信念穿透历史的卓越力量。四、胡适的人权理论与实践
自由主义的核心概念之一，是人权。而在20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曾经有过一次关于人权的激烈论战。这次论战，是由胡适于1929年发表于《新月》杂志上《人权与约法》一文引起的。随后他又发表《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对于建国大纲的疑问》、《知难，行亦不易—孙中山先生的“行易知难”说述评》、《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等。1930年1月胡适、罗隆
基、梁实秋三人有关人权问题的文章结集为《人权论集》交新月书店出版，后被国民党政府查禁。通过这些著作与活动，顺理成章地，胡适成为论战中捍卫人权的中心人物。
这场讨论的参与者对人权的概念、性质、范畴以及人权与法治、人权与宪政等问题作了广泛深入的探讨。这场人权讨论肇因于对国民党政权违反人权行为的抗争，但其意义远远超出这一具体的维权活动，实际上演变成为一场具有深远影响的人权启蒙运动。在此以前，中国知识界和文化界中系统了解人权者甚少，即使知道一些也比较浮泛，国民普遍缺乏人权观念。通过这场讨论，胡适、梁实秋、特别是罗隆基，以通俗的文章与演讲将人权知识推向社会，对于增强国人的人权意识起到了重要作用。以胡适为代表的新月派在二十世纪中国思想界遂成为人权意识的代表。不幸的是，此后的中日战争和国共内战淹没了这一重大课题。直至1949年中国人的人权遭到全面褫夺若干年后的1980年代，人们才从尘封多年的历史档案中窥见到当年的人权先驱们的卓越努力及其成就。
胡适的人权思想概括起来不外乎两点：一曰伸张人权；二曰主张法治。正如其《人权与约法》一文标题所表明，以法治保人权可以说是胡适人权思想的全部主张。人权与法治，这是中国在走向政治文明的过程中屡次被失落的主题，也可以说它仍将是21世纪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基本问题。胡适的文章一下子就抓住百年主题，这是胡适对中国问题长期思索的结晶。中国传统中缺乏权利意识，因此，无论满清皇朝还是民国肇始，在社会上，统治者意识形态的“异端”或不同于多数人的“少数”，是谈不到任何权利的。以皇权至高无上为理由或以多数人的专政为借口，凡是被认定为镇压对象的“逆贼”、“反革命分子”、“敌人”、“反动分子”等，其人权公然可以被肆意践踏。不给反对派以人权，这在中国社会似乎已是天经地义之事。这种野蛮意识长期流行通畅无阻，正是中国社会践踏人权的真正深层原因。在20世纪的诸多中国思想家中，首先是胡适犀利地指出了这一点。在该问题上，胡适的主张同当时国共两党的意识形态是完全不同的。
他的基本主张是，无论一个人的身份如何、政治主张如何、宗教信仰如何，无论是王公贵族还是平民百姓，无论是“革命党”还是‘反动分子’‘土豪劣绅’‘共党嫌疑’，无论是守法公民还是在押囚犯，只要是人，就应享有基本人权，不容褫夺。就应享有人的尊严，不容侮辱。而当时的国民党和后来的共产党，虽然双方激烈对抗攻击，但却享有共同的特点：否定有普遍的人权概念，肆意践踏对方的基本人权。只要是敌对者、失败者，就必然丧失人权保障。身体可以受侮辱，自由可以完全被剥夺，财产可以任意宰制。只要是发表异端见解的书报，就是‘反动刊物’，统统禁止。当然，共产党更是变本加厉，连人权这一概念都成为禁忌，在中共统治下，一般人，甚至中共的自己人，都朝不保夕，时时生活在恐惧之中，遑论敌对分子和思想异端者了。毛泽东时代，那是一个中国人彻彻底底被剥夺了人权的时代。
当年，由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