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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章

中国民工潮:打工族生存状况调查报告-第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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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信。
  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7月16日(2004年)播出一个案例:
  2003年6月4日的晚上,湖北鄂州市鄂城区杨叶镇发生了一起离奇的案件。就在那天晚上,当村民张女士熟睡之际,突然有一个蒙面男子闯进张女士的家欲行不轨,由于惊醒了孩子,歹徒逃走。张女士没想到第二天晚上歹徒又来了。这次歹徒竟然带了把刀。张女士害怕歹徒伤害孩子,只好忍痛就范。
  事后,张女士去当地派出所报了案。派出所的领导估计,歹徒第三天可能还会再来,于是决定6月6日晚上实施守候抓捕。不过警方说,要等到罪犯泄精之后,再让张女士喊出声音,然后他们才能进去抓捕。为了能尽快抓住那名男子,张女士只好冒着再被强奸一次的痛苦配合警方。
  这天深夜,派出所长、副所长等4位民警就在客厅的沙发处埋伏,张女士还是在里间跟二女儿和小儿子睡在大床上。
  不出警方预料,色胆包天的蒙面歹徒居然如期而至了。受害者说他进屋后先将灯泡摘下,手上又操起尖刀。这一次受害者是遵循警方的指令,没有反抗。当时4位民警静悄悄地埋伏着没发出一点声音,也没有作任何举动。直到张女士按照事先约好的暗号发出咳嗽声,叶所长才冲了出来。可是已经惊动了歹徒,他从后门跑掉了。
  追出门去的警察一直搜索到天亮,也没有把裸体逃脱的歹徒找到。事后,警方解释说,开始他们没有听到歹徒进门的声音,而当他们听到张女士发出的声响冲出来时,歹徒已经受惊逃跑。
  无论警方如何解释,事实就是犯罪分子在4位警官的眼皮底下又完成了一次强奸。当这一切被不久后回家的丈夫知道后,他气愤地说,4位公安人员的所作所为是一种失职行为。
  电视台的记者在说到这件案子时,还作了一个对比,他说,在《水浒传》中有一个类似的情节——“小霸王醉入销金帐,花和尚大闹桃花村”,说的是胖大和尚鲁智深化装成新娘,当小霸王周通来抢亲的时候,鲁智深随即跃起,将周通打了个一佛出世,二佛升天。那么,为什么公安人员不学学鲁智深,自己去扮成那个受害的妇女,躺在床上,却要那个妇女再现受辱的场面,让她再一次受到伤害?让罪犯再一次得逞呢?
  看来,今天学习了侦察技术的某些公安人员,连那个大老粗鲁智深都赶不上。
  “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这是中国人的一句俗话,不过,这句话还有没说出的下文:如果和尚增加到七个八个呢?不,如果这个庙里多的不是和尚,而是住持,那么,有七个八个住持管理的庙宇,情况会更好还是更糟呢?
  改善管理农民(民工)的领导环境,比改变污染的生态环境更加迫切,更加重要!


●  别让事态踏入混沌
  《人民日报》报道,据保守数据,目前我国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建成了高尔夫球场176座。按照国家征地审批权限,用地超过70公顷以上的项目须报国务院审批。但这176座高尔夫球场每座都超过了70公顷,却只有1座报经了国家有关部门审批。
  175座高尔夫球场全是“私生子”,按最低占地标准每个为1000亩地计算,就已经占去了土地近175000亩;按每座最低投资2.5亿元,便已经耗资了440亿元人民币。幸亏中央及时煞住了这种乱建的歪风,不然,恐怕几百甚至上千座的高尔夫球场还要兴建,农民的失地之痛,中国的无耕地之苦,就会凸现得更加突出。
  有的地方官员只顾“形象工程”,只顾“政绩”,而不顾国家政策和法律,不顾群众的利益,以牺牲土地和农民的利益来谋求当地经济的发展,不给农民应得的补偿。一些地方政府为应付用地审批,采取弄虚作假的方式,以调低土地年产值来保证补偿钱数合法,以此大幅度降低征地补偿标准。如墨马山地区4600多废铁场捡破烂的民工亩耕地被圈占建高尔夫球场,失去耕地的农民,得到的补偿是每亩每年400元钱。在项目急需上马又因财政拿不出钱来的时候,就只有给农民开一张空头支票了事,农民即使不愿意也得愿意。你想反抗或反映意见吗,政府就调动警力加以威胁,在没有任何手续的情况下强迫拆迁农民的住房,不同意就停水、停电、砸玻璃。这种做法,不但使我国的耕地日益减少,还使政府与农民的矛盾愈加突出。
  繁忙的小海港,干活的都是民工 国土资源部在2004年2月24日公布的《2003年度全国土地利用变更调查结果》表明,2003年全国耕地净减少3806.1万亩,耕地面积共减少了总量的百分之二,由2002年末的18.89亿亩,下降到2003年末的18.51亿亩。这里面有退耕还林的原因,也有各级政府任意占用土地的原因。
  国土资源部的工作人员表示,2003年度全国建设原因共占用耕地343.7万亩,灾毁耕地75.6万亩,生态退耕3356万亩。生态退耕是土地减少的主要因素。而冶金、有色金属、化工、机械、纺织、轻工等行业全年投资增长在50%以上,也带动建设占地相应增长,使建设占用耕地比上年有所增加。另据国务院审批的重点项目占用耕地也有所增长,包括三峡库区淹没用地在内共有79万亩,比上年增加40万亩。
  国土资源部的工作人员同时指出,在建设占地问题中,占优补劣问题明显。2003年全国因建设原因占用耕地面积中,71%的具有灌溉设施,而且多数是居民点周边的良田,但补充的耕地,质量较差,综合地力明显低于占用的耕地,补充耕地中有灌溉设施的只占51%。
  中国一年损失的耕地就达到了全部耕地的2%,在这个惊人的比例之后,我们就可以说,如果这样持续下去,不但现在中国的粮食就不够吃,而且在20~30年之后,中国大部分农民将无地可种。
  东莞长途汽车客运站的民工一家在我国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粮食生产能力达到1万亿斤的水平,这些年随着近年来的持续减产,2003年粮食产量已经下降到9000亿斤之内。小麦、玉米、稻米等三大主要粮食品种在2003年也均出现减产,总产量比历史最高水平的1998年减产1400亿斤。
  尽管这其中有着民工外出打工和部分土地撂荒的原因、大量的耕地退耕的原因,但违法占用农民耕地是原因之一。这里,真用得着彭德怀元帅骂李德的那一句话了——“崽卖爷田心不痛”。那些能拿到钱财的政府官员是不会理解农民的失地之痛、失地之苦的。本来民工在城市里如果生计无着,还可以回到耕地上来,再过几年之后,他们将无处可去,有家难回,社会的问题,日趋严重。
  不错,让民工出来打工,是一件大好事,在政府对“三农”问题的日益重视下,加上今天农业税的取消,中国农民的日益富裕就在眼前,但是我们却看到一种潜在的危机。如果任由那些低素质的政府官员胡来,加上官商勾结、官黑联网,农民的怨气就会长期积累,直至铤而走险。两股力量的“拉锯战”愈来愈激烈的证据之一是,原来中国的贫困人口在逐年减少,现在却反而增加了80万人。
  一旦中国这个社会系统进入了混沌状态,中央政府的任何大力调控将失去效用。有鉴于此,必须在今天刚进入混沌边缘的时机里,加强中央政府的调控力度,把一切野蛮的、无视政策法规的、短视的即只顾急功近利的行为,统统阻止住。给中国农民、中国民工一条真正能达到小康幸福生活的畅通道路。
  农民与民工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呢,那个环境有着什么样的标志呢?一句话,那是农民真正能够把“官老爷”当成“公仆”来使唤的环境。
  2004年国庆节定稿于北京大慧寺
后记
  2004年春节之后,在民工返城浪潮刚近尾声之际,我就接受出版社的采访任务,开始了向南的行程。首先到达广东省,然后返程北上,由湖南、安徽,转到江苏、上海、浙江。4月底返回北京稍加休整,接着去了辽宁、黑龙江、吉林省,然后再到河南,最后返回北京,边写作边采访。走时还冬衣裹身,回京后已是赤日炎炎、轻衣短衫。闻不尽的油菜飘香,看不够的小麦卷浪,我走了一个两万五千里征程,不过是坐着火车、汽车进行的“长征”。
  再没有时间和条件到西北去了,却也走了11个省、直辖市。这部分地区是民工输出或输入最多的地区,基本上可以代表中国农民工外出打工的概况,因此,将这部书冠于《中国民工潮》,也是说得过去的。
  我是靠着军队省军区系统的支持走完这段路程的,沿途得到了这些地方部队机关的大力支持,没有他们的引路、保障、联络和介绍,不可能完成这项任务。因此他们是我最先要感谢的对象:
  广州军区宣传部、广东省军区、东莞军分区、深圳军分区、珠海军分区、中山军分区。
  湖南省军区、郴州军分区(嘉禾县武装部)、岳阳军分区(平江县武装部)。
  南京军区宣传部、安徽省军区(高炮团)、南京军分区(建邺区武装部)、苏州军分区、上海警备区、温州军分区(洞头县武装部)。
  沈阳军区宣传部、黑龙江省军区、吉林省森林武警总队。
  济南军区宣传部、河南省军区、新乡军分区(长垣县武装部)、南阳军分区(邓州市武装部)。
  我采访的大都是各地的劳动部门、建设部门、教育部门、法院系统、职业病防治部门,他们对我的热情接待至今记忆犹新。
  给我印象极佳的是我的同行,即使我没有带介绍信,但只要说起我是文字记者,或者是一位作家,他们统统给了我好客的接待,并无偿地提供他们手头的资料和掌握到的线索,让我避开远路抄了近道。我到达东莞去拜访《东莞日报》的同仁,那位叶社长说,我们开辟了《打工天地》的栏目,可以免费赠送给你一年的报纸,但你得辛苦地搬运一趟了。开始我还不以为然,后来才知道那12个月的装订本竟有十几公斤重;在深圳的报业集团,他们的资料室竟能把几百万字的民工资料全部给我录了光碟,当有人说,这些资料的资料费得1000多元,那位新闻研究中心的胡志民副主任就说:“他们哪有那么多钱,送给他就是了!”而到了珠海市后,正巧碰到我的战友张波在那里任报业集团的党组书记兼社长,他自始至终都派他的记者陪同我们采访,这下子使本来两眼一抹黑的我变得事事洞明,省下了不少力气。
  因此,我得感谢那些始终支持我,同时也同情着报道着农民工兄弟生活境遇的报界同仁们,它们是:
  《东莞日报》、《东莞文艺》、《深圳特区报》、《深圳青年》、《珠海特区报》、《中山日报》、《源流》、《新晚报》、《辽沈晚报》、《城市晚报》、《长河报》、《南阳日报》等等。
  以及还有对我帮助较大的政府部门和协助我采访的新老朋友们,他们是:王郁昭、陆子修、刘开明、李骏、苏玉光、何继青、节延华、郑志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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