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工潮:打工族生存状况调查报告-第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邓立翠就是一个，她曾出席过全国第九次妇女代表大会。如今是安徽省最大的孵鹅企业的总经理。”
张勇是这样描写她的：
邓立翠是无为县仓头镇人，兄妹３人，她排行老二。她的父亲腿有残疾，家里所有农活全靠母亲一人支撑。可想而知，在那个只靠土中觅食的年代，生活是何等艰苦，一家人常常连饭都吃不饱。兄妹３人一年到头也难得做上一套新衣服。大多数时候都是花一两角钱从旧货市场买旧衣服穿。迫于生计，哥哥很小就开始帮妈妈干活了。由于家中仅有的几个钱都给邓立翠交了学费，妹妹就上不起学了。兄妹３人，邓立翠是惟一读过书的幸运儿。
勉强读完初中，家中再也无钱供她上学了，就在这时，她无意中得到一个消息，改变了她的命运。１９８０年冬天，邓立翠一位要好同学的妈妈到北京当保姆去了，一个月工钱２０元。２０元，对于当时的邓立翠来说无异于一个天文数字。全家人辛辛苦苦地干一年，到头来也挣不到这么多钱。邓立翠非常羡慕，觉得这钱来得真是太容易了。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人家能当保姆，为什么我就不能呢？正失学在家的邓立翠失眠了。她很清楚，能挣点钱回家，是她对全家人的最好报答，也是对哥哥、妹妹没有读书的最好补偿。于是，她决定和其他５个要好的同学一起，出门当保姆。
让一个才１６岁的女孩子外出当保姆，父母当然不放心。但除此以外也没有更好的出路。加上她的软磨硬泡，最终父母还是同意她出去。家里四处借钱为她凑齐了盘缠，在亲人的千叮咛万嘱咐和依依不舍中，邓立翠来到了北京。
邓立翠干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石景山一个普通工人家里当保姆，月工资１２元。她不敢说出自己真实年龄。就说自己已经１９岁了。由于她有文化，悟性高，学什么都很快，所以主人非常满意。她先后在四五个家庭里当过保姆。但是她有块“心病”，很厌烦别人叫她“小保姆”。虽然她觉得当小保姆没有什么不光彩的，但是她从来没有把自己定位在一辈子当一个保姆的水准上。
她最终离开了北京。３年后，她最后做活的那家人家帮助了她，被招到上海崇明一家畜牧场当工人。她如饥似渴地学习技术，很快成了畜牧场的养殖能手。她曾创下一个人喂养３７０头牛的记录，还和她爱人李志春一起，用４０天的时间完成了上海畜牧局交给的“胺草饲料试验”，获得了“稻胺化养牛”成功奖，他们的事迹上了《新民晚报》。
学会了技术，为什么不回家乡一显身手呢？１９８７年，邓立翠夫妻俩辞去了畜牧场的工作，回到了家乡。
现在，邓立翠的“三缘养殖实业有限公司”年产“无为大白鹅”苗鹅２００万羽，销往全国十几个省市，产值１０００多万元，社会效益６０００多万元，带动了３万户农民从事白鹅的养殖，扶持贫困户和下岗职工近千人。并迅速成为巢湖市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安徽省最大的孵鹅企业。
一只丑小鸭，一旦离开了那个贫穷的故乡之后，转眼间就变成了白天鹅，她飞回来不是寻找王子，而是为故乡产下金蛋，孵化富裕。邓立翠，向我们诉说的是一个现代的“童话”。
人类的行为学家告诉我们，当一个人形成了某种思维类型和文化类型之后，也便形成了一条固有的“行为轨道”，“赤脚医生”出身的陈立钻要图发展，首先想到的是中草药的种植和研制；邓立翠要创建自己的事业，也自然而然地会利用她学到的养殖技术。但是，一切的发展都不会是空中楼阁、水上浮萍，你的前期准备有多少，你成功的概率也便会有多少，你获得的回报也就会有多少。
● 父母在，要远游
我的故乡浙江省湖州市，下属三个县，分别为长兴、安吉、德清。这个德清县，就是当年的武康，也是唐朝中期诗人孟郊的家乡。
孟郊留传下来的诗有４００多首，惟独那首《游子吟》，老少咸宜、人人会吟——“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读了真让人有些戚戚然。料想这位苦吟诗人当年也是个家境贫寒的饱学少年，要到长安那么远的地方去赶考，又见慈母在夜晚的灯下为他赶制新衣，才有感而发，写得如此真挚动人。今天，在德清县，就有一个“春晖广场”，让大家去回味母爱与家乡的爱。不过今人的观念早已改变，那种孔子的“父母在，不远游”的思想已经涤荡无存。湖州位于长江三角洲的富饶地区，他们一般不会到浙江的其他地方去打工，要去，就到能够挣到大钱的国外去。
长兴县民工输出的方向是日本，不过它不叫民工，而称为研修生，比一般的劳务输出要高一个层次。这是得到中国政府和日本政府的认可，由日方社团、企业组织，为中国培养技术人才，回国后可以学以致用的一种合作方式。长兴县１９９３年开始起步，至今已历１１年的时间，全县输出约有８００余人，形成了一个远去东瀛的小气候。
周健琴，是个腼腆、善良、勤奋而聪敏的长兴姑娘，在村里开一家服装店，生意清淡，过着清贫的生活。１９９８年，他的舅舅“先斩后奏”，替她在县外贸局报名赴日研修。她是被动地走上这一条道路的。
说实在的，这些农村姑娘出这样的远门，要不是政府性的行为，她们想都不敢想，怕受骗上当的戒备心理，是中国农民最传统的心理负担之一。
１９９８年，周健琴、李惠鹤、丁金妹等一行６人来到了日本的四国香川县Ｙ．Ｋ．Ｓ株式会社研修服装加工，由于周健琴以前就掌握了一定的服装加工技术，加上她的刻苦努力，很快得到了该会社社长的器重。
在与楠井芳社长的一次闲谈中，社长问周健琴：“你回家后打算干什么？是继续搞服装还是改行？”周健琴顺口说道：“还想做服装，但我本钱不够，如果楠社长到我们长兴去办厂，我就继续帮你干。”
赴日研修生报名站对周健琴而言，讲过了也就算了，要一个日本老板到她的家乡去办厂，哪能像她说话这般随意。岂知，这个楠井芳女士还真的听进去了。
２０００年下半年，楠井芳趁着到苏州分公司出差的机会，走访了长兴６位研修生的家。集天目山余脉的雄峻和太湖碧波之柔和于一身的长兴，引起了日本客人极大的兴趣。楠井芳决定在长兴开办她的分厂，她看中的当然还不仅仅是这里的投资政策、投资环境和这里天生就是丝绸的产地，还有那６个她培养考察过的研修生，这些人不仅学习了日本的技术、日本的管理，还讲得一口流利的日语，是她信得过的。
于是，２００２年６月，投资１０００多万元人民币、占地１６亩的日商独资企业长兴惠凯丝服装有限公司在长兴白岘乡动工了。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２６日，该公司投入试生产。而周健琴，也实践诺言，成了该厂的生产课长，那个随同周健琴去日本的李惠鹤，成了该厂的总务课长。
现在，这家企业已经招收了１００多个民工，还准备再上两条生产线，到时候还会增招８０个工人，其时，年出口创汇就可达到２００万美元。
在日本车间工作的浙江省长兴县的研修生负责这项工作的是外经贸科的科长刘桂英，由于她把这盘“蛋糕”做大，功不可没；也由于政府与企业脱离，她开始着手成立一家经贸公司。刘经理告诉笔者：“开始这项工作做得很艰难，人们不相信也不愿离开家，东动员西动员，好歹凑了１０个人，临了有一个女孩子被她妈拉下了车，只去了９人。现在了不得了。除了周健琴，还有罗叶平，他已经成了湖州市政协委员。陶爱辉，１９９９年到日本研修服装，２００１年回来后与姐妹们共同创业，在五山岗村塘互坪和邻近的长桥租用了２７０亩水面，投资近３０万元，开发了优质珍珠养殖。目前第一批珍珠已出售，获净利１２万元。富了生活也富了头脑的陶爱辉尝到了甜头，现在把她丈夫也闹出去了……”刘桂英愈说愈兴奋，她还告诉笔者：“他（她）们不仅带回了钱，有了创业的资本，主要是各个方面的修炼成熟了。那个叫张莉的小姑娘，出去前什么都不会干，从小娇生惯养。研修３年，回来后非常老练能干，在日本交了一个同是中国研修生的男朋友，两人一起创业，在宜兴搞了一个股份制公司，是一个高科技公司，她是研发部经理，这种产品能够出口日本。还有曾庆伟和王锦春在日本茨城县农协研修了１年，学习了日本的温室暖棚栽培技术和农业管理经验。回国后，两人都开始用温室技术搞日本美隆甜瓜、优质无籽西瓜及优质蔬菜的育苗种植和开发。现在，曾庆伟和新台农业公司生产的甜瓜、西瓜在江、浙、沪一带已经颇有名气，很多大超市都为其产品开设了专柜。不久前，他又与一位台商合作，租赁了６５０亩土地，由他提供技术培训和种子、肥料、农资器材，让当地农民负责种植，公司销售产品，带动大家一齐富起来。两个长兴县去日本的研修生现在，长兴在日本已经小有名气，当然他们不说长兴，只说在上海附近，有一个小镇，那里的中国人都会说日本话。就这一点，日本人非常感兴趣，常常到咱们这里来旅游、考察，还愿意到这里来投资办厂。”
我问道：“难道他们研修一两年就能学好日语？”“不错，他们知道机会难得，人人都很刻苦。３年回来，一般都能达到日语的三级水平，很多人都达到了二级（相当于英语６级），还有比较优秀的人能达到日语的一级（相当于英语８级），他们的日语就讲得非常溜了。你想，我们一个县，就有那么七八百人会讲日本话，日本客人无论走到哪里，那里就自然有人出来自动做翻译，他们看了会有什么感觉，这里简直成了他们第二故乡了。”
中国的农民工仿佛是一排浪潮，第二线省份的湖南、湖北、安徽、河南人走向了沿海的省份和城市，再内地的西部省份的民工们则进入中部地区或沿海区。而沿海省区的农民们，如福建、浙江、山东（青岛、烟台）、辽宁（大连）等地的人，则表现出空前的大胆，他们像是被后浪所推似地，渡过大海大洋，到世界各地去打工了。
不得不承认，由于许多中介公司其实是被我们称为“黑中介”的，大量的民工则完全缺乏政治、文化、地理等常识，受骗上当的悲剧连续不断。据英国《卫报》的报道，英国西部的莫克姆海湾刚刚出事，死了２０个中国的拾贝人。这个悲剧让那些痛失亲人的亲人们眼泪还未干，被英国老板招募的１８０名中国民工又在他们死去的同乡的脚印上走了过去。
而那个绑架、凶杀和汽车炸弹不断的伊拉克，也有那么7名中国人稀里糊涂地闯进火线，说是到那里去打工，结果也被绑架。幸好伊拉克人对中国还算友好，不久就将他们放了。询问那些惊魂未定的民工和家属，他们几乎一致地回答：“我们不知道那里还在打仗！”
人就是这样，当那些偏远山区的农民，决心要离开熟悉的小山村的时候，或者说当沿海地区的农民，乘上了海船驰向国外的时候，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