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工潮:打工族生存状况调查报告-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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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杭州市有一个企业家叫陈立钻，他对我这样说：“理论家有这个理论那个理论，经济学家有这个规律那个规律，要我说，只有一个，那就是‘肚皮规律’。肚皮饿了要吃饭，哪里能吃得饱就上哪里去；哪里能吃得好就上哪里去。为什么城里那些捧‘铁饭碗’的工人觉悟得晚，不主动‘下海’去经商？他们的肚皮没饿，他们的碗里有饭嘛！为什么没有正当工作的人倒先做起小买卖来，为什么最贫穷山区的农民急着外出打工，他们肚皮饿嘛！肚皮越是饿的人就越着急，肚皮半饥半饱的人慢着急，肚皮饱着的人还不着急。这同过去旧社会里沿海一带的人下南洋是一个道理，那些人都是在家乡混不下去的人。”
“这明明是常理，许多理论家却不知道，或者不敢讲，而广大的老百姓弄不灵清。要是你两天吃不饱穿不暖了怎么办？你还有心思埋头写作吗，你的心思都在一个吃字上，你会一门心思去找饭吃。这是人的本能，也是所有动物的本能。吃的第一个层次是吃饱；第二个层次就要吃好；再发展到吃出健康和文化来；然后就上升到精神层面上去。你管也没有用，卡也没有用，生产力不是管出来的，是放出来的。你管理者硬要把农民捆在一亩三分地上，就是再精耕细作，农民也富不了。如果你放呢，把农民放出去，让他们自己去找饭吃，那就用不着粮票和布票了，放得越快富得越快。所以，管理最好是宜粗不宜细。”
这是我听到的农民企业家最入木三分的一席话。
● 从偷渡潮到民工潮
在不少电影、电视剧中，对于从内陆到香港的偷渡客有着太多的描写：从丛林中、从划桨的小船上，或者是从剪开的铁丝网边，那些偷渡者杂乱的脚印、紧张的眼神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然后，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后面是内地公安人员打着手电的追击；前面是香港警员在海滩上的围捕。一场偷渡梦，最后在监狱中醒来。那些偶尔的成功者，或是蹲躅在灯光昏暗的街边，或是拥挤在郊区无人居住的破房里，在无望中决定着下一步路怎么走。那找不到工作的无奈与饥饿令人同情；那铤而走险的行径叫人生畏与厌恶；那流落风尘最终堕落的结果发人深省。当看到这样的电影镜头时，我们不禁会发问，既然偷渡的路是如此危险，结局是那样悲惨，偷渡者为什么还要像飞蛾扑火那样，以身试法呢？
这里，我们可以回答那些困惑者了。当一边的人有着８万港元的年收入，而另一边的人却只有５００块人民币之时，这１６０倍的经济位差会给人们的行为带来什么样的趋向呢？
答案就在我们的嘴边：即使有上断头台的危险，也阻止不住人们铤而走险！
于是，一串串“人往高处走”的脚印便组成了一串串膨胀的数字：
１９６２年，深圳逃港人数为１２１４４人；１９７８年，深圳逃港人数为１７４５６人……
从１９５７年至１９７７年，宝安县参加外逃的人数是１１９２７４人次，平均每年５０００人次。
由于人口长年流失，宝安县成为广东省劳动力流失的主要县份之一，也造成了其人口密度和经济发展水平一直低于广东省的平均水平，它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只有２８０人。
然而，一旦这里建立了特区，情况便逐年得到了改观。原来离乡背井的穷乡镇、渔村变成了人们向往的地方。
从１９８０年至１９８２年，开始形成了移民流的初潮，在这三年中，深圳人口的增长每年超过１０％。在这个初潮中，有这样四批人进入深圳：一是来自全国各地的１００家建筑公司的干部工人和技术人员；二是２万名开赴深圳深圳横岗镇的公司、工厂星罗棋布并就地转业的工程兵；三是由内地调入的数百名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四是近１０万名各种新兴企业招聘的外来工。再接下来——
１９８３年，有１５万人涌进深圳。以后每年都以超过前一年的速度递增。到了１９８７年，在册暂住人口达到５９．８４万，首次超过了户籍人口（５５．６万人）。
１９８９年，深圳暂住人口突破１００万；
１９９０年，深圳总人口超过２００万；
１９９３年，深圳暂住人口超过２００万；
１９９４年，深圳总人口突破３００万；
１９９９年，深圳总人口突破４００万，其中暂住人口接近３００万人。
２００１年４月１６日，全国公布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深圳的情况令人大吃一惊：总人口已达到７００．８４万人，其中户籍人口是１２１．４８万，暂住人口达到５７９．３６万人。
而今天，到了２００３～２００４年，深圳的户籍人口达到二百七八十万人，而暂住人口则超过７００万。深圳已成为超千万人的大都市。在深圳行走的每４个人中，有３个是外来人。
这种情况，同样发生在与之相邻的东莞市。
东莞有一个小镇，叫“寮步”，顾名思义，是在一条河的边上搭起几座茅寮，铺上几块石阶，供卸货的人休息或转成陆运，最初这是一个不起眼的小码头。就是到了今天，这个镇的常住人口也不过６．３万。可是，外来人口的增长却令人吃惊：
１９９３年，外来人口为３１７４９人；
１９９４年，外来人口为３８１８０人；
１９９５年，外来人口为４３５６０人；
１９９６年，外来人口为４３６００人；
１９９７年，外来人口为４０５２０人；
１９９８年，外来人口为４２０１２人；
１９９９年，外来人口为５３４６７人；
２０００年，外来人口为５３９５０人；
２００１年，外来人口为１７１２８９人；
２００２年，外来人口为１６５７３２人。
与深圳的结论一样，在东莞这个小镇，每４个人中，也有３个是外来人。
东莞市街头的招工宣传栏只要有机会去一趟深圳，或是东莞，你不会看不到这样的现象，在火车站、汽车站，从一趟趟车里走下来的，有许多就是那些衣服穿得并不入时的农民工，他们的头发有些蓬乱，皮肤有些黝黑，眼睛里带着些许迷茫些许兴奋些许期待，肩扛手提着大型的编织袋、铺盖卷，随着其他的人群开始进入城市。他们像渠水、像雨，落到流到了哪个城市，便慢慢渗透了进去。然后，在建筑的工地，在大的工厂与小的作坊，在酒店和饭馆，在娱乐场所和小小的发廊，都可以随时看到他们。还有一些是没有融入的，三三两两还站在路旁、职业介绍所等待着他们的工作，也等待着他们的希望。每一座沿海城市稍微富裕的地方，都将成为他们的梦开始的地方。
这些外来工的流向开始是奔向珠江三角洲，继后又发展到长江三角洲，再扩大到整个沿海城市，于是，一股前所未有的民工潮在中国这块广阔的土地上涌动了起来，奔流了起来，形成了一股势不可挡的建设力量。
我们十分吃惊于这种变化，它远比沧海桑田、斗转星移的变迁来得更叫人不可思议，也更加壮伟。
因为这种从偷渡外逃到大量涌入的变化，既有着具象性的意义，也有着现实意义。它的确说明，中国的某些地方富起来了，经济发展起来了，我们内地人不再需要通过外逃来寻找致富途径，国内自有他们挥斥方遒的空间。
● 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
２００４年的春天随着民工潮的提前到来也过早来到了。虽然在全国各地，春节一般都是７天长假，有的地方还要到正月十五才上班。但据记者报道，从初四、初五起，外地返京的民工就开始升温。仅从年初四中午１２时到初五中午１２时，北京站和北京西站到站人数就超过了１５万人次。据有关方面估计，２００４年初次到北京来打工的人数至少有几十万。
在今天，打工的人数愈来愈多，而工作岗位却是有限的，因此他们都想抢占先机，提前几天来占一个位置。
记者汪震龙如此写道：“在北京做了4年家政服务员的何姐应客户的要求提前3天进京。她告诉记者，来北京打工的这几年受到了不少北京客户的照顾，他们既然有需求，自己二话没说就赶赴北京来了。
“与何姐这样在京长期打工者不同。昨天走出北京站的还有不少是第一次来京打工的打工仔、打工妹。几名从河南来京的女孩子对记者说，她们是在同乡那里听说北京特别缺小时工，就趁着返京高峰到来之前提前赶来了，比别人早到几天，找工作的机会也就大一些。
“北京巾帼家政服务公司的王女士告诉记者，随着北京人对家政服务需求越来越多，这几年许多家政服务员回家过年的时间也一年比一年缩短，从昨天（初五）开始，该公司就有一些家政服务员开始到客户家里上班去了。”
比别人早半拍、快半拍，无疑就有了更多的机会。
这使我们想起了“民工潮”始发时期外出打工的那一些人，他们是如何得风气之先想到要走出那块贫瘠土地的，他们的命运有了什么样的改变。
那应当是１９８０年到１９８２年，我们可以称作为移民浪潮的前奏期。
在广东省河源市龙川县黄布镇，有一个名叫宦境村的地方。宦境的名字很怪，听老一辈的人说，这里原名叫“番径”，是少数土著人居住的偏远山区。抗日战争广东省河源市龙川县黄布镇宦境村，新楼是外出打工者盖的房子期间，成为一块革命根据地，东江纵队经常出没于此。解放后还活着的老革命成了高级干部，于是才将这地方更名为“宦境”，表示这里是出官宦人才的风水宝地。
这个村子里原有５０００多人，在民工潮到来的前奏期，一下子走出去３０００多人，他们主要是到深圳去打工，还有的人跑向了广州和上海。
２０年过去了，这些“先驱者”的现状到底怎么样了呢？
笔者随着朋友曾庆刚先生，乘着他的奔驰车，到那个山村里去深入了一回。
这是一个非常闭塞的村庄，四面都被小山围绕，土地既少且贫，每人只有三分地。山村里新楼与旧房间杂，据介绍，那些盖新楼的户主都是在外面挣了钱后盖的，而那些旧房的主人则一般是守家不出的农民。不过，这里守家不出的农民实在太少了，在整个村子里，几乎看不到年轻人，人们把这种现象称之为“６１３８９９部队”，“６１”是儿童；“３８”是妇女；“９９”是老人。这是外出打工农村的普遍现象。
黄姓村长告诉笔者，这个村主要有两姓，一姓曾，一姓黄，当初出去的３０００人，现在成为千万富翁的有２００余人，成为亿万富翁的也有十余近二十人。这个村里出去的人，一般都做家具买卖，广东人称之为家私。他还为我说出了几个名字，他说道：“有个曾升华，在深圳开出租汽车公司，公司有小车３００多辆；还有一个曾其中，做家私生意，已拥有十几家商场，什么国泰商场、顺高商场等。黄文辉、黄廷阳、黄仕涛、曾海艺、曾建国等都是开家私商场的，什么光辉家私商场、松宝家私商场、先岭家私城，都是他们开的。可能还有不少人，我们不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