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林匹克回忆-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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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到那时为止参选的人都没有什么竞争力。后来，当英美集团看到我的支持率上升且最终很可能当选时，他们就匆忙地把国际滑雪联合会主席、名声显赫的瑞士律师马可·霍德勒推出来参加竞选。 1980年7月15日，早晨很冷而且下着雨。基拉宁主席已经在莫斯科国家大剧院举行的开幕会议上宣布卸任，他向全世界发表了充满感怀和希冀的演讲。我满怀信心，无比平静地等待着未来几天将要发生的事情。我不能放任自己处于极度兴奋的状态，因此我一直努力地控制着情绪。抱着这样一种态度，我准备度过自己投身体育事业的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天。
竞选结果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我大获全胜。共有5位候选人做了自我陈述，他们是德国工程师韦利·道梅、加拿大律师詹姆斯·伍拉尔、瑞士律师马可·霍德勒、新西兰记者塞梭·克罗斯先生，还有我自己。在竞选的最后一刻克罗斯选择了退出，转而支持我。
选票统计的结果让人们大吃一惊，因为仅仅才一轮选举我就获得了绝大多数选票。总共有77人参加了投票，我得到了其中的44票。其他候选人则分摊了剩余的33票，具体为马可·霍德勒21票、詹姆斯·伍拉尔6票、韦利·道梅5票，废票1张。此时，基拉宁主席还并未意识到选举结果已经产生了，准备继续下面的程序：“下面我们开始第二轮的投票。”为了此次奥委会主席选举而暂时放下手中政务特地赶来的突尼斯总理，也是时任国际奥委会第一副主席的穆罕默德·姆扎利上前打断了他的话，“主席先生，选举可以结束了，有一名候选人已获得了绝大多数的选票。”
法新社一名记者率先以电报的形式播发了这一消息。电讯的时间是当地时间15时05分，还配有一篇简短的文章《萨马兰奇当选国际奥委会主席》。
在选举结果公布仅仅三分钟后，我就从大厅“逃〃了出来。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往莫斯科旅馆打电话，我的妻子碧蔚丝等在那里，和她在一起的还有我忠实的朋友和合作伙伴：安塞尔莫·洛佩斯、雷蒙多·萨波尔塔、安德列斯和胡安。他们一直都在支持我，为了这一结果他们一直在努力。我认为他们理应先知道这个好消息，而且应该由我本人亲自来告诉他们：我赢了。成功的喜悦是巨大的，我当选的消息迅速传开。没多久，西班牙各大电台就竞相打电话到旅馆来采访我。
工会之家圆柱大厅的桃花心木大门一扇扇全都打开了。这座古老的建筑曾经是沙皇政府官员们娱乐的场所，这里也曾经安放过苏联领袖们的遗体。基拉宁主席在扶手处把我介绍给正在长长的22级台阶下、偌大的舞厅中等待消息的世界各大媒体。
两个小时后，我出席了我的第一个新闻发布会。数十位摄影师在拍照，来自全球的四百多名记者就当前的一些话题向我发问。出于对基拉宁主席的礼貌与尊敬，我一个都没有回答。我尽量使我第一次的发言清楚而有力：“我保证，我将为维护奥林匹克运动的团结，为传播和平的准则，为全世界的年轻人亲密无间情同手足而奋斗！〃这一席话也拉开了我21年任期的序幕。贺电很快从我的祖国纷至沓来：第一封发自国王胡安·卡洛斯，然后是首相阿道夫· 苏亚雷斯、加泰罗尼亚大区主席约瑟夫·塔拉德利亚斯等等。还有一份意义重大的来自巴塞罗那市市长纳尔西斯·塞拉的特殊祝贺，他和我一样深知，我的就任是巴塞罗那市申办1992年奥运会这一长期历程的开始。这一点，在他对《加泰罗尼亚日报》记者的讲话中有所流露。我身边的人还有体育界的朋友，都对一个西班牙人当选为国际体育界的最高领导感到由衷的高兴。西班牙社会也对我的当选做出了积极评价，各政党、各反对派、工会、企业界发出的同一声音让我在感到自豪的同时又感到肩负责任的重大。理所当然，莫斯科在我心目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因此我也愿意在这座城市卸任。
第三章 定居洛桑最初的举措
我得承认，在莫斯科当选后我度过了一段糟糕的日子。那段时间我的精神陷入了低潮：我感到责任重大，担心自己无法担负起领导世界第一大体育组织的重任。我还得在莫斯科待到10月底。我从大使馆正式离任的日期是1980年10月12日，那天正好是西班牙国庆日。驻世界各地的西班牙外交使团通常都在这一天举行盛大的招待会。
我暂留莫斯科是的值此机会我从大使的位置上离任，并以新任奥委会主席的身份出现在人们的面前。
接替我担任驻苏联大使的是佩利那特侯爵，我去伦敦拜访了他。他当时担任驻英国大使。我向他通报有关莫斯科的情况，便于他完成新任使命。我是一个人乘船从苏联返回巴塞罗那的，在归程中不幸传来了挚友马里亚诺·卡尔维诺逝世的噩耗。我拜会了我国的领导人，并开始认真地构想未来的蓝图。我甚至同时任体育国务秘书的赫苏斯·埃尔米达探讨过在马德里建立一个奥委会主席办公室的可能性。我非常感谢他向我提供了一切便利的条件并按我的要求给了几处房舍，以供在首都马德里设立一个国际奥委会主席的办事处。换言之，我将采用同我前几任相同的方式，重复他们走过的道路，把我自己的国家作为办公地点。
上任伊始，许多事情正如我预感的那样发生了。国际奥委会的地位非常不稳固，不只是在财政经济来源方面，更主要的是其形象和威信，由于不久前发生在莫斯科的抵制行为及由此产生的政治及外交影响而受到了严重损害。很多人认为国际奥委会生命垂危，某些悲观的人甚至相信奥委会已时日不多，1980年举行的莫斯科奥运会或许是最后的一届了，1896年诞生于雅典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即将走到尽头。因此，尽一切可能克服这种悲观的令人沮丧的情绪成了当务之急。
8月初我前往洛桑，我在那里建立了同当地的、地区的及联邦政府执政者的官方联系。由于我有一个当年在市政府的好朋友、好伙伴费尔南多·里瓦提供消息，我能够及时了解在洛桑所发生的一切。里瓦也是体育界人士，曾担任过巴塞罗那足球俱乐部秘书长，因为工作的原因而在洛桑定居。由于他的关系和工作效率，使我迅速地掌握了当时的情况。没多久我就意识到，很久以来一直是莫尼克·贝尔里欧斯以一种非常个人的手段领导着国际奥委会，她甚至已经超越主席而成为奥委会的头号人物。这使我最终明白如果我不在洛桑长住下来，那么我的地位在她这位总干事所显示出的力量面前将变得十分的孱弱，正如基拉宁主席在他整个任期内被架空那样。于是我决定正式在洛桑定居下来，我要成为国际奥委会名副其实的主席。
我确信当我把这一决定告诉这位国际奥委会高官时，她非常不悦，因为她明白奥委会中不能有两个头，要么是她，要么是我。一段长期的历程开始了。我在维迪堡一层的一间小办公室住了下来，这样开始了我的工作，开始了同贝尔里欧斯女士经常的碰撞。我从不让她独当一面，以防止她进一步扩展特权。我们的冲突不断，我甚至意识到自己一直受到一些官员的特殊监视，他们向她汇报我的一举一动。我感到自己被控制起来了，他们一
刻也不让我独处，我无法自由地开展工作。
1981年底，我们在萨拉热窝召开了一次执委会议。在会上我对委员们提出，在这样一个与我的管理存在对抗的环境中我很难领导好奥委会。我强调指出，在我们这样的组织中，领导权只能在当选者的手中，也就是主席和执行委员会的手中。而当时的情况却并不是这样。
争论令人相当不快。莫尼克·贝尔里欧斯女士突然站起来拂袖而去。我认为这是一个征兆，说明她准备在我们商定的特定的条件下离开奥委会。
有一个人我一直对他非常尊敬，而且他也一直在支持我，这个人就是时任奥委会第一副主席的亚历山大鲁·西佩尔科。他断言贝尔里欧斯女士在被我警告以后，事情会发生改变。因此他提议执委会对她的职责予以具体限制。
最终，我们贝尔里欧斯女士达成协议，虽然时间很快就证明这一切毫无用处。争斗并没有停止，冲突仍然像以前一样在继续。时间过得很快，洛杉矶奥运会近在眼前，因此我决定等到1984年夏奥会结束后，再向执委会提出她的革职问题。我确实这样做了，那是1985年6月在柏林，我经过仔细考虑向执委会提出免去她的职务。最终达成了弃用她的协议，但这也是在当时来说以非常高的经济条件为代价的。这些条件由三位执委会成员共同商定，他们是德国人拜茨（一个在他的国家声名显赫的人物）、比利时梅罗德亲王以及罗马尼亚人西佩尔科。同时，我们决定任命雷蒙德·加夫内为国际奥委会总干事。最初采取的一系列决定旨在调整那些不愿忠心为奥运服务的人。新上任的总干事很快就表现出正直的工作作风，这无疑是秉承了他担任瑞士军队陆军上校的职业特性。
从那时起，我才感觉到自己真正成为国际奥委会的主席了，而且执委会也变成了这一组织中最为重要的机构。我要特别指出的是，非常感谢雷蒙德·加内夫先生，在那关键时刻所做出的一切，他应该接受来自奥林匹克尤其是我本人的深深的谢意。
同时在1985年夏，弗朗苏瓦瑟·兹韦伊夫尔女士被任命为国际奥委会秘书长。毫无疑问，她是在我工作过程中对我帮助最大的人之一。她的干练表现在许多方面。我还要补充强调一下她的个人魅力，或许在我认识的人中再没有人比她更有亲和力了。国际奥委会的每一个成员都对她钦佩不已，特别是那些遇到困难的人，他们知道从她那无比的仁爱和非凡的工作能力中可以找到解决的方法。 我从一开始就感受到，除上述莫尼克·贝尔里欧斯女士的问题之外，另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好各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我遇到了难题，这就是各国际单项联合会与国际奥委会越来越分离，人们对各个国家奥委会的误解以及对他们到底该起什么作用全然不知。
但此时不是抱怨的时候，而是应该立刻行动起来。我认为一个世界奥协，从许多方面讲，工作效率都不会很高，而把职能分给五个大洲，成立各洲奥协，情况就会好多了。欧洲已经有了这样的机构，而在非洲则由我主持在多哥的洛美建立了一个非洲奥委会协会。这是一项艰难的工作，为了使议题得以进展，我不得不竭尽全力。一开始，我们在停止尼日利亚人亚布拉罕·奥尔迪亚的非洲最高体育理事会主席职务的工作上遇到了许多麻烦，然而最终我们还是使事态向利的方向发展。
1981年6月28日我终身难忘，因为在我环球飞行的几百万公里中，从洛美到马德里是我经历过的最不可思议的一次旅行。当我们已飞上蓝天，马里奥·巴斯克斯私人飞机的驾驶员才发现飞机的起落架没有收好，因此不得不低空飞行，这耗费了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