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林匹克回忆-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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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我主持的十届奥运会2000年悉尼夏奥会
悉尼奥运会是我主持的最后一届奥运会。在经历过亚特兰大那次多事的奥运会后，一切都变得充满了挑战。获得2000年奥运会举办权的城市是在1994年蒙特卡洛会议上决定的。由于汇集了许多著名的城市，那真是一场激烈的竞争：柏林（德国）、曼彻斯特（英国）、北京（中国），伊斯坦布尔（土耳其）和悉尼（澳大利亚）。这次会议的投票结果是非常有争议的，因为悉尼只以两票之差险胜北京。如果有一票改变立场的话就会变成平局。这样，决定性的一票就要由主席来投。在我必须投票之前，我把一切都想好了。首先要重新举行投票，我也参加。在我任职期间，我从未参加过投票。虽然我将投票，但我决定投空白票。如果第二轮还是平局的话，我会要求休会15分钟，并用这段时间开一个紧急会议来了解执行委员会的成员赞成两个城市中的哪一个，我的票要尊重执行委员会委员们的意见。但是幸好没有采用这一复杂的战略。悉尼赢了，一直被大家看好的城市北京的反应就是放弃参加2004年奥运会举办权的竞争，雅典获得了举办权。2001年在莫斯科，北京终于实现了举办2008年奥运会的愿望。2008年北京将成为名副其实的奥运主办城市，奥运会将第三次光临亚洲。
这就是事情的经过，有什么好否认的呢？在筹办过程中我们面对很多猜疑。应该承认，奥运会本身就很复杂，由于澳大利亚媒体的捣乱，事情变得更复杂。悉尼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以及洛桑与悉尼友好关系的建立，关键在于雅克·罗格博士的努力。他被委任为协调委员会的主席，他为筹备工作做出了很大贡献。有时，人们容易忽略这些情况，致使它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有许多事情要操心，要花许多时间去跟踪组织委员会的工作，同传媒联系，要保持洛桑和举办城市的线路尽可能畅通。而且这样的职责、任务是非常累人的。不妨举一个例子加以说明：从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到悉尼都要坐至少30个小时的飞机，还要转机两次。试想一下，在筹备奥运期间，10次、15次的往返旅行要花多少时间，消耗多少体力！这还不包括其他的麻烦，比如要放弃自己的职业，离开自己的家庭等等。我觉得有些时候，体育组织的领导人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他们大公无私地奉献，得不到任何经济补偿。雅克·罗格的工作如此出色，以至于1997年雅典获得举办权时，我毫不犹豫地决定再让他做一次牺牲：仍旧出任协调委员会主席，因为他在悉尼奥运会积累的经验对雅典奥运会前的准备工作非常有用。我们大家都知道，雅典的筹备工作是不会轻松的。就像我说过的，澳大利亚的媒体始终持批评态度，为此，我们将原定于盐湖城举行的2000年国际奥委会的协调委员会会议改在悉尼召开，想借此来改善同澳大利亚媒体的关系。我想这个目标达到了。我访问了澳大利亚的主要报刊和电视台，并通过它们发出了明确的信息，即关于执行委员会和我的奢侈生活的指责纯属传奇，或者说是谎话，而这一切都是一个英国记者所为，很多年来他一直利用这些骗人的话企图破坏国际奥委会的名声。虽然他不断对我们进行挑衅，但面对他的攻击，我们的组织一天比一天强大。他的谎话越说越夸张，我们一直都在反抗，事实上我们丝毫无损。据我所知，他因制造谎言两次被判有罪：一次，在洛桑法院；另一次，在悉尼法院。然而那时在悉尼，他的攻击受到了某种程度的欢迎。正是因为这样，我们决定迎难而上，正视这一问题。同澳大利亚传媒的接触成为我们之间关系解冻的开始，并拉开了历史上最成功的奥运会的序幕。在洛桑饭店的房间里，我一边健身一边接受采访。我有每天早上锻炼身体的习惯。记者以大幅标题长篇报道，给澳大利亚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像我这么大年纪的人还如此注意锻炼身体，他们认为我是一个严于律己并为体育献身的典范。火炬传递是非常值得一提的，它传遍了澳大利亚的每一块土地，这是一个充满了喜悦和快乐的行程：穿过沙漠再到水下珊瑚礁，圣火传递仪式点燃了向来热爱体育的每一个澳大利亚人心中的火焰。火炬传递仪式展现了澳大利亚历届奥运冠军：贝蒂·库斯伯特，1956年墨尔本奥运会的短跑女王，她手持火炬，坐在轮椅上，奥运冠军雷莱内·博伊尔推着她进了会场；下一个传递者是道恩·弗雷泽，1956年在墨尔本、1960年在罗马、1964年在东京，三届奥运会游泳金牌得主；雪莉·斯特里克兰德…德拉亨特；1958年伦敦、1952年赫尔辛基、1956年墨尔本三届奥运金牌得主；第四个接力者是夏内·古尔德，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游泳金牌得主，她将火炬传给了德比·弗林托夫…金，1998年汉城奥运会400米栏的金牌得主。下一个接过火炬的是土著赛跑运动员凯茜·弗尔曼。这里有很多象征性的东西：第一个传递者（采取火种者，译注）在乌鲁鲁，最后的传递者在澳大利亚本土，两人都是土著运动员——诺娃·皮雷斯…克内博内（亚特兰大曲棍球冠军）和凯茜·弗尔曼。点火仪式是在水中举行的，体现了水对澳大利亚的重要性，真让人佩服。奥运会进展得很好，从一开始就很顺利。在这里我想特别提一下为奥运会成功做出重大贡献的四万名志愿者：他们不遗余力地为所有人服务。但是，我觉得年龄大的志愿者比年轻的志愿者更努力，他们对工作更专注，更有献身精神，他们认为自己的工作是在为他们的国家服务。而那些年轻的志愿者可能有同样的想法，然而对他们来说，志愿工作更像一种冒险，他们觉得也应该享受奥运会。
国际奥委会在悉尼举行的许多会议具有历史意义。在这些会议中，有许多“2000年委员会”提出并获通过的建议付诸实践。在这些议案的指导下，我们的组织一天天在改变，变得更加开放、更加现代化、更加与时俱进。在这些会议上，我们首次使用了电子投票程序，如果没有这套程序，要进行四十多次投票是很难操作的，因为要对《奥林匹克宪章》进行修改，必须这么做。现在全世界都用电子投票，但我们的系统具有移动性，跟我们一起移动。如今要是没有这套系统，要想组织国际奥委会的会议是很困难的。这要感谢国际奥委会谢瑞·斯普兰格主任，是我委托他进行此项改革的。他把这项任务交给了一家洛桑的小公司。该公司拥有非常先进的技术，如今已是这种器材的全球供应商。在悉尼，除了直接选举运动员代表进“运动员委员会”外，还选举了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的代表及各国家奥委会的代表进执行委员会。将国际奥委会改变成奥林匹克运动的愿望成为现实。如今，国际奥委会已经不再是奥林匹克运动的一部分，而是奥林匹克运动本身，它由第四部分成员——现役运动员与原来三部分成员（国际奥委会、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和各国奥委会）构成。我献身奥运事业的伟大目标就是要联合所有的人，如今已经实现了。团结就意味着更强大。从任何危机中，都要吸取积极的东西。经历过危机的考验，我们的组织更加顺应当今潮流。如今的国际奥委会和奥林匹克运动是一回事。在忙忙碌碌中，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消逝。我感到，这届奥运会毫无疑问是历史上最好的，我在奥运会闭幕式上也是这样对全体澳大利亚人说的。澳大利亚人都感到很幸福，为什么不承认呢？我对已经完成的工作也很满意，因为这也是我担任主席工作的圆满结束。在悉尼，又一次打响了体育界反兴奋剂的战役。我经常说，反兴奋剂是一场持久战，要一个战役一个战役地打赢。在悉尼，斗争的对象是EPO，一种新的违禁药品，它可以刺激红血球的生成，从而增强人体的充氧能力。EPO是非常危险的药品（实际上，所有的药物都有或多或少的毒性）。服用这种兴奋剂的后果非常严重，可以造成心脏病，很可能导致死亡。在悉尼，国际奥委会的医务委员会进行了2700例违禁药的检查，其中300例要进行尿检和血检，专门对付EPO。由国际奥委会创建并提供保护和资金的世界反兴奋剂组织（WADA）最终赢得了各国政府的支持，指派了独立观察员，实现了对违禁药的控制。面对这个什么都容易被忘记的状况，我觉得有必要说一下，建立WADA是我的主意，是我在基利的车上想出来的。他（基利）是国际奥委会委员，是组织环法自行车赛的公司董事。我的提议于1999年国际奥委会洛桑会议上被通过。我认为，要想在反兴奋剂的斗争中取得胜利，体育部门就要建立同政府和政治组织的紧密合作关系。整个悉尼城生活在奥运的氛围中。这届奥运会会标集中了所有澳大利亚的传统要素：整个轮廓是一个运动员的形象，身上涂着澳大利亚的传统颜色：有飞镖，有太阳和沙漠的影子，还有悉尼的港湾和沙滩。奥林匹克的火焰就是悉尼歌剧院的轮廓。在无边的海湾和巨大的悉尼港大铁桥上方是巨大的奥运五环，这是世界上体育团结、友爱的象征。悉尼创造了一项记录：199个参赛国，10720名运动员，其中男运动员6616名，女运动员4108名。共有18类300项比赛。在我记忆中留下深刻印象的片断有：朝鲜和韩国的代表团在同一面旗帜下走进奥林匹克会场；东帝汶的4名运动员在“奥林匹克个体运动员IOA”的旗帜下列队行进，他们不再代表印度尼西亚比赛了；女子现代五项运动首次比赛；铁人三项及跆拳道被正式列为奥运会项目……
关于体育比赛的主要情况总结如下：400米短跑金牌得主美国人迈克尔·约翰逊；100米和200米双料冠军马瑞龙·琼斯；土著运动员凯西·弗里曼，真正的当地女英雄，她点燃了圣火，夺得400米短跑冠军后，披着澳大利亚国旗和土著旗帜绕场一周；英国人斯蒂文·雷德格雷夫连续夺得五届奥运会冠军；沙滩排球火爆；索普在游泳比赛中称雄。我还要提几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越南从1980年参加奥运会以来，在跆拳道项目上获得了第一块奖牌。有些国家比如印度、斯里兰卡和哥伦比亚的女运动员第一次站在领奖台上，这是对推动不发达国家的妇女参加体育运动的政策的支持。
第六章 21世纪的国际奥委会21世纪的国际奥委会（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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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危机1997年，在洛桑市举行的年会上，我再次参加了竞选并成功连任，这也是我最后一次连任。早在1989年，我获得一致通过，连任成功。我的一些朋友曾经建议我，应利用好1996年亚特兰大举办的奥运会百年庆典活动，为自己在奥委会的工作圆满地画上一个句号。而另一些人却鼓励我继续坚持下去，完成那些长久以来悬而未决的、旨在对国际奥委会机构进行改革的一系列方案。我不得不承认，完成改革的目标确实吸引着我，并且对我个人而言，也是一大挑战：我诚挚地希望21世纪的国际奥委会是个更开放、更现代化、更透明、更接近大众的组织。
总而言之，是焕然一新的。国际奥委会的委员们深知我的意图：积极推动将新鲜血液注入到有所僵化的奥林匹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