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与她的卫士长-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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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从那天起，宋庆龄拿定了主意，由她从每月的工资中再扣出一部分，正式开始抚养两个孩子，并直到她们完成学业、踏上工作岗位。
这时，瘫痪在床的刚满四十岁的隋学芳，已凭着他年轻的生命活力，顽强地从床上站起来了，并能拄着拐杖蹒跚走路了。他同样时常在心中思念着宋庆龄，思念着曾贡献出了自己全部青春的工作岗位，在听说宋庆龄回上海家中时，他曾有几次拄着拐杖，艰难地前往淮海中路1843号，想与宋庆龄见上一面，和宋庆龄说说自己的心里话。可是，不知为什么，他明知宋庆龄在楼上，但就是不肯接见他，使他心中好伤感。
这个谜底，当时，廖梦醒与沈粹缜等几位宋庆龄的挚友最清楚。因为宋庆龄在1970年1月25日写给廖梦醒的信中，明白无误地袒露了她不肯接见隋学芳的心事：
“我从没见到过隋学芳，虽然他来过几次，因为我不能忍受目睹一个年轻人成了离不开双拐的残疾者。但我见到了他的孩子们，她们长得好快。永清已经比我高了，穿着男人尺码的鞋子。她的脚真见长，吓了我一跳！她说，她穿的是她的母亲的鞋，但她母亲的裤子她不能穿了，太短，要不她也会穿上的！”
外人还以为宋庆龄不肯接见隋学芳，是因为她讨厌隋学芳，实际上，她把对隋学芳的关怀，都转移到了他两个女儿的身上了。她之所以不愿意接见隋学芳，实在是不忍看一个才四十出头、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就此成了一个残疾人。
从此，隋家两姐妹就成了宋庆龄家中特殊的常客，到后来，她们干脆定居在宋庆龄的身边、接受老太太的抚养了。也是真的有缘，宋庆龄对隋家两姐妹也非常喜欢，这不仅仅是隋永清从小就长得与她相像的缘故，还有永清能歌善舞、美丽可爱，而永洁聪明好学、乖巧懂事的缘故。
有关隋家两姐妹长期住在宋庆龄身边的故事，凡和宋庆龄过从甚密的好朋友，都能从平时与宋庆龄的接触与交往中略见一斑，甚至还能从宋庆龄给他们的信中得知一二。可见，宋庆龄对隋家两姐妹的喜爱之深。
刚柔相济刚柔相济（4）
1960年，一个才四岁、一个才两岁的隋家两姐妹，就已经依偎在宋庆龄身边，给老太太单调孤寂的晚年生活带来了许多乐趣。有时，家里来了客人，宋庆龄就请永清为客人唱歌、跳舞、弹钢琴。好几次，周恩来来后海做客时，还高兴地用左右手牵着两姐妹的小手，带她们去花园散步，希望她们长大后成为有用之才。周恩来的随行摄影师用手中的相机，留下了这永恒的瞬间。
宋庆龄在1960年4月26日写给李丽莲、张淑义两位的信中也写道：“另附上隋学芳同志的小女隋永洁（五个月时拍的）照片一张。我认为这张照片很好，谁看了都会喜欢的。因此，我建议这张照片是否能在六一国际儿童节时，作为《中国妇女》的封面或插图刊登。请你们和《中国妇女》杂志社商量一下。”字里行间，毫不掩饰地流露出了宋庆龄对这两个小女孩的喜爱之情。
十年动乱开始了，隋家两姐妹不能正常上学读书了，隋永洁甚至连上中学的机会也没有。宋庆龄就在家中，利用她娴熟的英文，亲自教授永洁学习英语，学习最基础的文化课。两个孩子偶感风寒，宋庆龄还冒着被人认出来围观的风险，亲自带着她们到国际和平妇幼医院去看病、取药。
靳山旺从江西归来看望宋庆龄时，形势已有所好转，永清与永洁已恢复了正常上学读书的生活，而且宋庆龄已根据她们的特长，安排她们学习将来可以立足谋生的专业技术。宋庆龄1974年8月26日给王安娜的信中，就已提到了这事：
“……站在我后面的两个女孩叫永清和永洁，正在学医和芭蕾舞。两个姑娘很有趣，父母在上海。我喜欢与她们在一起度周末。”
在宋庆龄1975年3月30日致沈粹缜的信中也写道：
“……永清及永洁每星期来，住在我处。前晚和永清去看《万水千山》话剧，永清在那剧中表演。”
如果说宋庆龄对隋家姐妹的爱是从隋学芳的不幸上转移而来的话，那么，她对靳山旺这门“大炮”的感情，却是直接而又特别亲切的，这可以从靳山旺1973年无辜受牵连被“打倒在地”、“发配江西”时得到证明。
1973年春天，正值事业巅峰的靳山旺突然遭到闷头一棍，使他一下子从一个中央办公厅政治部党委书记跌落为被监督劳动的对象，这场泼天大祸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
这场莫名降临到靳山旺头上的飞来横祸，要从1970年的庐山会议说起。
中国共产党的九届二中会议是1970年8月23日在庐山召开的，原在开幕式上没有安排林彪讲话，但林彪突然抢先发言，为设国家主席大造声势。陈伯达打印和分发马克思、列宁论天才的语录。林彪、陈伯达在会议上坚持要设国家主席，毛泽东坚决不同意。汪东兴在华北组有个发言，也同意陈伯达设国家主席的报告；而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的少将王良恩，也在东北组作了个同意设国家主席的讲话。
这份著名的六号简报很快让毛泽东看到了，毛泽东立即把汪东兴叫过去，神情严肃地劈头就问：“看到六号简报了吗？”
“看到了。”当时，汪东兴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毛泽东接着说道：“他们讲六号简报影响很大。”并严厉批评了汪东兴，责令他在大会上作检讨。汪东兴为此向党中央作了检讨，毛泽东还把那份六号简报定性为“反革命的六号简报”。
九届二中全会上出现的政治斗争，在中央办公厅内部引起了震动，特别是在“九·一三”林彪出逃坠机事件后，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王良恩的自杀，是发生在中央办公厅内部的一件大事，也是“文革”中一件不寻常的事。
1973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召开党委扩大会议时，责令王良恩就庐山会议上同意设立国家主席的发言与六号简报作检查。因为王良恩在庐山会议期间主持着会议记录和简报的编辑工作。
当时，身为中共中央办公厅政治部党委书记的靳山旺，也参加了此会。会议一共开了五天，有人揭发王良恩反对江青、康生。汪东兴就此作了检讨，但他始终说这个六号简报登了他的发言，却没有在印发前经他本人看过，而且把一些不是他说的话拉在他的头上。于是，一手遮天的江青大笔一挥，在批判王良恩的简报上作出了“他危害党中央，危害毛主席，在中央办公厅落井下石，陷害汪东兴，企图篡夺党的机要大权”的批示。江青的批示使王良恩不再属于“受蒙蔽上当”的角色，而是“荣升”为“林彪的死党”。
在江青作出批示的第二天，王良恩便在住宅里的卫生间上吊自杀了，可怜他才年仅五十四岁！
在批判和揭发王良恩的时候，由于靳山旺没有参加庐山会议，所以，他始终没有发言。于是，专案组一伙人就认为靳山旺是为王良恩出谋划策、篡党夺权大做舆论准备的狗头军师，对王良恩设国家主席的建议“百依百顺”，对靳山旺进行了为期五个月的“揭发批判”。就这样，靳山旺无辜受牵连，被打发到江西去劳动改造了。当时，靳山旺痔疮严重发作，连大肠都露出来了。他向办案人员提出要求，能否推迟发配江西的行程，容他治愈后再走，可恨的那一伙人冷酷无情，根本不予理睬。
1973年那个寒气逼人的春季里，靳山旺忍痛挥别了妻子儿女，离开了北京魏家胡同15号，单身一人去了江西。
1973年到1978年，靳山旺在江西省进贤县中央办公厅“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了整六年！典型的“打倒”与“落难”了。
然而，就在靳山旺处于风雨飘摇的关键时刻，宋庆龄根本不怕受牵连，一如既往地写信给他呢！
“大炮”同志：
谢谢你的信，昨天才收到的。因会（为）我去年11月回上海来试打血管针，在1971年我发高烧，一个女大夫就给我服了24粒的过敏性药片，使我两年痒得不能好好工作，每天要擦油膏，吃药都不能彻底治好这病，虽然看了许多医生。我吃尽了痒痒的痛苦！后来我决定回上海打血管针，让体内的余毒都排出。这种针每天要打2小时半，现在刚打了一个疗程。皮肤虽然有些好转，但须（需）要休息。针都打在两只手背上，所以筋都肿了，不能多写字。
请愿（原）谅。
希望你一家都健康，新年快乐！
等我好些再给你信。
林泰
1973年1月1日
是的，还有谁比宋庆龄更了解靳山旺的呢？出身贫农、对革命赤胆忠心、对毛泽东与共产党无限忠诚的靳山旺，是决不会做出什么反党的大逆不道的事来的。
刚柔相济刚柔相济（5）
宋庆龄绝对相信这门正直无邪的“大炮”，她只为靳山旺发配江西后，他的一家老小怎么办而发愁。当时，靳山旺的两个孩子还都齐桌沿高呢，他的第三个小儿子靳卫平还在襁褓之中呢！
宋庆龄为靳山旺一家的处境深深担忧着。
好在靳山旺的儿子靳利平已是十五岁的少年了，他已初识文墨，能应宋庆龄的要求，不时把北京家中的情况写信告诉宋奶奶了。
宋庆龄尽自己最大的力量帮助着靳山旺一家，她不但亲自写信给靳利平，鼓励与安慰他们母子，有时还硬从自己有限的工资中扣出几十元寄去，给予靳山旺经济上的援助。
有时，宋庆龄公务缠身或身体欠佳，来不及回信靳利平，就委托张钰代表她回信：
小靳同志：
你二月六日写的信和附来你弟弟的照片都已收到。
首长近来气管炎发作，健康没有复原，让我们给你写回信。等复原后再自己写信。她知道你爸爸和妈妈的健康情况，表示关心并希望他们早日恢复。
祝你一家春节快乐！
一九七五年二月七日
信尾盖着一枚鲜红的公章，上面是“宋庆龄副委员长住宅秘书室”的字样。
这时，靳山旺正在江西省进贤县中央办公厅的“五七”干校埋头劳动着，接受着这种特殊的肉体惩罚，接受着命运对他的人生所进行的又一次灵魂的洗礼。进贤县离南昌40公里，气温比南昌还高，中午时分，水稻田里的水被太阳晒得烫脚板，温度计放在阳光底下，马上就升到了极限，人们开玩笑说，把玉米饼子贴到墙上都能烤熟了。进贤县的天气还特别怪，一过中午，风就好像被老天爷收起来似的，连轻柔的柳条都纹丝不动。人在无风的闷热中就像在蒸笼中一样，
靳山旺在江西农村“劳动改造”时的留影即使是躺在床上不动，汗水仍然浸湿了竹凉席，浸湿了床板，滴淌到地下。哪怕你再困再乏也会把你一次次热醒。在烈日下干活，汗水更是不断地从全身每一个毛孔里往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