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78-无知者无耻-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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俏业钠⑵６以诙钡淖龇ㄊ牵骸拔矣玫蛎鹚械牡普�/尽管我也并不喜欢黑暗”。
“盘峰论争”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提供了一份全面准确的总结，让汉语诗歌的真象大白于天下，它更重要的意义是对于今后的。在作为基本立场的民间性、存在形式的本土化和作为艺术追求的先锋性被确立以后，汉语诗歌在新世纪的道路变得宽广开阔高迈起来。与帮气十足趣味一致非常组织化富于山头主义色彩的“知识分子写作”相比，“民间立场”从来就不是一个宗派和组织，甚至不是一个狭义的艺术流派。它是中国诗人别无选择的存在空间和对自身宿命的积极确认，是具有自由主义艺术家这一特征与禀赋的诗人们的集散地。“知识分子”永难理解为什么作为“民间”重镇的《诗参考》主编中岛会激烈抨击“民间”的另一重镇《1999中国新诗年鉴》。“知识分子”也永难理解在“盘峰论争”之后由“民间”诗人于坚、杨克参与编选的《作家》、《上海文学》“两刊联展”中会没有我、徐江、侯马、韩东、唐欣、宋晓贤、中岛的名字和作品。“民间并非是一个内囿性的自耗场所，虽然它坚持的是文学的绝对标准、绝对价值和绝对意义（在此并无妥协商量的余地），但它的视野应该是开阔的，并不内敛，它的方式是多样的，并不单一，它的活动是广大的，并不狭隘，它的气氛是欢乐的，并不阴郁，它追求的是绝对永恒，并非片刻之欢。”我想不出比韩东更博大而精微的语言来描述这个伟大的“民间”了我们身在其中无意自拔的民间，我们惟一的民间。
在网上写出《诗坛英雄排行榜》的百晓生有两句话曾叫我心跳，他说：我独爱这个江湖，我只心系这一个江湖。这完全是侠士的肝胆剑客的心肠，这完全代表我的拳拳之心。所以我来了，来到这里，在中国民间一个更加广阔的天空下，在无限自由的空气中，在南岳衡山与各路英雄抱拳相认。几年前我在致上海诗人默默的一首诗中曾写到过“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话，今天曾经沧海的我仍然信奉它。不论此次我们在此经历的是外界盛传的“衡山论剑”还是“衡山会盟”，我相信所有来到这里的朋友都会在“同在民间”、“永在民间”的基本事实和永恒立场面前找到一个共同的方向我相信那正是汉语诗歌在新世纪的中国不断前进的方向。
第三部分：“盘峰论争”满意与遗憾
大概是受了《新周刊》这类“盘点专家”的影响，到了去年年末的一天和一位朋友一起绕着大雁塔散步时，也给自己即将过去的一年做了一番“盘点”。做的也还煞是认真。
在似乎是不同寻常的1999，我对自己最满意的一件事是积极参与了“盘峰论剑”并且在论争当中有着自以为出色的表现；而最感遗憾的一件事，则是没有应邀参与《十作家批判书》的写作。两件事都和“骂人”有关，所以在已经过了这么久之后，我还想拿到这里来说。
我写了近二十年的诗，做了不止于二十年的人。而“盘峰论争”正是这样一种考验，是对你几十年来写诗做人究竟到了什么份上的一种考验。一切都好像是突如其来的，你必须在第一时间做出决断，你说你是没有立场的，天生的散仙一个，那有没有利益（有些人不好意思提这个词）渗透其间？就算你不承认有利益这回事，那诗学上的是非判断总还是有的吧？不好意思说出来吗？为什么？怕人以为你是有立场的？怕人以为你站在了对方的立场上？怕得罪了什么人从而伤及了自身的那点利益？说穿了还不就是这些东西。我们都是人，我们并不纯洁，我们也无法纯洁。在那个充满戏剧性的场景当中，你根本没有其它选择而必须表态。我没有背叛自己的艺术立场，我也没有背离自己的价值取向和利益判断，我更没有违背自己做人的基本原则和总体风格，有此前提剩下的便是一场智力游戏。我在一首名叫《峥嵘岁月》的诗中写到了这次论争事件：“我以为今生今世/已经不会遇到/为真理而斗争的事/直到今年四月间/我在北京平谷县/遭遇一小撮知识分子之前”我使用了“真理”一词，其实哪有那么严重？也就是以真理的名义所进行的一场智力游戏。在这场游戏中显然你没有对手表现得更蠢。而且以你之性情将之玩得很真，搞得颇为痛快，先是当面骂再跑到媒体上骂，这样的事一年中能有几件呢？所以我说最满意。说实话我并不关心“盘峰论争”的文化意义（它可能真有意义），而只关心它和我身体之间的关系（它让我真正的痛快了一下）。
《十作家批判书》的策划者暨出版人张小波是我的朋友，他两度邀请我撰写该书的两个章节，都被我推掉了。自己找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就是惧怕小波策划中的“半学术”，实则犯懒。该书出版后，我听到或看到一些所谓的“学者专家”的反应，眼见这帮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家伙居然还能平心静气地说长道短，我就知道“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这反而激发了我的写作热情，可惜已在事后。不当事后诸葛，我不是说我可以比朱大可等优秀的作者写得更好，而是说如果写的话，我的方式会更为彻底，会让那些无聊看客顿然丧失放屁的雅兴。所以说，我是为自己留下了一个不小的遗憾。在这一年中也堪称“之最”。
1999，满意与遗憾，都与“骂人”有关，如此说来我已经丧心病狂了吧？不，不，那只是我身体中的一小点儿需要。
第三部分：“盘峰论争”“人话”终于吐出
我一直以为“知识分子”诗人是不说人话的，他们在自己的作品中不说人话，用的是中国人唱意大利歌剧的那种美声腔调，真是把人恶心死了！而在他们比作品还多的“学术论文”中，总是不厌其烦地罗列：里尔克说了什么，帕斯捷尔纳克又说什么，所以什么。他们从来不说：我说了什么。
我的成见终有被打破的时候，那是在不久前的一天，我在《阅读导刊》上读到了孙文波就“盘峰论争”的一个简短发言，短短三百来字的发言却是说人话的，人味十足的。但这是什么样的“人味”啊！
孙文波说：“要我现在再来谈谈对盘峰诗会的看法，我只能说：没有看法。那些由它所起始的诗歌论争，用我今天的目光看，除了给爱嚼舌头的人提供了一些话题，又能说明什么呢？”
我的疑问是：既然孙文波对“盘峰论争”持这种虚无的态度，那么他干吗还要在论争结束后伙同王家新将“知识分子”一方的论争文字汇编成册出版，并再次盗用“90年代诗歌”的名义？照他的说法，出版的目的不是让更多的人嚼舌头吗？真是人爱掌嘴你拦不住。
孙文波说：“时至今日，我对我写了一些报纸小文很不以为然。我知道，如果盘峰之争发生在今天，我肯定不会说一句话。”
这是反思么？他以为人们会相信他反思的真诚态度么？“盘峰论争”也就是一年前的事，那时的孙文波比现在是小了一岁，但也是成年人啊！他那些“报纸小文”不是他自己写的么？谁逼他了？他现在是看结果悔当初，他不骂人他的平庸就不可能被揭露，难怪连一位“知识分子”的主将也在私下里说：“在盘峰论争之后，孙文波的平庸成了尽人皆知的事。”
孙文波说：“论争，如果论争就能产生诗人，那我们才要嘿嘿一笑了。”
我记得孙文波还在某篇论争文章的结尾处谈到过这么一个意思：让“民间立场”的人去论争吧，他们论争文章写多了就顾不上作品。真是可乐！这完全是高考前那些笨学生的心理。我在一篇文章中说他“哪壶不开提哪壶”就是指他这个以作品平庸著称，靠“知识分子”十年来的学术包装起家的人，却整天口口声声作品作品的，让人颇觉滑稽。王家新说：二十年后再看。看什么？我要没理解错的话，他大概也是指的看作品。他们真以为只有他们才有作品吗？我把话搁这儿：我用我今天的作品和你们今后二十年累积起来的作品比，我今后二十年的作品另有比处（不是你们），就这么着了。
孙文波说了那么多，最后通向哪儿？他这三百来字没有标题但有题眼“我要告诉别人的是：我已忘记那鸡巴毛的论争。”
“鸡巴毛”这就是孙文波的“人话”吗？抑或是“知识分子”所理解的民间语言（以其对付“民间立场”）？“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青年评论家谢有顺引用圣经的话来针对“知识分子”的某些无稽之谈，还不包括“鸡巴毛”之类。而现在，我像一个过路的人，面对路边的这堆垃圾，我的疑惑是：这是从哪个垃圾站运来的？
第三部分：“盘峰论争”什么是阴 什么是暗
去年六月在成都，参加一个“电影与文学”的研讨会。于坚、韩东、朱文也应邀而来，再加上杨黎他们一大帮本地写诗的，挺热闹挺高兴的一次相聚。
有一天四川大学来拉人去搞讲座，我和老于或者是因为善讲或者是因为爱讲而被推出去当代表。讲座结束以后，带我们去讲座的人说有一个人想见我们，但因为此人是东道主杨黎十分讨厌的人，所以最好私下里见。人家既然想见那就见见吧，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们便同意了。
午饭时那人来了，一副赤诚相见的样子。那时“盘峰论剑”刚发生不久，他热心地问起会上的情况，我们就谈了许多，他又表现出一副要主持公道主持正义的样子。
那天的天气非常阴暗，成都的天气似乎日日如此。
我回西安之后的一天晚上忽然接到此人的电话，他说想在成都的《读者报》上组织双方论争的文章，他想请我来组织“民间立场”一方的。我就照办了。文章发出来我有些奇怪和不舒服，我的文章原叫《三段论》，发表时被改成《如此三段论！》，那不成了我自个儿骂自个儿吗？这就是此人的编辑风格和水准吗？我不相信。我知道他是在向什么人透露信息和变相表态。
他在“知识分子绿皮书”里的话是他真正想说的：“伊沙切断了第三代诗歌对平庸腐朽的公众趣味反叛和革命的脉息，而把第三代某些诗人哄闹、阴谋、运动和操作的恶习，以及媚俗甚至同流合污的时髦策略发挥到极至。”
我以为这个人说我什么都可以，这是他作为我的读者的神圣权利。他惟独失去了资格提及的词就是“阴谋”，因为他这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因为我还清楚地记得在去年六月那个成都的阴天里，此人与我频频碰杯，大谈我诗的时代意义是历史无法抹杀的。
此人已是一把年纪的人了，他的年纪是我所不能理解的那种年纪，与一个已逝的时代相关。
第三部分：“盘峰论争”善良的鬼祟之人
去年有两派诗人在一个会上大吵一架，因为也确实涉及到了诗歌内部的一些关键问题，所以诗界称其为“盘峰论争”。不管叫它什么论争，架反正是吵了，和气也伤了，也就是说它是已经发生的事情。而且我有这么一个发现，就是随着
